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甲申之變》，王興亞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1

　　向北京進軍是大順建國後最為重要的一項決策。當然，奪取北京推翻明王朝的主張，並不是這時才提出來的。它是李自成襄陽決策關中北京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關中北京戰略決策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是先取得關中，建國立業;第二步是奪取北京，推翻明王朝。隨著李自成大軍北上西進關中，定鼎長安，建國大順的順利實現，李自成大軍繼續乘勝前進，攻打北京，推翻明王朝，取而代之。

　　(一)北京進軍戰略決策部署與實施

　　然而，計畫畢竟是計畫。由計畫變為行動，需要一個過程。此次向北京進軍是將既定戰略決策付諸實施，落實在行動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向北京進軍又是大順開國後所作出的一項最為重要的決定。

　　對於這一決策，大順領導集團似乎沒有什麼大的分歧，但這並不能說，大順領導成員中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牛金星在行動上完全服從李自成的決策，並且跟隨李自成，為之出謀劃策，但他對大順軍奪取北京後出現的結果並不樂觀。對天下大局發展趨勢的估計，他似乎比李自成等人看得要遠一些，不但看到了眼前一片大好的戰爭形勢，更預見到了即將到來的國內複雜局勢。此時河南有位老貢生講述了一段親身經歷的故事：

　　我家和牛金星是姻親，他們打下西安城後，我到西安找他求官，沒想到他不答應，卻說：「如今世間方亂，你才力不夠，當不好官的!」我不服氣，就問他：「難道您覺得北伐不能成功嗎?」牛答道：「明軍主力已喪失殆盡，縱有抵抗，我大軍一到即破，怎麼會不能成功呢?」又問：「北京一破，則天下大局亦定，您怎麼說我不能當官呢?」牛喟然長歎：「我之所以說你才力不夠，正在於此啊!你也是讀過史書的人，你見過大順朝這樣的君臣嗎?有如此之強的實力，卻只是為他人做嫁衣裳。沒有長遠眼光，其勢雖強，不過為他人驅除耳!我投身其間，只是為了避禍，前途如何，如今連我自己也把握不住了。我軍北上後，你趕快返回家中，千萬不要再參與這場禍亂!」我捨不得走，在牛家繼續待著。數月後，大順軍回到西安，經營規模頗不同於數月前。我覺得奇怪，又找牛金星詢問。牛淒然不語，但呼「奈何」而已。這段時間，牛每入議事，常常經日不出，後來甚至幾天都不回家。一天，忽然置酒請我，喝到動情處，歎息道：「人生於亂世之中，哪有什麼貴賤可言，都是孽報啊!」他指著自己的腦袋道：「如今看來，要保住這個傢伙是很難了!我在這禍網中，大概還有機會倖免，就算被砍下來懸之市曹示眾，也是說得過去的。可你強要陷死在這網中，又何必呢?年輕人啊，不是我攆你，你快換個地方住，遇到變故，也好逃命，能保住自己的腦袋啊!」於是我們兩人大哭一場，就此分手。

　　這則材料見於鄭濂的《豫變紀略》。這是一則值得注意的述說。從這裡可以看出，牛金星對於攻打北京是有自己看法的。他相信攻打北京勝利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據有北京後怎麼辦，能不能守住北京，誰能擁有天下，是個未知數。他在這裡所說為人驅除就是替人做嫁衣，究竟是誰，他沒有明說，畢竟看到了這一點。至少在他看來，李自成能夠奪取北京，但不能真正擁有北京，真正擁有北京的將是他人。這不能不說是有預見性的觀察與分析。不知他是否向當時的李自成提出過。然而，富庶的北京，皇城的北京，取代明王朝這個巨大的誘惑，使得正在勝利推進的大順朝的領導核心不能冷靜地思考這些問題，李自成決定親率主力東進，經山西，直逼北京。

　　此時，明朝與大順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順軍在數量上已經超過了明軍，而且士氣旺盛，在戰略上居於主動地位。適應攻打北京的需要，以李自成為首的領導集團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分進合擊，奪取北京。所謂集中優勢兵力，就是聚集大順軍的主要力量，出動主要的將領，由李自成親自率師前進，從征的有大順軍武官之首的劉宗敏，以及李過、李友等主要將領，大順中央政府中的要員也都隨之以行。

　　在兵力部署上，兵分兩路，一路由李自成、劉宗敏統率，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攻取太原、寧武、大同、宣化、居庸關，進抵京師;另一路由劉芳亮率領大順軍，沿黃河北岸進軍，先佔領河南北部三府，而後由南而北推進，攻取保定，會師北京。李自成部是主力，擔任主攻，劉芳亮是偏師配合，先掃清北京的外圍，切斷北京與外界的聯繫，對北京實行包圍。

　　在做法上，以軍事進攻為主，採取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大力動員民眾支持戰爭，號召軍中將士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不停頓地進攻。大力開展招降工作，爭取明朝官兵的歸附，繼續實行傳牌制度，每到一地，在發兵攻打之前，先遣牌至，向守城官民及將士宣佈大順軍的政策，仁義之師所到之地，不淫婦女，不殺無辜，不掠資財，所過秋毫無犯。但兵臨城下，不許抗違，第一銃要印官出迎，第二銃要鄉紳投服，第三銃要百姓跪接。如關閉城門，上城拒守，攻破之日，盡情屠戮，寸草不留。同時將攻城略地與地方政權建設相結合。一方面既重視軍事上進攻，快速推進，消滅明軍在各地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注意擴大佔領區域，特別是南線作戰部隊，在由南向北推進時，不是單線直進，而是橫掃豫北、冀南各個州縣。在攻取之後，按照大順政府的地方建置原則，立即組建府州縣地方政府，委官管理，並且留兵防守。李自成在進軍北京過程中，十分重視輿論導向的作用。派出將士深入明朝佔領區的軍民中廣泛開展宣傳鼓動，又通過發佈文告的形式，宣傳大順軍的戰爭政策，以及大順軍的除暴恤民，為民除害的各項政策，並將工作的重點放在北京城內。元宵節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節日。北京人更是注重這個節日。從正月初八開始，直到十八日，都是人們歡度佳節的日子。雖然大順軍已經揮師東進，但京城裡人們依然沉醉於節日歡慶的氣氛之中。守城官兵亦與廣大市民一樣歡度佳節。九門大開，不加提防。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出出進進。大順軍利用這一時機，裝扮成各種人員，夾雜在行人中，進入城內。有的扮成富有的商人，拿錢買官，入城之後，遍佈城內大街小巷，深入到官署與士民當中，宣傳形勢，宣傳大順的迎闖王，不納糧的政策。他們奔走於京城街巷，廣泛傳佈大順軍的信息，或則混入到守城的軍兵當中，動員軍兵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或則收集城內防守情報，掌握城內的防守部署，及時傳遞給李自成。

　　(二)李自成親征與永昌詔書

　　向北京進軍是在李自成直接參與、親自指揮下進行的。他在出師之前，先派出由李友、白鳩鶴率領的部隊2萬人出行。這支先頭部隊的派出，一個重要原因或者說重要任務，就是要具體地探明明朝在山西方面的兵力與防守情況，以便作出最終的決策部署。

　　十二月十二日，李自成命令先遣部隊從西安出發北上至三原，十三日至富平，十六日到達韓城，準備擇機渡河。

　　山西與陝西只是一河之隔。黃河在山西境內長達2000餘里，是上天為山西設置的天然屏障。由於河岸線長，特別是冬季十二月至正月上旬黃河冰封時期，人們乘堅冰隨時可渡，隨地可渡，因此，黃河防守任務十分艱巨。不僅委派要員專門負責，同時又將黃河防務作為山西巡撫的職責之一。蔡懋德是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擢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的。對於黃河防守以及禹門渡口的重要性也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曾經明確指出：「今日防河，即所以防全晉，防晉即所以衛神京，關係安危最大且急。」十二月一份塘報稿裡曾說：「伏乞天語，嚴敕督撫鎮道專意督率河防，勿使一瑕可乘。賊勢飄忽無常，偵探宜靈，多方鼓勵勇敢入秦遠哨，毋徒本下不敢深入為辭，致誤軍機。」高翔漢在題本中說：更有可慮者，蓋晉中所恃黃流一帶耳。萬一賊兵刻下渡河，晉中無可恃，其地崩瓦解之勢與臣鄉不同。所謂不同，就是人心動搖而天下事難言矣。為了加強黃河防守，防止大順軍渡河東進，在軍事上作了相應的部署，實行分段把守，並增派副將熊通率部2000人到達河上。按照新的部署，巡撫蔡懋德同時負責山西黃河下遊的防務。為了落實防守任務，他領3000人來到平陽(今山西臨汾)視察並部署防守事務，並且責成有關將領防守河津。居住在太原的晉王朱求桂聽到哄傳李自成的大軍要攻打太原，惶惶不安，便與巡按汪宗文商議，馳書蔡懋德，要他趕快返回太原。他以2000人分守汾州、平陽。十八日，他帶著標兵千人離開了平陽，返回省城，將平陽的防務交給了守衛平陽的副總兵陳尚智。

　　這則材料見於鄭濂的《豫變紀略》。這是一則值得注意的述說。從這裡可以看出，牛金星對於攻打北京是有自己看法的。他相信攻打北京勝利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據有北京後怎麼辦，能不能守住北京，誰能擁有天下，是個未知數。他在這裡所說為人驅除就是替人做嫁衣，究竟是誰，他沒有明說，畢竟看到了這一點。至少在他看來，李自成能夠奪取北京，但不能真正擁有北京，真正擁有北京的將是他人。這不能不說是有預見性的觀察與分析。不知他是否向當時的李自成提出過。然而，富庶的北京，皇城的北京，取代明王朝這個巨大的誘惑，使得正在勝利推進的大順朝的領導核心不能冷靜地思考這些問題，李自成決定親率主力東進，經山西，直逼北京。

　　此時，明朝與大順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順軍在數量上已經超過了明軍，而且士氣旺盛，在戰略上居於主動地位。適應攻打北京的需要，以李自成為首的領導集團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分進合擊，奪取北京。所謂集中優勢兵力，就是聚集大順軍的主要力量，出動主要的將領，由李自成親自率師前進，從征的有大順軍武官之首的劉宗敏，以及李過、李友等主要將領，大順中央政府中的要員也都隨之以行。

　　在兵力部署上，兵分兩路，一路由李自成、劉宗敏統率，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攻取太原、寧武、大同、宣化、居庸關，進抵京師;另一路由劉芳亮率領大順軍，沿黃河北岸進軍，先佔領河南北部三府，而後由南而北推進，攻取保定，會師北京。李自成部是主力，擔任主攻，劉芳亮是偏師配合，先掃清北京的外圍，切斷北京與外界的聯繫，對北京實行包圍。

　　在做法上，以軍事進攻為主，採取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大力動員民眾支持戰爭，號召軍中將士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不停頓地進攻。大力開展招降工作，爭取明朝官兵的歸附，繼續實行傳牌制度，每到一地，在發兵攻打之前，先遣牌至，向守城官民及將士宣佈大順軍的政策，仁義之師所到之地，不淫婦女，不殺無辜，不掠資財，所過秋毫無犯。但兵臨城下，不許抗違，第一銃要印官出迎，第二銃要鄉紳投服，第三銃要百姓跪接。如關閉城門，上城拒守，攻破之日，盡情屠戮，寸草不留。同時將攻城略地與地方政權建設相結合。一方面既重視軍事上進攻，快速推進，消滅明軍在各地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注意擴大佔領區域，特別是南線作戰部隊，在由南向北推進時，不是單線直進，而是橫掃豫北、冀南各個州縣。在攻取之後，按照大順政府的地方建置原則，立即組建府州縣地方政府，委官管理，並且留兵防守。李自成在進軍北京過程中，十分重視輿論導向的作用。派出將士深入明朝佔領區的軍民中廣泛開展宣傳鼓動，又通過發佈文告的形式，宣傳大順軍的戰爭政策，以及大順軍的除暴恤民，為民除害的各項政策，並將工作的重點放在北京城內。元宵節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節日。北京人更是注重這個節日。從正月初八開始，直到十八日，都是人們歡度佳節的日子。雖然大順軍已經揮師東進，但京城裡人們依然沉醉於節日歡慶的氣氛之中。守城官兵亦與廣大市民一樣歡度佳節。九門大開，不加提防。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出出進進。大順軍利用這一時機，裝扮成各種人員，夾雜在行人中，進入城內。有的扮成富有的商人，拿錢買官，入城之後，遍佈城內大街小巷，深入到官署與士民當中，宣傳形勢，宣傳大順的迎闖王，不納糧的政策。他們奔走於京城街巷，廣泛傳佈大順軍的信息，或則混入到守城的軍兵當中，動員軍兵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或則收集城內防守情報，掌握城內的防守部署，及時傳遞給李自成。

　　(二)李自成親征與永昌詔書

　　向北京進軍是在李自成直接參與、親自指揮下進行的。他在出師之前，先派出由李友、白鳩鶴率領的部隊2萬人出行。這支先頭部隊的派出，一個重要原因或者說重要任務，就是要具體地探明明朝在山西方面的兵力與防守情況，以便作出最終的決策部署。

　　十二月十二日，李自成命令先遣部隊從西安出發北上至三原，十三日至富平，十六日到達韓城，準備擇機渡河。

　　山西與陝西只是一河之隔。黃河在山西境內長達2000餘里，是上天為山西設置的天然屏障。由於河岸線長，特別是冬季十二月至正月上旬黃河冰封時期，人們乘堅冰隨時可渡，隨地可渡，因此，黃河防守任務十分艱巨。不僅委派要員專門負責，同時又將黃河防務作為山西巡撫的職責之一。蔡懋德是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擢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的。對於黃河防守以及禹門渡口的重要性也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曾經明確指出：「今日防河，即所以防全晉，防晉即所以衛神京，關係安危最大且急。」十二月一份塘報稿裡曾說：「伏乞天語，嚴敕督撫鎮道專意督率河防，勿使一瑕可乘。賊勢飄忽無常，偵探宜靈，多方鼓勵勇敢入秦遠哨，毋徒本下不敢深入為辭，致誤軍機。」高翔漢在題本中說：更有可慮者，蓋晉中所恃黃流一帶耳。萬一賊兵刻下渡河，晉中無可恃，其地崩瓦解之勢與臣鄉不同。所謂不同，就是人心動搖而天下事難言矣。為了加強黃河防守，防止大順軍渡河東進，在軍事上作了相應的部署，實行分段把守，並增派副將熊通率部2000人到達河上。按照新的部署，巡撫蔡懋德同時負責山西黃河下遊的防務。為了落實防守任務，他領3000人來到平陽(今山西臨汾)視察並部署防守事務，並且責成有關將領防守河津。居住在太原的晉王朱求桂聽到哄傳李自成的大軍要攻打太原，惶惶不安，便與巡按汪宗文商議，馳書蔡懋德，要他趕快返回太原。他以2000人分守汾州、平陽。十八日，他帶著標兵千人離開了平陽，返回省城，將平陽的防務交給了守衛平陽的副總兵陳尚智。

　　此時黃河冰封，為大順軍先遣部隊渡河提供了便利。就在蔡懋德離開平陽的當天，大順軍在船窩(又叫沙窩)成功地渡過黃河，攻克河津。二十三日，奪取平陽，明知府張璘然棄城而逃，吏民皆降。陳尚智懾於大順軍的威力，擁兵逃入泥潭山中，四處搶掠。受封居住在這裡的河西王朱新甄及宗室三百餘人全部被俘殺，鄉紳申嘉言逃跑，大順軍通過他的家奴得知他的去處，將他擒獲，沒收其家產後處死。這天夜半，鎮守蒲州(今山西永濟)的明將高傑聞知平陽失陷，便自蒲州東走，先至澤州(今山西晉城)，後向濟源，途中恣意擄掠。平陽失守，在山西引起巨大震動。山西巡按御史汪宗文為逃避責任，先發制人，上疏糾劾蔡懋德，說山西黃河兩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十八日返回省城太原，二十日賊渡過黃河。他應兼程回平陽，招集陳尚智叛兵，移檄各路防兵援剿，而他卻不發一兵。二十八日至省，「臣力言宜提一旅星馳，張疑聲討，尚冀桑榆之收，無如不聽何!」從而造成余郡皆失。《平寇志》的作者彭孫貽評述此事說：「蔡懋德以數千人填禹門之險，悉甲拒之，猶懼不克濟，乃返兵太原，令陳尚智偏師扼之。平陽之師方旋，而泥潭之師忽潰，禹門渡而三晉無可憑之阻，誤封疆而危社稷，懋德罪可追乎!」由於這一緣故，崇禎帝降旨追究責任，蔡懋德被解任聽勘。

　　平陽西南俱界黃河，東引澤州，北阻汾陽，是太原的門戶。先頭部隊順利渡河並一舉奪取平陽，表明明朝山西軍事防守空虛。大順軍在據有平陽後，一方面將出師以來的情況及時地報告給了李自成，另一方面以倡義提營首總將軍的名義發佈檄文，公開申述大順軍東征的目的與政策：

　　倡義提營首總將軍為奉命征討事。自古帝王廢興，兆於民心。嗟爾明朝，大數已終。嚴刑重斂，民不堪命。誕我聖主，體仁好生，義旗一舉，海宇歸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關西而席捲三秦。安官撫民，設將防邊，大業已定。止有晉燕，久困湯火，不忍坐視。特遣本首於本月二十日，自長安領大兵五十萬，分路進征為前鋒。我主親提兵百萬於後。所過絲毫無犯。為先牌諭文武官等，刻時度勢，獻城納印，早圖爵祿。如執迷相拒，許爾紳民縛獻，不惟倍賞，且保各處生靈。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這是大順軍東征先遣部隊發佈的一份文件，也是大順發佈的有關東征的第一份文件。發佈人是倡義提營首總將軍，後人多以為是劉宗敏，但在其他有關記載中沒有見到有過這樣官銜的稱號。「我主」指的是李自成。這裡公開宣稱：「嗟爾明朝，大數已終。」就是說明王朝已經到了盡頭，無可挽回。申明東征的目的，是不忍坐視久困湯火的民眾。告誡明朝文武官員要審時度勢，獻城納印。這篇檄文，文字通俗明白，在民眾中很有一些影響。

　　大順軍參與東征的部隊究竟有多少?這裡說「本首」「統兵五十萬」，又說「我主親提兵百萬於後」，合起來，就是百五十萬。這是我們在李自成自身材料中所述說的進軍北京出動部隊的人數。也有材料說，大順軍進軍北京的部隊是百萬人，還有的說是40萬人、50萬人的。實際上沒有那麼多。李自成在襄陽建立軍政府時，建立軍制，據載有軍兵60萬人。大順在西安建國時，軍隊有所增加，不少材料中說李自成有馬兵60萬，步兵40萬，合起來是百萬人。這是實際軍兵人數。包括野戰軍和地方軍兩大部分。參與東征的，是大順軍的野戰部隊，是大順的主力，但不是大順軍全部。從有關記載來看，大順軍東征部隊的人數當在20萬左右。因為向北京進軍，故意將自己的兵力說得多一些，這也是常見的一種策略，目的自然是為了收到震懾的效果。

　　先頭部隊旗開得勝，捷報傳來，李自成興奮異常，於是決定讓權將軍田見秀以及李自成夫人高氏和六政府中一把手尚書官留在西安，他親率20萬大軍起行。正月初八日，由西安出發，開始了東征之行。隨同出征的不僅有軍中主要的高級將領，還有大順新朝的中央政府中的侍郎等要員，如宰相牛金星、軍師宋獻策以及顧君恩、喻大猷、宋企郊、鞏煜、張璘然、李振聲、楊玉林等六政府官員。還有秦王朱存樞、韓王朱亶塉、慶王朱倬傕也隨之以行。

　　這時山西與陝西之間黃河河段仍然在明朝控制之下，嚴河防守備始終是明朝設防的重點地區。大順軍先遣隊渡河東進，引起了明朝的警覺，崇禎帝責令守河將領忠於職守，嚴加防範。為了保證裝備齊全的20萬大軍渡河，李自成進行了周密部署，動員全軍將士作了充分的準備。既要有足夠的兵力，猛烈的炮火壓倒明軍，擊潰明朝守河部隊，確保軍隊渡河的安全，又要抓住最為有利的時機，使東征大軍能夠安全渡河。所謂最好的時機，自然是在黃河冰封時期，乘堅冰而渡，農民軍在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經驗。若是黃河冰凍層薄上面不能承重，那就必須採用船渡，首先要解決船的問題。有記載說，李自成在沙窩口造船3000艘，又收取民船萬餘艘。可見準備工作做得相當充分。

　　李自成將橫渡黃河的地點選在禹門。在李自成的周密部署下，軍民齊心協力，20萬大軍，乘黃河冰封之機，在禹門順利有序地渡過黃河後，所向披靡，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就佔據了蒲州，猗氏、聞喜、絳州(今山西新絳)，垣曲知縣會同生員鄉民於稷山迎遞降表。當時的形勢，正如吏部的奏報中所說：「秦冠窺渡，三晉披靡，賊騎未到而城池以空，偽檄方傳而人心胥亂。」鑒於各地官民倡逃成風，正月二十日，崇禎帝連續發出兩道諭旨。一道是制止倡逃。說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拿問。另一道是表彰急公倡義之舉。說畿南震鄰、紫馬、龍固等關，極宜加強守備，要以一賊不入為功，倡義急公者，奏聞紀錄。同時任命郭景昌以右都御史巡撫山西，接任蔡懋德出任山西巡撫，任命御史金毓峒監軍山西。為了鼓舞軍民士氣，特意讓西洋人湯若望隨金毓峒前往，以便加強山西軍隊的火器生產與裝備。然而，「寇所至多開門迎降，結寨反拒官兵」已成為事實。

　　二月，大順軍在李自成的指揮下迅速向太原逼進。河曲縣胥吏搶奪官印獻給李自成，靜樂縣民熱烈歡迎大順軍入城。二十六日，大順軍完成了對太原的包圍。原在陝北的李過這時也按照大順軍的部署抽調部分兵力，由葭州渡河，沿河邀擊防守黃河的官兵，以絕太原之援。

　　太原東控井陘，南接沁水，接壤平陽，西北鄰延綏，是山西省會，也是明朝重兵把守的戰略要地。太原城內，守兵不多，人心慌亂。巡撫蔡懋德夥同傅山炮製了一份帖子，大肆誣蔑農民軍殺戮甚慘，又編造 「馬在門內難行走，今年又是弼馬溫」的謠言，以此來穩定軍心和民心。傅山為著保護家鄉不被大順軍佔領，急向屯駐在保定的督師李建泰求助，一日夜跑了五百里，來到保定，請求李建泰火速出兵援救太原。傅山不知道李建泰也有自己的苦衷，所謂為代朕督師，只不過是個虛名，他既沒有這個膽，手下也沒有多少兵馬，躲都躲不急，哪還敢主動出擊!他不敢答應，可又不直說，故作鎮靜地說：太原城堅民勇，「賊不能遽破，吾姑堅壁，俟賊至太原，兵既接，吾乃以輕兵襲其後。糧道絕，腹背受敵，即旬日可破也。不宜速進」。傅山很不滿意這番說辭。當即辯解道：「太原北倚重關，南控汾、遼。其下，兵猶建瓴也。公疾抵城下，內外相犄角，則其勢益壯。諸將見公文臣不畏賊，宜皆至。南面諸州縣雖破，全晉之勢固在也。方今賊雖銳，得於速戰。公但堅壁保太原，太原固，天下事尚可為。若賊乘虛而入太原，內無兵，外無援，其勢必破。太原破，則神京之西臂折，而大勢去矣。」言辭懇切，建泰全都聽不進。傅再三懇求，終無效果，氣得痛哭流涕，含憤而去。新任巡撫郭景昌並不為這一榮升任命而高興，他來到固關，聽到大順軍破州克郡，所向無敵，便停止了腳步。三邊總督余應桂亦按兵不動，觀察形勢。蔡懋德雖然被解職，但新任巡撫還未到達，太原就被包圍了。他繼續同布政使趙建極等人謀劃守城事宜。李自成遣人持牌至城下招降。蔡懋德擊碎招降牌，擒斬勸降來使。

　　這是大順軍東征先遣部隊發佈的一份文件，也是大順發佈的有關東征的第一份文件。發佈人是倡義提營首總將軍，後人多以為是劉宗敏，但在其他有關記載中沒有見到有過這樣官銜的稱號。「我主」指的是李自成。這裡公開宣稱：「嗟爾明朝，大數已終。」就是說明王朝已經到了盡頭，無可挽回。申明東征的目的，是不忍坐視久困湯火的民眾。告誡明朝文武官員要審時度勢，獻城納印。這篇檄文，文字通俗明白，在民眾中很有一些影響。

　　大順軍參與東征的部隊究竟有多少?這裡說「本首」「統兵五十萬」，又說「我主親提兵百萬於後」，合起來，就是百五十萬。這是我們在李自成自身材料中所述說的進軍北京出動部隊的人數。也有材料說，大順軍進軍北京的部隊是百萬人，還有的說是40萬人、50萬人的。實際上沒有那麼多。李自成在襄陽建立軍政府時，建立軍制，據載有軍兵60萬人。大順在西安建國時，軍隊有所增加，不少材料中說李自成有馬兵60萬，步兵40萬，合起來是百萬人。這是實際軍兵人數。包括野戰軍和地方軍兩大部分。參與東征的，是大順軍的野戰部隊，是大順的主力，但不是大順軍全部。從有關記載來看，大順軍東征部隊的人數當在20萬左右。因為向北京進軍，故意將自己的兵力說得多一些，這也是常見的一種策略，目的自然是為了收到震懾的效果。

　　先頭部隊旗開得勝，捷報傳來，李自成興奮異常，於是決定讓權將軍田見秀以及李自成夫人高氏和六政府中一把手尚書官留在西安，他親率20萬大軍起行。正月初八日，由西安出發，開始了東征之行。隨同出征的不僅有軍中主要的高級將領，還有大順新朝的中央政府中的侍郎等要員，如宰相牛金星、軍師宋獻策以及顧君恩、喻大猷、宋企郊、鞏煜、張璘然、李振聲、楊玉林等六政府官員。還有秦王朱存樞、韓王朱亶塉、慶王朱倬傕也隨之以行。

　　這時山西與陝西之間黃河河段仍然在明朝控制之下，嚴河防守備始終是明朝設防的重點地區。大順軍先遣隊渡河東進，引起了明朝的警覺，崇禎帝責令守河將領忠於職守，嚴加防範。為了保證裝備齊全的20萬大軍渡河，李自成進行了周密部署，動員全軍將士作了充分的準備。既要有足夠的兵力，猛烈的炮火壓倒明軍，擊潰明朝守河部隊，確保軍隊渡河的安全，又要抓住最為有利的時機，使東征大軍能夠安全渡河。所謂最好的時機，自然是在黃河冰封時期，乘堅冰而渡，農民軍在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經驗。若是黃河冰凍層薄上面不能承重，那就必須採用船渡，首先要解決船的問題。有記載說，李自成在沙窩口造船3000艘，又收取民船萬餘艘。可見準備工作做得相當充分。

　　李自成將橫渡黃河的地點選在禹門。在李自成的周密部署下，軍民齊心協力，20萬大軍，乘黃河冰封之機，在禹門順利有序地渡過黃河後，所向披靡，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就佔據了蒲州，猗氏、聞喜、絳州(今山西新絳)，垣曲知縣會同生員鄉民於稷山迎遞降表。當時的形勢，正如吏部的奏報中所說：「秦冠窺渡，三晉披靡，賊騎未到而城池以空，偽檄方傳而人心胥亂。」鑒於各地官民倡逃成風，正月二十日，崇禎帝連續發出兩道諭旨。一道是制止倡逃。說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拿問。另一道是表彰急公倡義之舉。說畿南震鄰、紫馬、龍固等關，極宜加強守備，要以一賊不入為功，倡義急公者，奏聞紀錄。同時任命郭景昌以右都御史巡撫山西，接任蔡懋德出任山西巡撫，任命御史金毓峒監軍山西。為了鼓舞軍民士氣，特意讓西洋人湯若望隨金毓峒前往，以便加強山西軍隊的火器生產與裝備。然而，「寇所至多開門迎降，結寨反拒官兵」已成為事實。

　　二月，大順軍在李自成的指揮下迅速向太原逼進。河曲縣胥吏搶奪官印獻給李自成，靜樂縣民熱烈歡迎大順軍入城。二十六日，大順軍完成了對太原的包圍。原在陝北的李過這時也按照大順軍的部署抽調部分兵力，由葭州渡河，沿河邀擊防守黃河的官兵，以絕太原之援。

　　太原東控井陘，南接沁水，接壤平陽，西北鄰延綏，是山西省會，也是明朝重兵把守的戰略要地。太原城內，守兵不多，人心慌亂。巡撫蔡懋德夥同傅山炮製了一份帖子，大肆誣蔑農民軍殺戮甚慘，又編造 「馬在門內難行走，今年又是弼馬溫」的謠言，以此來穩定軍心和民心。傅山為著保護家鄉不被大順軍佔領，急向屯駐在保定的督師李建泰求助，一日夜跑了五百里，來到保定，請求李建泰火速出兵援救太原。傅山不知道李建泰也有自己的苦衷，所謂為代朕督師，只不過是個虛名，他既沒有這個膽，手下也沒有多少兵馬，躲都躲不急，哪還敢主動出擊!他不敢答應，可又不直說，故作鎮靜地說：太原城堅民勇，「賊不能遽破，吾姑堅壁，俟賊至太原，兵既接，吾乃以輕兵襲其後。糧道絕，腹背受敵，即旬日可破也。不宜速進」。傅山很不滿意這番說辭。當即辯解道：「太原北倚重關，南控汾、遼。其下，兵猶建瓴也。公疾抵城下，內外相犄角，則其勢益壯。諸將見公文臣不畏賊，宜皆至。南面諸州縣雖破，全晉之勢固在也。方今賊雖銳，得於速戰。公但堅壁保太原，太原固，天下事尚可為。若賊乘虛而入太原，內無兵，外無援，其勢必破。太原破，則神京之西臂折，而大勢去矣。」言辭懇切，建泰全都聽不進。傅再三懇求，終無效果，氣得痛哭流涕，含憤而去。新任巡撫郭景昌並不為這一榮升任命而高興，他來到固關，聽到大順軍破州克郡，所向無敵，便停止了腳步。三邊總督余應桂亦按兵不動，觀察形勢。蔡懋德雖然被解職，但新任巡撫還未到達，太原就被包圍了。他繼續同布政使趙建極等人謀劃守城事宜。李自成遣人持牌至城下招降。蔡懋德擊碎招降牌，擒斬勸降來使。

　　李自成來到太原城下指揮攻城。蔡懋德遣標下驍將朱孔訓、牛勇迎擊，朱中炮身受重傷，牛當即戰死，軍士皆沒。晉王朱求桂拿出3000兩銀子，送到城頭上，散給守軍兵。初七日，狂風大作，拔樹揭瓦，至夜風愈刮愈大，勢若轟雷，徹夜不停。農民軍乘勢發起猛烈進攻，將雲梯靠近城牆，率先奪取了南關。大南門守將張雄縋城出降，吩咐同夥放火燒燬城樓。東南城上一堞樓內貯火藥數十籠，還有火堆、火箭、灰瓶、火石等物，五鼓時分，庫存火藥爆炸，霹靂之聲，轟震全城。太原衛千戶陳嘉琦及其弟陳嘉貴均為大火燒死。四城守垛兵望見城樓火起，以為城已失守，便一哄而散。初八日黎明，大順軍由南門入城。中軍副總兵應時盛持矛巷戰，掩護蔡懋德突圍，未遂，兩人退至三立祠，這裡曾經是他講學的地方，而今卻成為他的葬身之地。蔡力竭被俘懸樑縊死，應亦縊死於蔡身旁。山西布政使趙建極，巡寧道畢拱辰，守寧道毛文炳，指揮劉秉鐃、馬負圖、韓似雍，督糧道藺剛中，太原知府孫康等地方官被處死。晉王朱求桂逃出城外，被追回，投降了農民軍。李自成將他留在軍中。山西提學副使黎志升以及文士韓霖被俘後歸附，李自成當即予以任用，讓黎主持考試。太原是山西省會，有分析家說：太原既下，其目中已無燕京矣。李自成在太原停留八天，發佈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詔書》。

　　上帝鑒觀，實惟求瘼。下民歸往，只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序;鑒往識今，每悉治忽之故。咨爾明朝，久席泰寧，寖弛綱紀。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紈褲，而恃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祲。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鹹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躬於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爾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誼靡忒。惟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於宗工，勿阽危於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於君父，廣貽谷於身家。永昌元年謹詔。

　　這是大順政府向明政府發出的最後通牒，也是動員軍民推翻朱明王朝的宣言。在這裡，指斥明朝黑暗腐朽，申明新朝取代明朝的合理性，正告明朝官紳要審時度勢，服從新朝的號令，言辭懇切，極具感染力。這裡提出「君非甚暗」，自然是對崇禎皇帝而言的，且是經過慎重考慮的，這與先前在黃州發佈文告裡指斥「昏主不仁」，似乎有所緩和。大順軍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北京進軍，推翻明王朝，但並不認為崇禎皇帝就是一位極端昏庸黑暗的皇帝，也多少看出李自成等人的心思與意圖，這與一個月後兵臨城下，派杜勳作代表進城同崇禎皇帝談判，不是沒有聯繫的。至於說此詔是否出自張麟然之手筆，細說明白，也有必要，但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它所表達的不是張某個人的意見，而是李自成與大順軍將士的心願，像這樣的文件從醞釀到形成文字到發佈，一定要經過一些程序，只有為李自成同意才能發佈的。這一文告在民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明科臣韓如愈上書陳述此事，崇禎帝批示：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剋期剿滅。敢有訛言惑眾，私發家捲出城，捕官即參奏正法。

　　在太原，李自成又重申加強軍隊紀律，禁止亂殺，禁止侵犯百姓利益，強調殺人償命，凡過城邑，士卒不得住進民房，除妻子外不得攜帶他人婦，馬有騰入田苗者斬。注意加強地方政權建設，在佔領區設立府、州、縣政府機構，通過招降明朝官吏與舉行考試選拔人才的方式，招攬人才，並派遣他們到河南、山西等佔領區任職，管理地方政事。這些新任命的官員，遵照大順政府的指令與政策，沒收官府的財物，逮捕官紳，對他們進行追贓，其所得，主要用於軍餉，也拿出一部分來賑濟貧苦民眾。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看到大順軍發佈的文告，聽到社會的傳聞，無不歡欣鼓舞，士民苦征輸之急，紛紛乘機驅逐舊官，焚香迎接若狂。一些明朝命官眼看大勢已去，見到大順派去的官員，設宴交代後自動離去。

　　崇禎帝為這種局面的出現，感到恐懼而又無可奈何。二月十三日，他再次下罪己詔，說：

　　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兢，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殍食坎壑，骸積成山者，朕之過也。使民輸芻挽粟，居送行繼，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污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朕之過也。……用是大告天下，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廉能，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力恢復一郡一邑，便與分官世襲。即陷沒脅從之流，有能反正率眾來歸者，准予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嗚呼!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緬懷列祖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勳。思克厥愆，歷告朕意。這一詔書與大順永昌詔書形成了對照，可以說是對大順永昌詔書的回應。這裡一連用了四個「朕之過」，認罪之心不能不是出自內心，但他並不甘心，還在繼續掙扎，並發出恢復大明一統江山的號召，重申懸賞賞格，「有能力恢復一郡一邑，便與分官世襲」。有協從來歸者，赦罪立功，有能擒斬李自成、張獻忠者，仍予通侯之賞。李自成指責他：「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他似乎不否認這一點。然而直到這時，他還不肯宣佈取消各種加派，按照他的邏輯，征斂重重都是為了百姓，他要百姓們理解他的苦衷，而不是以自己的真誠行實政於民，解除民眾的痛苦，如此的罪己怎能取得民眾的信賴、同情與支持呢!

　　(三)北克寧武，奪取大同、宣府

　　按照明朝大臣們的估計，李自成攻下太原後，會採用避實擊虛的策略，直接去打北京。而不會北上去打大同、宣府，因為那裡明朝駐有重兵，有明以來，歷來是設防的重點地區。畿南保定一帶防備相對較為薄弱。而李自成的軍事部署，卻與此有很大的不同。在太原，李自成對下一步軍事行動重新作了部署，沒有放棄東進攻取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的打算，派大將任繼榮、馬重禧等帶領一支小部隊東出固關，去打真定，將用兵的重點放在北上攻打大同、宣府上。他與劉宗敏率領大部隊北進，並且親臨前線指揮，先去攻打寧武、雁門，這是因為，宣府、大同是戰略重地。《罪惟錄》的纂修者查繼佐說：「若以地之輕重而論，諸邊皆重，而薊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則?拱衛陵寢，底定神京，宣大若肩背，薊晉若肘腋。」明朝在此布有重兵。誠然，逾太行，奪取真定、保定，直接去打京師，路途上較近，但鎮守在寧武、宣府、大同的兵力就會南下增援京師，出現內外受敵的局面。所以，李自成在奪取太原後，為了確保奪取北京的勝利，毅然率領主力部隊北上，殲滅晉北的守敵，消滅明軍的有生力量，坐困京師。李自成的這一決策，出乎明朝君臣的意料。正二月間，明朝將設防的重點擺在北京到保定一線。代帝出征的李建泰駐在保定，雖然他不具實力，可也足以表明了明朝的用心。

　　十六日，大順軍抵達忻州， 明朝守城官開門迎降。進至代州(今山西代縣)，遭到鎮守山西兼關門、代州、三關總兵周遇吉的阻擊。周遇吉是遼東錦州衛人。他的夫人劉氏，蒙古人，驍勇異常，手下有胡婦20人組成的女兵，個個都是騎射精捷的能手。周遇吉率領軍民憑城固守，大順軍試圖通過劉氏的哥哥將招降書送給周遇吉，周遇吉大怒，並將妻兄殺死。雙方展開激戰。農民軍傷亡近萬人，積屍幾乎與城牆平，後李自成調集大軍增援，周遇吉兵少食盡，方才退居寧武關。

　　寧武是三晉門戶，是北疆內長城的三關之一，介於左邊偏關，右邊雁門關之間，在三關中地位尤為重要，這裡是明三關鎮守總兵駐所所在地。關城始建於明景泰元年(1450年)，在成化、正德、隆慶年間，均有修繕。關城雄踞於恆山餘脈的華蓋山之上，臨恢河，俯瞰東、西、南三面，周長2公里，開東、西、南三門。成化二年(1466年)增修之後，關城周圍約2公里，基寬一丈五尺，頂寬二丈五尺，牆高約三丈，城東、西、南三面開門。成化十一年(1475年)，由巡撫魏紳主持，拓廣關城，加辟北門，起名為鎮朔城，關城周長7里，城牆高大堅固，四周炮台、敵樓星羅棋布。弘治十一年(1498年)，關城又加以擴展為周圍約3.5公里，城牆增高5丈，並加開了北門，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將土城改用磚包砌。

　　在太原，李自成又重申加強軍隊紀律，禁止亂殺，禁止侵犯百姓利益，強調殺人償命，凡過城邑，士卒不得住進民房，除妻子外不得攜帶他人婦，馬有騰入田苗者斬。注意加強地方政權建設，在佔領區設立府、州、縣政府機構，通過招降明朝官吏與舉行考試選拔人才的方式，招攬人才，並派遣他們到河南、山西等佔領區任職，管理地方政事。這些新任命的官員，遵照大順政府的指令與政策，沒收官府的財物，逮捕官紳，對他們進行追贓，其所得，主要用於軍餉，也拿出一部分來賑濟貧苦民眾。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看到大順軍發佈的文告，聽到社會的傳聞，無不歡欣鼓舞，士民苦征輸之急，紛紛乘機驅逐舊官，焚香迎接若狂。一些明朝命官眼看大勢已去，見到大順派去的官員，設宴交代後自動離去。

　　崇禎帝為這種局面的出現，感到恐懼而又無可奈何。二月十三日，他再次下罪己詔，說：

　　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兢，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殍食坎壑，骸積成山者，朕之過也。使民輸芻挽粟，居送行繼，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污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朕之過也。……用是大告天下，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廉能，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力恢復一郡一邑，便與分官世襲。即陷沒脅從之流，有能反正率眾來歸者，准予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嗚呼!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緬懷列祖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勳。思克厥愆，歷告朕意。這一詔書與大順永昌詔書形成了對照，可以說是對大順永昌詔書的回應。這裡一連用了四個「朕之過」，認罪之心不能不是出自內心，但他並不甘心，還在繼續掙扎，並發出恢復大明一統江山的號召，重申懸賞賞格，「有能力恢復一郡一邑，便與分官世襲」。有協從來歸者，赦罪立功，有能擒斬李自成、張獻忠者，仍予通侯之賞。李自成指責他：「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他似乎不否認這一點。然而直到這時，他還不肯宣佈取消各種加派，按照他的邏輯，征斂重重都是為了百姓，他要百姓們理解他的苦衷，而不是以自己的真誠行實政於民，解除民眾的痛苦，如此的罪己怎能取得民眾的信賴、同情與支持呢!

　　(三)北克寧武，奪取大同、宣府

　　按照明朝大臣們的估計，李自成攻下太原後，會採用避實擊虛的策略，直接去打北京。而不會北上去打大同、宣府，因為那裡明朝駐有重兵，有明以來，歷來是設防的重點地區。畿南保定一帶防備相對較為薄弱。而李自成的軍事部署，卻與此有很大的不同。在太原，李自成對下一步軍事行動重新作了部署，沒有放棄東進攻取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的打算，派大將任繼榮、馬重禧等帶領一支小部隊東出固關，去打真定，將用兵的重點放在北上攻打大同、宣府上。他與劉宗敏率領大部隊北進，並且親臨前線指揮，先去攻打寧武、雁門，這是因為，宣府、大同是戰略重地。《罪惟錄》的纂修者查繼佐說：「若以地之輕重而論，諸邊皆重，而薊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則?拱衛陵寢，底定神京，宣大若肩背，薊晉若肘腋。」明朝在此布有重兵。誠然，逾太行，奪取真定、保定，直接去打京師，路途上較近，但鎮守在寧武、宣府、大同的兵力就會南下增援京師，出現內外受敵的局面。所以，李自成在奪取太原後，為了確保奪取北京的勝利，毅然率領主力部隊北上，殲滅晉北的守敵，消滅明軍的有生力量，坐困京師。李自成的這一決策，出乎明朝君臣的意料。正二月間，明朝將設防的重點擺在北京到保定一線。代帝出征的李建泰駐在保定，雖然他不具實力，可也足以表明了明朝的用心。

　　十六日，大順軍抵達忻州， 明朝守城官開門迎降。進至代州(今山西代縣)，遭到鎮守山西兼關門、代州、三關總兵周遇吉的阻擊。周遇吉是遼東錦州衛人。他的夫人劉氏，蒙古人，驍勇異常，手下有胡婦20人組成的女兵，個個都是騎射精捷的能手。周遇吉率領軍民憑城固守，大順軍試圖通過劉氏的哥哥將招降書送給周遇吉，周遇吉大怒，並將妻兄殺死。雙方展開激戰。農民軍傷亡近萬人，積屍幾乎與城牆平，後李自成調集大軍增援，周遇吉兵少食盡，方才退居寧武關。

　　寧武是三晉門戶，是北疆內長城的三關之一，介於左邊偏關，右邊雁門關之間，在三關中地位尤為重要，這裡是明三關鎮守總兵駐所所在地。關城始建於明景泰元年(1450年)，在成化、正德、隆慶年間，均有修繕。關城雄踞於恆山餘脈的華蓋山之上，臨恢河，俯瞰東、西、南三面，周長2公里，開東、西、南三門。成化二年(1466年)增修之後，關城周圍約2公里，基寬一丈五尺，頂寬二丈五尺，牆高約三丈，城東、西、南三面開門。成化十一年(1475年)，由巡撫魏紳主持，拓廣關城，加辟北門，起名為鎮朔城，關城周長7里，城牆高大堅固，四周炮台、敵樓星羅棋布。弘治十一年(1498年)，關城又加以擴展為周圍約3.5公里，城牆增高5丈，並加開了北門，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將土城改用磚包砌。

　　二十日，李自成軍到達寧武，發出通告，五日不降就屠城。寧武守軍只有4000人。在周遇吉率領下拚死搏鬥，同時飛章告急。請求大同巡撫衛景瑗發兵增援，衛景瑗命姜瓖率部前往營救，姜瓖怯戰，按兵不動。周遇吉孤軍奮戰，號令將士力戰固守，燃放大炮，四面轟擊，並不時派兵出擊。大順軍採用穴城、炮轟、梯沖等方法，明攻暗襲，城牆幾次被炸開，守軍立即用麻袋草囊裝土堵實，修補完好。在這場激戰中，大順軍四員猛將戰死疆場。大順軍一度誤入周遇吉設下的埋伏，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這時，李自成接受部下建議，重新部署兵力，進行輪番猛攻，戰士有進無退，最終摧毀了周遇吉的防線。第二天，拿下了寧武。大順軍入城後，周遇吉騎馬揮兵巷戰，馬蹶摔下，徒步格鬥，身負重傷，力竭被俘。大順軍將他縛懸在高桿上，用亂箭射死(也有說自刎而亡)。他的夫人劉氏，此時也投入了戰鬥，登屋而射，農民軍縱火燒了她的住宅，家屬全被燒死。胡婦20人衝出在城內展開巷戰，最後矢盡，投入烈火之中。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全家自殺。三月一日，大順軍衝進關城，實行屠城。大順軍入北京後，李自成曾說：若使所至都像周遇吉那樣，殫忠盡力拚搏，我們哪能至此?寧武之戰是李自成進軍北京途中遇到唯一的頑強阻擊，前後只有一天，戰鬥異常激烈。大順軍不怕犧牲，以優勢兵力和猛烈炮火，摧毀明朝在寧武設立的防線，奪取寧武，嚴懲了負隅頑抗的周遇吉，對京畿地區的明朝守軍有著極大的震懾作用。劉尚友在談到寧武之戰時說：「周鎮遇吉守寧武關，力戰奏捷，大為吐氣。賊以陰計破之，遇夫婦猶率兵巷戰，因舉家遇害。嗚呼!自遇吉死，勢已不可為也。」也有人評論說：「都督不死，寧武不除;寧武全，賊雖得太原，能出三關而盡犯宣大乎?」自此而後，大順軍在山西所遇無勁敵，向北京推進如入無人之境。

　　就在大順軍攻克寧武這天，崇禎帝決定起用宦官到各鎮充當監軍：高起潛總監山海關、薊州、寧遠;盧維寧總監天津、通州、德州、臨清、天津;方正化總監真定、保定;杜勳總監宣府;王夢弼總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總監大名、廣平;牛文炳總監衛輝、懷慶(今河南沁陽);楊茂林總監大同;李宗先監視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視薊鎮西協。這是於軍隊管理系統之外增設的一級特殊管理體制。太監常年生活於深宮中，服務於宮中，根本沒有什麼實戰經驗，更不具備實戰指揮才能，如今授權他們前往各鎮，凌駕於大將之上，只能導致軍隊指揮系統混亂，瓦解軍心。兵部尚書張縉彥以一時增設內臣10員，不唯物力不繼，有失體統;抑且事權分制，大悟封疆為由，提出反對意見，崇禎帝沒有理會。

　　這天深夜，大同總兵姜瓖派人送來降表，李自成喜出望外，設宴款待來使。宴會剛開始，又有人來報，宣府總兵王承胤的降表也送到軍前，並派出100名騎兵，前來迎接。李自成優禮答報二位來使，並向諸將發出繼續東進的命令。

李自成行宮

　　大同是山西軍事重鎮，京師之藩蔽也，也是明朝軍事設防的重點地區。由於戰略地位重要，明朝在此設立巡撫、總兵駐軍鎮守。城中代王朱傳和巡撫衛景瑗圖謀抵抗。榆林總兵姜讓在榆林城陷時降於大順。姜瓖是讓的弟弟。李自成為了爭取姜瓖，就派姜讓前往大同勸弟弟投降。姜瓖見大順軍來勢迅猛，銳不可當，不想為明朝統治者賣命。在姜讓的說服引導下，姜瓖就在大同城內積極籌劃力量，為配合李自成進城做準備。他首先聽取其兄的計策，以獎勵士兵固守城池為名，讓代王拿出庫存銀子、布匹分給士兵，取得士兵的信任和擁護。其次是把大同的兵權掌握在手中。當時，大同防守的權力掌握在巡撫大同的右僉都御史衛景瑗手中，其人竭力維護朱明王朝，妄圖背城一戰。姜瓖採用離間計，製造衛景瑗與代王之間的矛盾，讓部下大造輿論，說衛景瑗是陝西人，和李自成暗中有來往，將要叛變等。代王信以為真，對衛頓生疑心，便疏遠了衛。正巧衛景瑗得了腳疼病，很少出門理事，於是，代王便委權於姜瓖。姜瓖控制實權後，以加強城門防守為名，在四個城門，各派出自己的200名親兵守衛，把代王監視起來，等待時機，以便行動。

　　三月初一，大順軍來到大同，守城軍兵不願意為朝廷賣命。此時，大同城北關、東關、南關三個附城，城高防守較嚴，如果從這三個附城進攻，一定會造成較大的損失。姜瓖暗中與李自成聯繫，讓農民軍選擇沒有附城的西城門作為突破口，這裡雖有代王親信永慶王坐鎮把守，但守城的士兵已為姜瓖所控制。所以，大順軍一到西城門，守兵隨即殺死永慶王，並將城門打開，迎接大順軍入城。城內的守軍還不知道李自成軍已經進城。衛景瑗聞知，驚恐萬狀，嚇得從馬上掉下來，被農民軍俘虜，押送到李自成住地。大同巡撫衛景瑗被俘。李自成誠懇地同他談話，說：我本是米脂縣一個普通百姓，今日至此，由於天命。你是個好官，你降後仍任大同巡撫。李等了三天，沒有見衛的表態，便爽朗地說：你是真忠臣，我可以派人護送你回老家。衛提出快將我殺掉。李回答說：我決不會殺你。衛跑到海會寺自縊而死，李自成得報，送去50兩銀子，並派人將衛的靈柩送回韓城老家。大順軍很快佔領了大同。總兵朱三樂自刎而死，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等死於亂軍之中，李自成為民申冤，殺死代王朱傳及其手下的一群官僚，開倉放糧，救濟窮人。姜瓖在農民軍攻打寧武時，曾率部增援，李自成見到姜瓖來降，便直言不諱地問道：你身為朝廷要害鎮守，為何投降?姜沒有回答。張天琳似乎有所覺察，當即對李自成說：欲定京師而首殺降者，怎麼能勸人歸順呢?不如將他釋放，以便招降官紳。李自成也認為這樣更為合適，遂既往不咎，讓、瓖兄弟二人頗受感動，表示甘願為大順效力。瓖對張感激不盡，叩謝。張道：「國家創業，招徠固應如此，何敢當謝。」

　　李自成在大同六日，進行了短期休整，處決了代王朱傳及代府宗室，留部將張天琳率兵戍守，於初七日，起兵前往宣府。

　　陽和(今山西陽高縣)是宣大總督的駐地。寧夏總兵葛汝芝兵敗逃回也在這裡居住，手下有家丁300餘人。大順軍在向陽和進軍時，姜讓再次請求充當嚮導，勸其弟瑄投降。面對大順軍的到來，宣大總督王繼謨約集城內紳士商議守城事宜，與會者沒有一人發言。而城內軍民卻在準備迎接大順軍。他在給朝廷的題本中說：「該臣見得陽和將士人民俱欲迎賊，出示嚴戒，惕以軍法，而犯迷終不可解。」為了給部下鼓氣，他在關帝廟召集全城文武官員歃血盟誓，慷慨陳詞，聲大而激昂，灑淚傾肝，而軍民卻無動於衷，他屬下的將領們也各自有打算，暗中與大順軍聯繫，約定如何迎接，使他感到自己一時身處於另一個世界。在這無可奈何之際，他想帶領親丁百餘人護送庫銀一萬餘兩逃回京師。不料剛走到天城衛，駐守在這裡的明軍突然奮起，進行攔截，眾兵吶喊震天，將其好馬及餉銀全都奪去，並帶著這些戰品前去投向了大順軍。這位總督一方的明朝大員不勝感慨，哀歎道：「看此時候，無一兵一將一民不反面向賊。臣煢煢孤身，止有歸命於皇上而已。」崇禎帝閱後氣急敗壞，在此作出批示：「王繼謨奉旨援雲(今山西大同)，此時正當推誠鼓眾，奮勵圖功。據奏兵將潰散，不服調遣，平日料理安在?姑著戴罪收拾兵將，立解雲圍。不得飾詞規避，以干大法。」此時大同已為大順軍佔據數日，王繼謨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叫他「收拾兵將，立解雲圍」，豈不是癡人說夢!陽和兵備道於重華見大勢已去，便主動請降。為了表示誠意，他親自出城十里迎接大順軍，士民牛酒塞道。李自成奪取陽和後，以姜瑄守之，自己率領主力去打宣府。

　　十二日，大順軍到達宣府(今河北宣化)。宣府巡撫朱之馮在城頭命令軍士發射紅夷大炮轟擊大順軍， 有記載說：「軍士抱手默然無動者。蓋一切大炮之火線已絕其火，門已俱塞實，不能發矣。」朱之馮無奈自己出來燃火發炮，軍士紛紛起來攔阻，不讓他點燃。進而一齊跪下叩頭道：「願中丞聽軍民納款，全一城性命。」就在此瞬間，大順軍登上了城，軍兵們怕他負隅頑抗，就你推我拉，將他擠下城去。朱之馮急得仰天大哭。哀歎：人心離散，一至於此。他匆匆寫下遺書給崇禎帝，勸聖上收攬人心，培養氣節，並從軍校手中奪刀自刎。這時，分守南城的監視太監杜勳和總兵王承胤暗中派人前往大同向大順遞表投降，並且與大順軍秘密溝通，接應先頭部隊千人潛入宣府作為內線。王承胤欲縛巡撫朱之馮以獻，未遂。大順軍一到，他當即打開城門。大順軍從南門入城時，滿城結綵，百姓焚香跪接。李自成巡視時，王承胤「跪之前稱賀」，面有德色。李自成對他這種自矜功伐頗不以為然，當面問道：這裡是誰家的城?王承胤驚恐不安，無言以對。杜勳是崇禎帝心腹太監，投降後受到李自成的重用。奇怪的是，奏報給崇禎帝的信息，居然是以身殉國。崇禎帝為這位心腹之死深表惋惜，當即諭令：杜勳罵賊身死，忠勇可嘉，贈司禮監太監，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蔭弟侄一人，與錦衣衛堂上官。幾天後，居然在宮中見到杜勳作為大順談判代表出現在自己眼前，他似乎也不以此而感到怎麼尷尬。

　　大同、宣府是明朝設立九邊中的重鎮，是北京屏障。而今相率歸順於大順，除掉了屏障，解除了進軍北京的顧慮。正如此時明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在奏疏中所說：「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重鎮……是以欲先取宣、雲，然後與畿南賊合股，併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為顧慮。」

　　大順軍進入宣府的當天，崇禎帝再次下詔罪己，宣佈取消三餉加派，詔書中說：「朕承天御宇，十有七年，日夜冰兢，思臻上理。調兵措餉，實非得已。三餉並用，久無成功，本欲安民，未免重累，朕之罪也。」在這裡，明確宣佈：「今與爾士民相約，剿餉已經停止，召買悉行蠲免，私懲濫罰，密訪拿問。」同時放寬對農民軍的政策，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偽官偽將，有能斬渠獻城，即予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他如牛金星、喻上猷、李振聲、楊永裕、劉宗敏、田見秀、羅戴恩、楊彥昌、谷可成，身陷賊庭，如能伺隙反正，悉赦前罪，各復原官。這與大順軍同一時期發佈的文告相比，可以看出陷於窘境的崇禎帝無論怎樣表白，都無法洗去因自己決策失誤而造成的嚴重社會後果。

　　大順軍迅速向北京合圍。圍繞軍事進攻展開的宣傳鼓動，也生機勃勃，當年一份明朝的塘報中說：大順軍「到處先用賊黨扮作往來客商，四處傳佈，說賊不殺人，不愛財，不姦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頗愛斯文，秀才迎者先賞銀幣，嗣即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縣。時復見選來府縣偽官，多系山陝秀才，益信為真，於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無知窮民，皆望得錢，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真保間民謠，有『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語。因此賊計得售，賊膽益張」。大順軍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又「發帑賑貧，赦糧蘇困」，民眾從實際感受中看到了大順軍的真誠，因而，在山西、河北、河南城鄉，到處都在傳唱大順軍的「迎闖王，不納糧」的歌謠。人們把迎接李自成稱為「迎真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窮苦百姓急切地盼望大順軍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