諸葛亮姓氏

　　蜀漢後主曾經說過:「政在葛氏，祭在寡人。」意思是說，自己只主持祭祀天、地、祖宗等禮儀活動，軍、政、財、文大事統統由姓葛的大臣一手操辦。這裡的葛姓大臣究竟指誰?熟悉三國歷史的讀者都知道，當然是指諸葛亮。那麼，諸葛亮怎麼姓葛?他的複姓作何解釋?

　　諸葛亮祖上姓葛肯定無疑，由單姓變成複姓的原因，《三國誌·諸葛瑾傳》記錄了兩種不同的解釋：

　　其一，諸葛亮祖父諸葛豐曾任過司隸校尉(東漢時，全國行政區劃分為十三個州，因國都建在洛陽和長安，故將關中、晉南、洛陽、豫西一帶稱之為司川或司隸，寓從這裡發號施令，統轄全國之意。司隸校尉主管國都治安和監督百官，治所在今洛陽東北)，致仕後遷居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依當時的社會風氣，名人須照顧到全族人衣食住行。搬遷時，族中人大都相隨。該村原有很多葛姓人家，大概是投靠了同宗。諸葛豐是社會名人，找他的外地人自然就多，打問中，社會下層難免有人不知道，知道的就說:「嗨，村那頭那幾家姓葛的嘛!」「那幾家」是今天的口語，當時的口語是:村那頭諸葛家嘛!諸家是不確定數詞，相當於今天說「諸位女士，諸位先生」。在姓氏的演變過程中，說的人多了，諸葛就成了這幾家新搬遷戶特有的姓氏(《三國誌·諸葛瑾傳》裴松之注)。

　　其二，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時，葛嬰是其重要將領，多有戰功，不幸蒙冤被殺。西漢王朝建立在這次農民大起義的基礎上，當然不會像歷代統治者那樣，誣蔑陳勝、吳廣為賊。相反，對其功績給予了高度肯定，並承擔了相應的善後事宜。漢文帝時，有人提出了葛嬰的冤案，遂給以平反昭雪，追錄其歷史功績，封其孫為諸縣(今山東諸城)侯(侯爵中的第二等，依次為都侯、縣侯、鄉侯、亭侯和沒有采邑之地的關內侯)，因為封地在諸縣，這家遂成為縣內首屈一指的望族，縣名與葛姓就連為一體成為諸葛姓氏。這種習慣在後世姓氏已穩定時有所演變，如袁世凱稱袁項城，李鴻章稱李合肥……籍貫不再作為姓，而是成為名字的借代，借此以示對其尊敬。

　　不管是什麼原因，諸葛一姓在東漢末年終於形成。由於是特殊家族的葛姓轉換，更由於諸葛瑾之子諸葛恪、諸葛亮堂兄弟諸葛誕分別被東吳和曹魏夷滅三族，此兩支僅留諸葛喬、諸葛靚兩人倖免殺戮，所以雖延續了1800多年，中國姓諸葛的人群仍是少之又少。

　　躬耕之地在何處

　　由於諸葛亮是歷史名人，其隱居躬耕之地陸續建立起兩個，一個是襄陽(今湖北襄樊)附近的隆中，一個是南陽(今河南南陽)附近的臥龍崗。兩地文物都有依據，襄陽隆中有《隆中對》作證，既稱《隆中對》，當然是在隆中躬耕。南陽更有自己的依據，而且是兩個。其一是，水鏡先生向劉備推薦諸葛亮時候，曾經說道:「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即臥龍，特指諸葛亮，鳳雛則是指龐統。既然稱臥龍，當然是在臥龍崗，崗因人得名。其二是，諸葛亮在《出師表》稱:「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聽聽，諸葛亮親手所寫，白紙黑字留傳於世，焉能有錯?理所當然，躬耕之地在南陽臥龍崗無疑。

　　兩地都言之鑿鑿，皆不容有它，但諸葛亮沒有分身法，不可能同時躬耕在相距三四百里的兩個地方。顯然，兩個茅廬必定有正誤區別。

　　到了清代，襄陽進士顧嘉衡被任命為南陽知府，襄陽、南陽人都要他對此明確表態。這是個兩為其難的棘手事情，家鄉要回，地方官要當，一語不慎，不是得罪了這邊，就是得罪了那邊，而得罪哪邊都吃不消。左右為難中，圓滑世故的顧嘉衡寫了一副對聯: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這副對聯，如今就刻於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內。模稜兩可、兩不得罪的答案使知府大人全身而退，但疑案依然。

　　中國人大都熟悉《三國演義》，難免有人想從這部小說中得到正確答案。遺憾的是，羅貫中先生又將兩地混淆起來，在第三十六回中，有三次提到前矛後盾的諸葛亮隱居之處。一處說:「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一處說劉備「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另一處又說徐庶怕諸葛亮不肯出山，「遂乘馬直至臥龍崗下，入見孔明」，為劉備說情。

　　不管是什麼原因，諸葛一姓在東漢末年終於形成。由於是特殊家族的葛姓轉換，更由於諸葛瑾之子諸葛恪、諸葛亮堂兄弟諸葛誕分別被東吳和曹魏夷滅三族，此兩支僅留諸葛喬、諸葛靚兩人倖免殺戮，所以雖延續了1800多年，中國姓諸葛的人群仍是少之又少。

　　躬耕之地在何處

　　由於諸葛亮是歷史名人，其隱居躬耕之地陸續建立起兩個，一個是襄陽(今湖北襄樊)附近的隆中，一個是南陽(今河南南陽)附近的臥龍崗。兩地文物都有依據，襄陽隆中有《隆中對》作證，既稱《隆中對》，當然是在隆中躬耕。南陽更有自己的依據，而且是兩個。其一是，水鏡先生向劉備推薦諸葛亮時候，曾經說道:「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即臥龍，特指諸葛亮，鳳雛則是指龐統。既然稱臥龍，當然是在臥龍崗，崗因人得名。其二是，諸葛亮在《出師表》稱:「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聽聽，諸葛亮親手所寫，白紙黑字留傳於世，焉能有錯?理所當然，躬耕之地在南陽臥龍崗無疑。

　　兩地都言之鑿鑿，皆不容有它，但諸葛亮沒有分身法，不可能同時躬耕在相距三四百里的兩個地方。顯然，兩個茅廬必定有正誤區別。

　　到了清代，襄陽進士顧嘉衡被任命為南陽知府，襄陽、南陽人都要他對此明確表態。這是個兩為其難的棘手事情，家鄉要回，地方官要當，一語不慎，不是得罪了這邊，就是得罪了那邊，而得罪哪邊都吃不消。左右為難中，圓滑世故的顧嘉衡寫了一副對聯: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這副對聯，如今就刻於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內。模稜兩可、兩不得罪的答案使知府大人全身而退，但疑案依然。

　　中國人大都熟悉《三國演義》，難免有人想從這部小說中得到正確答案。遺憾的是，羅貫中先生又將兩地混淆起來，在第三十六回中，有三次提到前矛後盾的諸葛亮隱居之處。一處說:「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一處說劉備「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另一處又說徐庶怕諸葛亮不肯出山，「遂乘馬直至臥龍崗下，入見孔明」，為劉備說情。

　　其實，這個問題歷史上早已廓清，只是後人少有熟悉史書《三國誌》者，故而爭論著不該爭論的問題。準確地說，隆中在今天襄樊西邊13公里的峴山東麓。諸葛亮所謂的「躬耕於南陽」，原說的是大地理概念，相當於你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西安一樣，沒必要再說長安區某某鄉。當時荊州(治所在襄陽)下轄七郡，南陽郡是其一郡;南陽郡下轄37縣，西南方鄧縣是其一縣，隆中在鄧縣地界。所以說，諸葛亮說「躬耕於南陽」並沒有說錯，不在南陽臥龍崗而在襄陽隆中的結論也沒有錯判。東晉習鑿齒進行了考證，他在《漢晉春秋》一書中明確指出:「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南北朝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也肯定了這一說法。再推論一下，諸葛亮有無可能躬耕於南陽臥龍崗?

　　當時，佔領南陽的張繡已投降曹操，換言之，這裡是曹軍防區;而襄陽是劉表地盤，兩地相距三四百里。劉表收容劉備後，因憚其「梟雄」特徵，不敢放在自己身邊，就派他到襄陽與南陽之間的新野駐屯，目的很明確，利用他遏阻曹軍。劉備曾投降曹操復又反叛，並奪取其大後方徐州，曹操對他恨之入骨。故此，曹操在與袁紹的官渡之戰正為激烈時，仍抽調部隊擊敗劉備奪回徐州。劉備狼奔豕突中投降袁紹，又借口為之聯絡劉表共擊曹操而到了荊州。套一句現代話，劉備是曹操通緝的在逃要犯，他敢隻身去南陽三顧茅廬嗎?這如同投羊於虎，有去無回。如果帶兵去，則難免會發生戰爭，以劉備微弱的兵力，斷不敢冒這個險。更何況，兩地之間並沒有發生遭遇戰之類的記載。再說，如果諸葛亮遠在南陽臥龍崗躬耕，在信息閉塞的東漢末年，兩地相距三四百里，襄陽名士司馬徽斷無法知道諸葛亮;即使知道也只能對劉備說「彼間自有伏龍」，而不能說「此間自有伏龍」。

　　顯然，臥龍崗躬耕一說不能成立。但南陽臥龍岡已存在了幾百年，並有豐厚的文化沉澱，當然就有其繼續存在的理由，後人沒必要揚彼抑此。

　　諸葛亮怎樣到襄陽的

　　陳壽在《三國誌·諸葛亮傳》中說諸葛亮早孤，其叔父諸葛玄赴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一職時，帶了他與弟弟諸葛均一同南下。後來漢王朝派朱皓接任豫章太守，諸葛玄在離職之後，帶著兩個侄兒前往荊州投靠老朋友劉表，諸葛玄死後，諸葛亮與其弟均「躬耕隴畝」。

　　《獻帝春秋》中說法與此截然不同。該書記載，豫章太守周術病死於任所，劉表上奏朝廷推薦諸葛玄繼任。由於豫章郡屬揚州轄區，是袁術的地盤，大概是得到袁術的首肯，批文未下來就造成既成事實。但漢王朝不予承認，而改任朱皓。朱皓從揚州刺史劉繇處借兵打進豫章，諸葛玄兵敗後退入西城，西城民眾群起造反將他殺了，並把首級送給劉繇。

　　仔細分析，後一說更接近事實。如果諸葛玄去荊州投靠老朋友劉表，自會受重用，而陳壽隻字未提其任職。諸葛亮要進入荊襄的上流社會，曾經使盡了渾身解數，以至於不惜迎娶黃承彥膝下面黑髮黃的醜女子作為妻室，通過岳父的引薦，才在上流社會有了名聲，並結交了徐庶、龐統、石韜、孟公威、崔州平等社會名流。然而因甚不匹配的政治婚姻，使諸葛亮在荊襄一帶留下了諸多話柄，人們編出歌謠加以奚落:「莫學孔明擇婦，正應阿承醜女。」如果諸葛玄去了荊州，那麼諸葛亮進入荊襄上流社會豈不是易如反掌，焉用迂迴?叔父被殺於豫章西城一事，對諸葛亮來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不願意提及;陳壽的史料，來源於諸葛亮口述，他語焉不詳，陳壽只能照錄而已。《獻帝春秋》的記載來之於史官，史官資料來之於劉繇、朱皓等人的奏章，所以能敘述出具體細節。由是觀之，後一說更接近歷史事實。

　　諸葛亮怎樣到襄陽的

　　陳壽在《三國誌·諸葛亮傳》中說諸葛亮早孤，其叔父諸葛玄赴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一職時，帶了他與弟弟諸葛均一同南下。後來漢王朝派朱皓接任豫章太守，諸葛玄在離職之後，帶著兩個侄兒前往荊州投靠老朋友劉表，諸葛玄死後，諸葛亮與其弟均「躬耕隴畝」。

　　《獻帝春秋》中說法與此截然不同。該書記載，豫章太守周術病死於任所，劉表上奏朝廷推薦諸葛玄繼任。由於豫章郡屬揚州轄區，是袁術的地盤，大概是得到袁術的首肯，批文未下來就造成既成事實。但漢王朝不予承認，而改任朱皓。朱皓從揚州刺史劉繇處借兵打進豫章，諸葛玄兵敗後退入西城，西城民眾群起造反將他殺了，並把首級送給劉繇。

　　仔細分析，後一說更接近事實。如果諸葛玄去荊州投靠老朋友劉表，自會受重用，而陳壽隻字未提其任職。諸葛亮要進入荊襄的上流社會，曾經使盡了渾身解數，以至於不惜迎娶黃承彥膝下面黑髮黃的醜女子作為妻室，通過岳父的引薦，才在上流社會有了名聲，並結交了徐庶、龐統、石韜、孟公威、崔州平等社會名流。然而因甚不匹配的政治婚姻，使諸葛亮在荊襄一帶留下了諸多話柄，人們編出歌謠加以奚落:「莫學孔明擇婦，正應阿承醜女。」如果諸葛玄去了荊州，那麼諸葛亮進入荊襄上流社會豈不是易如反掌，焉用迂迴?叔父被殺於豫章西城一事，對諸葛亮來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不願意提及;陳壽的史料，來源於諸葛亮口述，他語焉不詳，陳壽只能照錄而已。《獻帝春秋》的記載來之於史官，史官資料來之於劉繇、朱皓等人的奏章，所以能敘述出具體細節。由是觀之，後一說更接近歷史事實。

　　是三顧還是自己投奔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世公認的三顧茅廬，蓋源於此。

　　但是歷史上還有另外一說，即劉備屯兵樊城時(司令部紮在這裡，軍隊屯駐於新野)，曹操剛統一北方，諸葛亮知道，荊州是下一個目標，而劉表性格猶豫，不懂軍事，故而特去找劉備。劉備同諸葛亮素無交往，且見他年輕，故以普通讀書人看待，並不經意。在其他人走後，諸葛亮獨自留了下來，劉備也不聞不問，只在那裡編犛牛尾巴。諸葛亮問:「您是要實現遠大志向，還是僅滿足於編織牛尾?」劉備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簡單，扔下牛尾巴答道:「這是啥話，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憂愁而已!」接下來，在一問一答中，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對》的制勝方略。這段內容載之於《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內容。

　　在這裡，三顧茅廬與自己投奔兩說又對立起來，到底哪一說才是事實?

　　現在看來，難分真偽，理由如下:

　　第一，蜀漢政權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沒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資料供史家查詢，諸葛亮是當事人，他的敘述似乎應該更可靠一些。然而這又是孤證，另一當事人劉備並沒有留下三顧的證據。

　　第二，曹魏政權是東漢政權「禪讓」的結果，它比較穩定，也有相應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與《九州春秋》成書前，同其他史書一樣，都有個史料收集的過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韜、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處做官，他們的回憶錄或談話，必然存在於當時，因此才能將諸葛亮自己投奔的過程說得繪聲繪色，以致微小細節都不遺漏。然而，那三人畢竟只是局外人，他們的敘述大多也是聽說而來的。

　　第三，劉備不高看諸葛亮而自結牛尾，同《襄陽記》又發生矛盾。以此書記述，劉備訪問荊襄名士司馬徽(即水鏡先生)時，司馬徽曾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當劉備詢問是誰時，他回答說:「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以此觀之，諸葛亮找上門投靠劉備就難成立。然而《襄陽記》擁劉的政治傾向過於明顯，作可信史料尚得謹慎。綜合上述三點，在難以斷定的情況下，不如像為《三國誌》作注的裴松之那樣，將胸懷放廣闊一些，讓兩個都有依據的史料共存一爐，別作武斷式砍伐。

　　如果是三顧茅廬，那麼，它就是諸葛亮與徐庶合演的雙簧，但諸葛亮不肯「廉價出售」，須抬高身份以便於才盡其用。徐庶投奔劉備後，得到劉備的器重，進而推薦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這當然是得到諸葛亮同意之後才推薦的。如果諸葛亮不願意出山或者未選中劉備，作為好友的徐庶，斷不能造次。在徐庶他們的文化圈子中，還有龐士元、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獨獨推薦諸葛亮而不推薦其他人?當然是他們當時不肯投奔劉備的緣故。劉備說:「君與俱來。」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徐庶投奔劉備，客觀上是在為諸葛亮投石問路。既然諸葛亮已經選中了劉備，當然要同徐庶談及相見的形式，只有諸葛亮不肯沿街叫賣時，徐庶才能傳遞出「可就見，不可屈致」的信息。顯然，這是在抬高價碼。「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當諸葛亮決定投靠劉備時，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並作了充分的應對準備，而前兩次的未曾出來相見，就有了矯揉造作的嫌疑，顯然是在抬高價碼。然而他又謹遵了「事不過三」的古訓，所以在劉備第三次相顧時揭開門簾子走了出來。劉備是否看出了雙簧的把戲，我們已無法得知。但是，劉備獲得了禮賢下士的美名。剛一見面，諸葛亮就和盤托出了驚世駭俗的《隆中對》，他把天下形勢剖析得那樣透徹，把劉備的因應策略和將來的發展宏圖都作了精當的規劃。這當然不是即興之談，而是作了充分準備的結果。諸葛亮要取得劉備的充分信任，就必須一炮打響，讓買家知道物有所值。

　　第二，曹魏政權是東漢政權「禪讓」的結果，它比較穩定，也有相應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與《九州春秋》成書前，同其他史書一樣，都有個史料收集的過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韜、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處做官，他們的回憶錄或談話，必然存在於當時，因此才能將諸葛亮自己投奔的過程說得繪聲繪色，以致微小細節都不遺漏。然而，那三人畢竟只是局外人，他們的敘述大多也是聽說而來的。

　　第三，劉備不高看諸葛亮而自結牛尾，同《襄陽記》又發生矛盾。以此書記述，劉備訪問荊襄名士司馬徽(即水鏡先生)時，司馬徽曾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當劉備詢問是誰時，他回答說:「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以此觀之，諸葛亮找上門投靠劉備就難成立。然而《襄陽記》擁劉的政治傾向過於明顯，作可信史料尚得謹慎。綜合上述三點，在難以斷定的情況下，不如像為《三國誌》作注的裴松之那樣，將胸懷放廣闊一些，讓兩個都有依據的史料共存一爐，別作武斷式砍伐。

　　如果是三顧茅廬，那麼，它就是諸葛亮與徐庶合演的雙簧，但諸葛亮不肯「廉價出售」，須抬高身份以便於才盡其用。徐庶投奔劉備後，得到劉備的器重，進而推薦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這當然是得到諸葛亮同意之後才推薦的。如果諸葛亮不願意出山或者未選中劉備，作為好友的徐庶，斷不能造次。在徐庶他們的文化圈子中，還有龐士元、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獨獨推薦諸葛亮而不推薦其他人?當然是他們當時不肯投奔劉備的緣故。劉備說:「君與俱來。」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徐庶投奔劉備，客觀上是在為諸葛亮投石問路。既然諸葛亮已經選中了劉備，當然要同徐庶談及相見的形式，只有諸葛亮不肯沿街叫賣時，徐庶才能傳遞出「可就見，不可屈致」的信息。顯然，這是在抬高價碼。「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當諸葛亮決定投靠劉備時，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並作了充分的應對準備，而前兩次的未曾出來相見，就有了矯揉造作的嫌疑，顯然是在抬高價碼。然而他又謹遵了「事不過三」的古訓，所以在劉備第三次相顧時揭開門簾子走了出來。劉備是否看出了雙簧的把戲，我們已無法得知。但是，劉備獲得了禮賢下士的美名。剛一見面，諸葛亮就和盤托出了驚世駭俗的《隆中對》，他把天下形勢剖析得那樣透徹，把劉備的因應策略和將來的發展宏圖都作了精當的規劃。這當然不是即興之談，而是作了充分準備的結果。諸葛亮要取得劉備的充分信任，就必須一炮打響，讓買家知道物有所值。

　　是隱跡山林還是以退為進

　　應該說，「躬耕隴畝」是諸葛亮的主動選擇而不是被動順應。之所以選擇隆中過起似隱非隱的生活，除了他在《隆中對》中分析荊州地區的經濟軍事優勢外，在當時，荊州還有三個優勢。第一，它是江南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東漢時江南共分為四州，即交州(今兩廣地區)、荊州、益州和揚州(北半部在長江以北)。交州還十分荒蠻;揚州南部剛剛開發;益州雖開發較早，但隔山阻水，十分封閉;只有荊州當得起中心的責任。第二，由於交通便利和商業交往的頻繁，荊州的信息量遠大於其他地區，身處荊州首府襄陽，最容易把握全國政治、軍事變化的脈搏。第三，在軍閥混戰中，幽州、并州、青州、兗州、徐州、揚州、涼州、冀州、豫州等九州都陷入長期的戰亂之中，荊州是少有的幾個未曾波及的地區之一，因此這裡成為士人逃難的天堂和全國人才的薈萃之地，這也使得荊州更在政治文化上領先於全國。諸葛亮受家庭環境的熏陶，自小就胸懷抱負，叔父去世後，荊州就成為他避難的首選之地，這從他同密友孟公威的談話中即能找到印證。當孟公威準備回汝南故鄉的時候，諸葛亮認為離開荊州太可惜了，所以勸阻道:「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這裡所說的中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而是指華夏的腹心地區，翻譯成白話文則是:這裡集中了這麼多的社會精英，正是我們開闊眼界、豐富知識、增長才幹的風水寶地，我們應該與他們廣泛接觸和交流，何必要回故鄉呢!聽聽，諸葛亮對荊州是多麼熱戀!躬耕之地不選在其他地方而選在峴山東麓的隆中，諸葛亮此舉可謂獨具匠心。這裡距襄陽僅二十幾華里，步行一個時辰就可到達，既可躲開都市的嘈雜浮華，能安心讀書和思慮問題，又沒有脫離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有充分的機會同上流社會的朋友們促膝交流，能及時把握天下形勢的變化，為將來的出山打好基礎。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既具有了隱士身份，卻又不會被當地名流們忘記，飽學之士的朦朧美對政治家更具誘惑魅力。而且，劉表是妻子黃氏的姨夫，只是因為劉表胸無大志，不可能在動亂中成就事業，所以諸葛亮沒有利用裙帶關係在荊州謀取一官半職。無意中，這又抬高了他的身價。在軍閥混戰時，諸葛亮絕不肯做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庸碌之輩，而是很想出仕。他在與朋友們長談的時候，做官是當然的內容之一。他曾對石韜、徐庶、孟公威三人說:「卿等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當石韜他們反問諸葛亮才具可擔當什麼職務時，他只是笑而不答。但是他並不隱瞞良好的自我感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是出將入相的全才。只是當時大多數人都不認同，只有崔州平、徐庶等少數人相信。羅貫中並沒有消化「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與「每自比於管仲、樂毅」這兩條自相矛盾的史料，只能在《三國演義》一書中留下不能自圓其說的硬傷。

　　「躬耕隴畝」是以退為進的策略，同時也是為了選擇買家。他不肯投奔曹操，並不是視其為國賊而羞於為伍，這從他與張昭的談話中就能看出端倪。諸葛亮奉劉備之命出使東吳聯合孫權時，張昭曾勸他留下來做官，他拒絕了，在對別人解釋不肯留下的原因時，他說道:「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袁子》)不能「盡亮」即不能言聽計從，讓其最大限度地發揮聰明才智，這才是要害!在價值取捨中，他把實現個人價值作為選擇主子的尺度。孫權處人才濟濟，不可能聽計於一人;曹操處更是人才雲集，才能高於諸葛亮者遠非三五人，所以他不肯投奔曹操;至於劉表、劉璋、張魯、馬超等軍閥，諸葛亮則是看不到眼裡。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投奔劉表後駐守樊城，這為諸葛亮仔細觀察其為人提供了條件;好友徐庶投奔劉備後，又給諸葛亮提供了大量的可靠信息。劉備有幾點過人之處很值得諸葛亮委身投靠:百折不撓的精神;善於用人和禮賢下士;關羽、張飛等猛將是難得的軍事人才，而身邊謀士都是些庸碌之輩，最缺乏的就是諸葛亮這樣的經緯之才;荊州劉表、益州劉璋不孚眾望且失去人心時，這兩處民眾的依附心理，必然寄希望於皇室胄裔出身的劉備，這是獲得民眾支持的基礎，是一面政權旗幟。同曹操、孫權相比較，諸葛亮投奔劉備最為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