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陶鑄是怎樣成為「第四號人物」的
會議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公佈的改選結果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劉少奇成為接班人,但這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剛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才兩個多月的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會議的最後一天(即8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公佈的改選結果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劉少奇成為接班人,但這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剛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才兩個多月的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卻是一個需要加以說明的問題。到現在為止,關於這個問題有幾種不同的版本。
第一種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據他說:「在選舉常委時,鄧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來將鄧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雖然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常委名單的排列次序卻是她定的。這在黨史上是罕見的。她說鄧小平犯了錯誤,為什麼還升了,過去第七位,現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陳伯達的後面。她又說陳伯達太老實,壓不住鄧,陶鑄厲害,調上去。本來陶鑄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調到了第四位。」
對王力的這種說法,許多人(包括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認為,是瞎說,開玩笑,不足信,江青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和決定力。況且江青對陶鑄也不會那樣有好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江青曾鼓動陶鑄揭發和批判鄧小平、劉少奇,遭拒絕,她正耿耿於懷,怎麼會為提高陶鑄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種版本是陳伯達兩位秘書的回憶。他們說,在醞釀常委名單時,陳伯達位次「第四」。陳自覺自己不行,他特別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澤東表示:「我書生氣十足,這個位置對我不合適。」毛澤東對他說:「你去掉書生氣不就行了嗎?」陳仍忐忑不安,他讓秘書給毛澤東寫信,要他們向毛澤東說明自己不適合這個位置。秘書感到很為難,這種事他們怎麼能做和敢做呢?他們又說,對這個問題,周恩來也表示了意見。周恩來跟毛澤東說,我如外出,誰來代替我?鄧小平已犯錯誤,不能代替,恐怕還是陶鑄好些。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於是就把陶鑄從後面提到了陳伯達前面。
會議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公佈的改選結果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劉少奇成為接班人,但這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剛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才兩個多月的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
陳伯達的這兩位秘書的說法,尚未見諸文字。當筆者跟比較知情的人議論陳伯達推讓「第四位」的問題時,他們認為不一定可信。
第三種版本是《周恩來年譜》和《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書中的說法。《周恩來年譜》載: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澤東處開會,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及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會後,根據會議商定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把原列於第七位的陶鑄勾到列於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第四位。《苦撐危局》中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於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毛澤東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名字之後、陳伯達名字之前。這種說法於實、於情、於理都比較可信和可靠。
第四種版本即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她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原來陶鑄排在較後面,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總理之後、陳伯達的前面,這就是所謂的「第四號人物」的來歷。對此,陶鑄說過:「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後面。我去見了主席,要求把陳伯達調到第四位來。我說陳伯達長期在你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主席說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裡我找他談談。」
是否還有其他版本,筆者目前還沒有看到。從這幾種版本看和進行比較:(一)王力的說法,即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根據江青的意見定的,不可信,不可傳;(二)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可能還徵求了林彪的意見)根據需要和實際情況商定的,這恐怕是事實,也符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