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奴僕常被稱為「奴才」。清人梁章鉅《稱謂錄》有別解，釋為「奴僕之所能」，即奴僕的能耐。「奴才」一詞，本是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一句罵人話，意為無用之人，只配為奴，故又寫作「駑才」。今人罵某某人奴氣重、是走狗，常稱之為「奴才」。魯迅先生一生憎惡奴氣，屢屢說到中國人的奴性重，他在小說《阿Q正傳》中，就對當時國民性中的奴性作了某些揭示。圖為《阿Q正傳》的日文版書影。

　　「奴才」一詞，雖含鄙意，卻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著一個特殊的位置。清朝規定，給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滿臣，便要自稱「奴才」;如果是漢臣，則要自稱「臣」。漢臣如果自稱為「奴才」就算是「冒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於科場舞弊案的奏折，因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稱為「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後，大為惱火，斥責馬人龍是冒稱「奴才」。於是，乾隆帝做出規定:「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一體稱『臣』」。這個規定，目的就是不讓漢臣稱「奴才」，為此，寧肯讓滿臣遷就漢臣也稱「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這些規定呢?本來，滿族統治者是一向嚴求漢族人與自己保持一致的。他們強迫漢人剃頭髮，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風，都是為了讓漢人歸化於自己，臣服於自己，但惟獨不肯讓漢人也與自己一樣稱「奴才」。這是為什麼呢?魯迅先生的雜文《隔膜》裡有一段話，實際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佳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

　　滿洲人入關前，大體處於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雖然佔據了中原，但奴隸制的胎記並未完全退去，「嚴分著主奴」，就是一個明顯的表現。即使到了晚清，滿洲人內部仍保持著很濃厚的奴隸制習氣。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記云:「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餬口，或為御者，或為喪車槓夫，或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腰纏以賄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貴者，甚畏見其貧主也。」這就叫「嚴分著主奴」。「嚴分著主奴」的習慣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滿臣奏事時要自稱「奴才」。滿臣自稱「奴才」，不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漢臣則沒有滿洲人傳統的主奴關係，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稱「奴才」。正因為這個原因，馬人龍奏事時自稱了「奴才」，便被認為是冒稱。

　　「奴才」與「臣」這兩個稱謂，誰尊誰卑，以今人的眼光，無疑是「奴才」低於「臣」。但這種判斷，與清朝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奴才」一稱，從表面看，似不如「臣」字體面、尊嚴，實則「奴才」要比「臣」金貴得多。「奴才」，實際是一種滿洲人主奴之間的「自家稱呼」，非「自家人」的漢人是沒有資格這樣稱呼的——正如趙太爺罵阿Q:你也配!漢臣稱「臣」，並不是皇帝為了照顧漢臣的面子，「特地優待，錫以佳名」，而是為了與「奴才」一稱相區別，以顯示漢臣的地位低於滿臣。俗諺云:「打是疼，罵是愛」，清朝皇帝讓滿臣自稱「奴才」，實際是罵中之「愛」;反之，不讓漢人稱「奴才」，則是因為缺少這份「愛」。

　　在實行奏章稱謂制度的過程中，也出現過特殊的情況:即有漢臣雖然稱了「臣」，卻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滿臣西寧、達翎阿與漢臣周元理，聯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滿臣皆自稱「奴才」，周元理自稱「臣」，按理說，這是符合規定的;但乾隆皇帝卻懷疑周元理稱「臣」是「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不服當奴才。實際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稱「奴才」呢!沒想到卻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這件事上，大約是玩弄了韓非子所說的「恃術不恃信」的詭道。規矩本來是自家定的，但他卻出爾反爾，責備臣下，完全不講信用。「恃術不恃信」，本是中國歷代皇帝駕馭臣下的一個寶訣，乾隆皇帝對此顯然運用嫻熟。

　　魯迅先生一生憎惡奴氣，屢屢說到中國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說，中國人做了滿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隸。中國人的奴性之養成，固然與封建專制制度有關，但是否與皇帝特別喜歡奴才有些關係呢?清朝大概是由於自己的奴隸制基因，尤其喜歡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別喜歡奴才的一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