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情脈脈」的教派與王權的鬥爭

　　自西晉末年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後，我國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這些少數民族統治者在鎮壓漢人等各族勞動人民的同時，他們都極力利用佛教和道教，來麻痺人民的反抗意識。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國北部廣泛地傳播開來。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北魏末年，僅京城洛陽(今洛陽市東北12公里)就有寺院五百多座。神龜元年(518年)時，「寺奪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陰之變，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捨，略為寺矣。」至東魏末年，略而計之，全境有寺三萬有餘，僧尼達二百萬。道教在北魏、東魏時也很受朝廷的重視，並有很大的發展，然而道觀、道士之教遠不及佛寺、僧尼。

　　北齊時，首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據《歷代三寶記》記載：城內有寺院四千所，僧尼共八萬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數不減東魏末年。由於佛教受到最高統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種優越條件，東魏、北齊時出現的許多名僧，如慧光，在東魏時任都統，北齊時為國統，是地論學派南派(鄴都)的開創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師。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繼承和發展菩提達摩的禪學思想，被尊為中國佛教最有影響的禪宗的第二祖師。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學思想，便最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教派——華嚴宗、天台宗、禪宗。

　　但是佛教、道教勢力的擴張，不僅損害了政府的稅收與徭役、兵役，也妨礙了世俗地主經濟勢力的擴展。佛教「捐六親，捨禮義」，以及佛、道的虛幻想說等，都成了儒生的攻擊目標。他們從維護中國正統文化的立場出發，極力攻擊和貶低佛、道。劉晝稱「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阤謂佛教是「胡妖亂華。」樊遜又更進一步。《北齊書·樊遜傳》: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詢問對佛教道教的意見時，遜答道：道教之「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系風，學之如捕影。……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情放縱，還同俗物?」他稱僧、尼、道為「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只是由於最高統治者的袒護，佛、道二教在北齊的發展才沒有受到影響。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繼承人、北周的孝閔帝宇文覺、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誠，故佛教在其境內長盛不衰。道教也在這時迅速發展壯大。其時「緇衣(指僧尼)之眾，參半於平俗;黃服(指道士)之徒，數過於正戶。」雖然佛教、道教都是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但是，這麼多的不向政府納稅服役而佔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對於國小民寡的北周來說，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損失。寺院、道觀地主不但在經濟上與官府、世俗地主發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與恪守儒家學說的土大夫發生矛盾，佛、道之間也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發生衝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術，勵精圖治。在位期間，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都進行過一系列的改革。據《廣弘明集》卷七《敘列代王臣滯惑解》載言： 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衛元嵩上書說：「國治不在浮圖，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捨而祚失。大周啟運，遠慕唐、虞之化，宜遺齊、梁之末法。」他的意見深受周武帝的讚賞。

　　這時，道士張賓也上書請求廢除佛教。於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討論三教的優劣。意在壓低佛教的地位，定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可是，當時執掌朝政大權的，是篤信佛教的大塚宰宇文護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鸞等上書詆毀道教，因此，雖經多次討論，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 周武帝誅宇文護，始掌朝政大權。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進行辯論，始定出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的位次。由於名僧僧勉、僧猛、靜藹、道積等奮起抗爭，極力詆毀、排斥道教，又使這次的位次未能付諸實現。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進行辯論。在會上，佛道兩家鬥爭非常激烈。據《續高僧傳·智炫傳》記載，智炫在辯論時力挫道士張賓，周武帝為道教護短，斥佛教不淨，智炫答道：「道教之不淨尤甚!」

　　武帝這次原來只想罷斥佛教，由於道教的迷信方術和教義的虛妄,經道安、甄彎、智炫等人的揭發,已經徹底暴露，因此，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即僧尼)道士，並令還民。」詔令發佈之後，立即實施。「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藍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這年六月,武帝又下詔立通道觀。使「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跡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通道觀的學士共一百二十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

　　他們的任務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討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極，並達到彌合三教的分歧，使「爭驅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 577年)滅北齊後，周武帝在鄴城新殿多次召請名僧，解釋尊儒佛的原因與意義，與會的五百僧人都沉默不語，只有慧遠明確表示反對，並且以阿鼻地獄相威脅。佛教徒任道林也上書反對毀佛，以因果報應進行恐嚇。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無心信佛。他權衡得失後，最終決定在原齊國境內滅佛，寺院等「還准毀之」於是，整個中國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絕了。

　　周武帝這次滅佛比較徹底。據《房錄》卷11記載：其時「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共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為宅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周武帝滅佛，目的雖然和魏太武帝滅佛一樣，都為了擴大財源，鞏固政權，但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這次滅佛，是經多次辯論之後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準備。第二，這次沒有採取坑殺僧、尼、道士和搗毀寺、觀的作法，而是將寺、觀賜給王公，讓僧尼等還為編戶。對於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員的身份送到通道觀進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職，如以曇為光祿大夫，法智為洋川太守，普曠為岐山郡從事，等等。總之，方式方法比較溫和。

　　這次滅佛，北周政府不僅獲得了大量寺觀財富，而且獲得了近三百萬的編民，遂使生產日益發展，「租、調年增，兵師日盛。」從而，為後來隋朝的統一和對突厥的鬥爭，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強大的軍事實力。而通道觀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與互相滲透，為建立以儒家為治國之本，輔以道、佛的三教結合的新的封建統治服務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