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乾隆文字獄:當權64年 竟發動文字獄130多次
乾隆死了,但中國的文字冤案並未隨他而消亡。回首中國文人的生存環境,一言以蔽之:艱難與險惡。
乾隆作為承業皇帝,算是歷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他手下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於其父雍正。可父子二人相比,兒子的威名遠在老子之上。同樣的酷治江山,父子二人「酷」的效果卻大不相同。兒子酷政「酷」得刁,玩得妙,帝王這套遊戲規則算是被他把玩到家了。他剛柔並濟,先寬後嚴,效果和口碑都非父輩可攀。
單說他大興文字獄一事,其規模之大,時間之久,神經程度之極,都遠超父祖,不但把清朝文壇攪得烏煙瘴氣,自己也落得個神經過敏症。有史以來,以清朝文字獄最多,清朝又以乾隆一朝最多,兩個「最」字擱到一朝,可想當時文人的生存狀態之危。
據《清代文字獄簡表》統計,乾隆在位60年,退休後仍不捨得棄權,又管4年,共計64年,製造的大規模、中規模和小規模的文字案共計130多起,可以說五個月就要對文人「刀斧伺候」一次。中央政府咬文嚼字、樂此不疲,地方政府為邀功請賞、擴大戰果,恨不得挖地三尺。說白了也就是投皇帝之所好,撓皇帝之所癢,借無辜文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罷了。當然,其間也不乏文人失尊拍皇家馬屁拍到馬腿上,把性命拍丟的主兒。
如冀州秀才安能敬,寫一首「恩榮已千日,驅馳只一時,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從詩作水平來看,此秀才可能剛剛出道,筆功稚淺,心裡想的和落於筆端的錯位大,鴻溝寬,累得他滿頭大汗,才得一首四句小詩,本意是想對清朝歌功頌德,不想竟被曲解為咒罵皇帝有憂有難,無人輔佐。安能敬被抓進大牢,拉上大堂,皮開肉綻後,他紅著臉說了一句實在話:「我原要竭力稱頌,無奈說不上來。」
無獨有偶,著名學者全祖望也曾幹過此類倒霉事。他曾在《皇雅篇》中大敘雍正得位之正的問題,諂媚之意彰顯,單等皇帝發現。可惜的是,皇帝還沒看到,卻被仇家瞅出了問題。全祖望的文章內有「為我討賊清乾坤」之句,冠「賊」字於「清」字之上,被仇家指責為大逆不道上奏乾隆,後因有朝廷官員竭力為之辯解,才得以倖免。這馬屁拍得又是一個不值。
乾隆數十年屢興大獄,缺德事幹得真是不少,因而到了晚年,對「老」、「死」一類的字眼忌諱莫深。如乾隆四十四年,直隸的一個能人智天豹,數十年修得一本萬年曆,為討好乾隆,特托人獻給乾隆一本。不料,乾隆看後,發現該歷只編到乾隆五十七年,越品越覺得不對頭,這小子豈不是在變著法子咒朕早死?智天豹因巴結皇帝而掉了腦袋,冤情至深。可能直到死時,他方體悟出「伴君如伴虎」這句老話的深刻內涵:皇帝老兒跟前的馬屁精可真不是那麼好當的啊!
可以說,清朝前期的文人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野史上講到一個劉三元,此人神經有毛病。某日,他瘋氣一犯,對著衙門大喊:我乃漢室後裔,要眾官扶持。此等書面語言大老粗是說不出的,這個劉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屢試不第,壓抑而瘋。可惜,乾隆政府並沒有因精神的問題赦免他,判他個一刀之刑。
但比起另一位因在書信上寫「坤治」年號被凌遲的江西瘋子,一刀亡命的劉三元算是幸運了……文字案一樁接著一樁,雖說不是一窩風的大型運動,但這種零星不斷持久戰比集中戰威力更大,給文人造成的心靈恐懼更是持久。文人個個心驚膽戰,背著腦袋「爬格子」,用字用句皆小心翼翼,前後關照,審了又審,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可依然不能保證全家老小的性命。當然也有不怕死冒大險寫詩的。文字獄大興其間,就有能人作詩曰:「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大概就是對外夷皇帝們咬文嚼字功夫的一種極力反抗。
乾隆這位可愛的「十全老人」咬文嚼字的功夫也的確了得,他不但火眼金睛,還有骨頭裡面挑刺的癖好。到他這一朝,忌諱的字眼不斷擴大,從明顯處到隱晦處,從字面義到引申義,層層推敲,讓文人們防不勝防,一旦被他揪住小尾巴,他根本不會給你留申辯的餘地,一瞬間便能讓你體會到啥叫「禍從天降」。
當身上的小肉片在劊子手的刀下如同雪花飛舞之時,自己卻還不知道哪裡得罪了皇帝老兒?哪個字眼戳到了他的諱處?只得帶著重重疑問和極刑的疼痛到陰間去細揣細問了!比如,杭州卓長齡著《憶鳴詩集》,「鳴」與「明」諧音,被人指為「憶念明朝」,上報給乾隆。乾隆帝一看,問題更是嚴重了一層,連卓氏的家人都攜帶著一齊深惡痛絕之,稱他們「喪盡天良,滅絕天理,真為復載所不容」。從咬牙切齒的咒罵來看,這哪裡還是政府對民眾,簡直上升到了私仇家恨的層面上了。
從上可以看出,文人階層也是一個千人千性的小社會,啥嘴臉都有,有怕死的,也有不怕死的;有丟棄文人骨氣的軟蛋,也有剛正不阿的硬骨頭。儘管千人千性,但作為文人還是有其共通的性格脈絡的。比如說,文人自古就有種種繁多的失意情緒,發起牢騷來不知不覺。再比如,文人參政的慾望,讓其總是無法遠離政治磁場。在「學而優則仕」的價值觀念的影響下,中國文人要麼入仕為官,將文人和官吏的雙重身份歸於一身;要麼就是奔波於考場幾十年,落得一腔怨氣。文人與官場的這種緊密又微秒的關係,便是歷朝歷代的政治運動皆是拿文人開刀的原因。
但總的說來,文官也好,屢試不第的秀才也罷,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意心理:沒有及第的想入朝為官,當上官的又嫌當的官太小,欲壑難平,牢騷滿腹。說白了,吃的都是「口舌」之虧。乾隆五十三,湖南耒陽的老秀才賀世盛,多次科舉都沒及第,只得靠代寫詞狀為生。不平事經歷得多了,便把經手的案件拼湊總結出一部《篤國策》。寫成之後,立即上京城投獻,以待取悅龍顏,換得一官半職風光風光。不想此書涉及了批評捐官制度的問題,取悅不成,反而被定為「妄議朝政」,被判了斬立決。
愛好「口舌之禍」的文人面對神經質皇帝,面對天天瞅機會拍馬屁的官僚,小心作文不犯忌諱實屬上策。可文人一旦作起文章,便進入了「庖丁解牛」的無意識狀態,哪裡管得住手中之筆,心中牢騷不吐不快。比如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乾隆不知從哪弄得一本文集。文集的作者系安徽一貢生:書很有可能是自費出版,就像現在的業餘作者爬了幾十年格子,敲了很多年的鍵盤,掏腰包出書一樣,算是文學生涯的一次總結。此貢生也是懷著此種心理為自己的文學生涯「總結」了一下,並為這次「總結」自撰序言,把多年人仕不順的牢騷話全兜了出來,火藥氣極濃,指斥上天。本以為發行量不大,安徽貢生並未將序言之事放置於心。事不湊巧,「文集」被乾隆偶然「寵幸」到了,其結果可想而知:貢生被斬首不說,連其子和處理該案不力的知縣也被判以死緩。
按理說,乾隆即位時,大清江山已統治百年有餘,皇位穩如泰山,大沒必要再像父祖們那般跟知識分子叫板。然而,一個文化上的弱勢民族從蠻荒之地入主中原,統治一個智慧的民族,其文化心裡是相當複雜的,複雜的文化心理繼而又轉化成民族敵視。皇帝一旦敵視哪個群體,這個群體自然就不會有好果子吃,不會有好日子過,直殺得「砍頭只當風吹帽」。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個老學究深居書齋多年,不懂官場規矩,更不知道滿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軟肋所在。當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問題,便犯上了知識分子的較真病,私下刪改不說,還另編《字貫》一書。《康熙字典》乃欽定之書,敢於對該書進行批評,自然是「罪不容誅」。江西巡撫海成偵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報朝廷,又將老學究革去舉人,投入大獄,隔三差五地提出來審訊,同時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審理案宗時,發現該書凡例中將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廟諱、御名各以本字開列,「深堪發指」,立即傳旨將罪犯移押京師,照大逆律處決。同時巡撫海成也受牽連。他雖首舉有功,但卻因未及時發現這一重大問題,而被乾隆咬牙切齒地斥為「天良昧盡」,革職下獄。
從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除了胡中藻案與政治有點關聯外,其餘的多因乾隆神經過敏症所引發,涉及人員大多是下層文人,有文學青年,還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連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倖免。可以說,乾隆壞事幹了不少,功績也不少,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光拿下層人民開刀,殺雞駭猴,把狂妄自負的文人們整得大氣不敢出,還不得不從心眼裡服人家,還不得不拈起筆來撰寫人家是一代明君、一代聖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