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誰執筆寫了張謇等與袁世凱的「絕交信」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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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誰執筆寫了張謇等與袁世凱的「絕交信」

2016年10月16日 奇聞異事 暫無評論 閱讀 113 次

  導讀:袁世凱的行為讓張謇十分氣憤,為此他於光緒十年五月,與同在慶軍的三兄張察及朱銘盤聯名,給袁世凱寫了一封言辭尖銳的長信,斥責他的種種不端。因為他們由此與袁世凱中斷往來,故後人將這封信稱之為「絕交信」。

  光緒七年(1881)四月,時年二十三歲的袁世凱投奔於慶軍統領吳長慶之門。其時慶軍駐紮於山東登州(蓬萊),而二十九歲的張謇早已是軍幕中的上賓。吳長慶念在故交之後收留下袁世凱,並讓張謇、朱銘盤等指導他學習詩文制藝。

  這袁世凱讀書雖然讀得痛苦,卻在偶爾幫著處理一些軍營雜務時露出才幹,為此張謇他們向吳長慶進言,使袁世凱在軍中獲得一個正式差使,一改初來時寄人籬下的食客身份。次年,慶軍赴朝鮮平息亂事,袁世凱大顯身手,官職也因之陞遷,亂事平定後更是負責駐軍留於朝鮮。春風得意的袁世凱到了此時,已不把張謇他們放在眼中,甚至做出一些令故主吳長慶難堪的事,這是因為他已看準風向,巴結上直隸總督李鴻章了。

  袁世凱的行為讓張謇十分氣憤,為此他於光緒十年五月,與同在慶軍的三兄張察及朱銘盤聯名,給袁世凱寫了一封言辭尖銳的長信,斥責他的種種不端。因為他們由此與袁世凱中斷往來,故後人將這封信稱之為「絕交信」。

張謇像

  由於信是三人聯名,所以這就涉及一個由誰執筆的問題。其實,此事最初沒有什麼異說,張謇晚年自訂年譜,於光緒十年四月記:「吳公調防奉天金州,促往。因由滬至煙台,附海鏡兵輪,行至金州,則公已病甚。公自朝鮮分其軍三營畀慰廷留防後,自統三營至奉,不兩月,慰廷自結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揚己,頗有令公難堪者,移書切讓之。」這裡的吳公即吳長慶,而慰廷則是袁世凱。所謂「移書切讓之」,就是指寫絕交信的事。張謇在這兒只說是自己「移書」,甚至連聯名的另外二人都沒有提一下。此後編印的《張季子九錄》,將此信的題目定作《與朱曼君及叔兄致袁慰亭函》,也是以張謇為首的。

  1926年張謇去世,同年10月10日《申報》上刊登了這封信,標題卻作《朱曼君、張叔儼、張季直致袁世凱書》,改成以朱銘盤領首,想來有其原因。到了1934年鄭肇經為舅父朱銘盤刊印《桂之華軒遺集》,不僅將這封信作為朱氏文集的補遺,更在卷首影印了朱氏手書此信的墨跡,以及諸名家關於此墨跡的題詠。其中韓國鈞的題跋云:「此朱曼君先生與袁項城絕交書也,人事輪轉,卒獲藏守,幸矣。袁亦一時之雄,獨以軼世才難為人下,誠有負吳壯武耳。當日同處一幕,未嘗一時之盛,惜乎其交不終。昔南陽宗士林薄曹孟德而不與交,曰松柏之志猶存,曼君其歲寒之松柏哉?書中張季直昆季皆列名,張刻曼君集,獨遺是書,其豈為袁氏諱歟?四十年一剎那,近今披露於世,其亦曼君之幸、袁氏之不幸耶?」

  觀韓國鈞所題,他是明確認定信的執筆者為朱銘盤,而張氏兄弟只不過是列名而已。這個斷定影響頗大,如管勁丞先生也有文說「信是朱銘盤的手筆,張謇因為一同具名,《九錄》裡也照錄」云云。直到現今,還有一些學者沿用這個看法。

  韓國鈞對張謇當年刻朱銘盤詩文集未收那絕交信,懷疑是有意為袁世凱諱避。這話看似有理,但細想還有可商榷處。自從光緒十九年(1893年)朱銘盤病逝於金州,繼室趙氏將其遺稿帶回,此後趙氏挈孤子投依張謇和范當世,張謇則把朱銘盤的詩文陸續交由翰墨林印書局印行。文集印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名稱雖為《桂之華軒文集》,但張謇所題扉頁卻是「桂之華軒駢文」,而事實上該集所收錄者都是清一色的駢文。以此來看,即使認為絕交書為朱銘盤所作,以文體論,也是不合編入的,所以談不上什麼諱避,儘管其時張謇與袁世凱已恢復了交往。

  其實,單憑朱銘盤的那個手跡就斷定他是執筆者,這還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墨跡並不是致袁世凱的原信,這從信末沒有署時和具名就可以看出,所以那個墨跡只是一份朱銘盤的錄寫件。至於朱銘盤何時、為何錄寫此信,可惜已無從知曉。

  最能說明此信執筆者的證據,來自於張謇的日記。196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張謇日記》,在其第一冊的最末,也就是光緒十年末的余頁上,有張謇幾封信的底稿。雖然字跡潦草、刪改痕跡纍纍,難以遽讀,但仔細辨認,其中那署著《與袁慰廷》的一篇,赫然就是這封絕交信!再看張謇本年五月十一日所記:「寫與慰廷訊。慰廷向驕恣,至此益甚,故移書切責之。」有具體日期,有底稿明證,說張謇是絕交書的執筆者,就應該無可置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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