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晉商喬致庸簡介 喬致庸後人有哪些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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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晉商喬致庸簡介 喬致庸後人有哪些

2017年04月15日 文史百科 暫無評論 閱讀 301 次

  喬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喬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棄文從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斷努力下,生意日漸興隆,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在國弱民貧的清朝,晉商能夠走向全國,實屬不易。

  嘉慶二十三年,喬致庸出生於山西祁縣的一個商賈世家,父親喬全美,幼年父母雙亡,由兄長喬致廣撫育長大。少年時期因兄長病故,喬致庸棄學從商,開始掌管喬氏家族生意。在他執掌家務時期,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遍佈中國各地商埠、碼頭。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

  19世紀末,由於連年戰亂,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大量白銀外流。晚年的喬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傳統,於同治初年(1862年)開始在家院附近購置地皮,大興土木,修建了規模龐大的宅院,即著名的「喬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築。

  喬致庸曾先後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育有六個兒子,十一個孫子,其中三兒子喬景儼在喬致庸晚年時當家。

  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年天遭大旱,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用人之道

  喬家的商業得以超常規發展,是因為喬致庸能夠不拘一格用人才。馬公甫,本是復盛公字號裡的小夥計,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在大掌櫃告老後,讓他當 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櫃,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馬公甫一步登天。馬荀,本是復盛西字號下屬糧店裡的小掌櫃,不識字,但經營有方,盈利不小。喬致庸便給他一副資本,讓糧店獨立經營,他成為大掌櫃後也給喬家賺回不少銀子。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高鈺也是如此,後來為喬家收進幾十萬兩白銀的紅利。

  閻維藩(劇中潘為嚴原型),本是平遙蔚字號福州分莊的經理,給一個下級官吏支墊白銀十萬兩幫其陞遷,結果此人升為漢口將軍,其膽識為同行所稱道。後因與總號有左,辭職還鄉,消息傳至喬家,喬致庸慧眼識人,派兒子從半路接到喬家,待以上賓之禮,聘任閻維藩為大德恆票號總經理。他為報知遇之恩,殫精竭慮,使大德恆票號後來居上,成為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票號之一。

  為人處事

  素性恬淡、酷嗜讀書,經營財務非其甘願亦非其所長,然知人善任。待下寬厚。豁達大度,慎始慎終,人都樂為其用。「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為其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的主導思想。十數年後,其祖業包頭商號獲利倍增,於「復盛公」之外,又增設「復盛全」、「復盛西」等多處,左右著包頭整個市場,因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商業外,兼營錢莊、當鋪,相輔相成,資本愈見盈厚。但他並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務全權委任長孫, 自己則休閒家居,閉門課子。「肆力史冊。廣購圖書,傚法燕山竇氏,嚴飭子孫無少懈」。同時,廣行善舉,光緒三年(1877)縣遭饑饉,出巨資助販。渠本翹創設中學堂,孟步雲創設女子學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廣為人所傳誦。因販災義舉。受到清廷「舉悌弟加五級」,並賞戴花翎的嘉獎。子喬景儀、孫喬映霞均沿襲祖業,使商業、金融又有開拓與發展,成為省內外商界聞人。他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都誥贈夫人。據說他最後一個妻子可作他的孫女,兩人的年齡相差三十幾歲。這樣看來,不知底細的人會認為這位老翁好色,老了還討妙齡為妻。其實老翁娶妻竟是兒女們的主意。因為他家雖說僮僕很多,可貼身服侍實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順的獨生女使用起來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來省去子女們的麻煩,二來還可避免同僕婦女傭的風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個孫子。在他執掌家務時,可稱得上人丁興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 的事業突飛猛進,有了很大的發展。如起先是「復字號」稱雄於包頭地面,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於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這時「在中堂 」的財勢已躋身於全省富戶前列,家資千萬,商業遍佈全國。他為了光大門庭,又大興土木,於同治初年開始,先在老院西側隔小巷購買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裡五外三的樓院。而且兩樓對峙,主樓為懸山頂露明柱結構,通天欞門,有陽台走廊。登上陽台,可觀全院。陽台前沿,設有扶欄,扶欄上刻有磚雕,磚雕工藝精湛,栩栩如生。明樓竣工後,又在兩樓院隔街相望處,陸續興建了兩個橫五豎五的四合鬥院。四座院落正好位於街巷交叉的四角,為後來連成一體奠定了基礎。在他手裡建築的房屋佔到整個房院的三分之二。

  喬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誠懇,處世隨和。由於他善於謀劃和經營,在他執掌家業時,資產越來越多,是「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

  喬家大院裡面喬致庸的贊文

  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 」 的說法。當時喬致庸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祁縣志》有記述,並給予褒獎。

  在理家上,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又誡「驕、貪、懶」三個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為準則,把它當作兒孫啟蒙的必讀課,同時寫在屏門上,作為每日的行動規範。兒孫如若有過,則令跪地背誦,如犯拋米撒面之錯,便把「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反覆誦讀,直到認錯為止。然後再作一番訓教,最後犯者謝赦,慢慢退出。 喬致庸還把他親擬的對聯著人寫好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兒孫,注重節儉,不要貪圖安逸,坐享祖業。他對他的兒子進行了排隊分析,認為長子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長子驕橫跋扈;次子個性暴烈;三子過於老實,亦非經濟之才;四子樸實遲鈍,不善於說話;五子是個書獃子;六子體質瘦弱,難擔大業,沒有一個是他的理想繼承人。只有長孫喬映霞性格忠誠厚道,聰明伶俐,故對映霞寄予厚望,教誨亦多。常對其教育說,唯無私才可訟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氣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過,待人要豐,自奉要約。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緊後松。」這些教誨,對喬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響的。

  喬致庸老年時,對他的六子寵愛至極,偏袒極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後,慟哭不起,染病臥床,二年後離開人間。

  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年天遭大旱,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用人之道

  喬家的商業得以超常規發展,是因為喬致庸能夠不拘一格用人才。馬公甫,本是復盛公字號裡的小夥計,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在大掌櫃告老後,讓他當 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櫃,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馬公甫一步登天。馬荀,本是復盛西字號下屬糧店裡的小掌櫃,不識字,但經營有方,盈利不小。喬致庸便給他一副資本,讓糧店獨立經營,他成為大掌櫃後也給喬家賺回不少銀子。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高鈺也是如此,後來為喬家收進幾十萬兩白銀的紅利。

  閻維藩(劇中潘為嚴原型),本是平遙蔚字號福州分莊的經理,給一個下級官吏支墊白銀十萬兩幫其陞遷,結果此人升為漢口將軍,其膽識為同行所稱道。後因與總號有左,辭職還鄉,消息傳至喬家,喬致庸慧眼識人,派兒子從半路接到喬家,待以上賓之禮,聘任閻維藩為大德恆票號總經理。他為報知遇之恩,殫精竭慮,使大德恆票號後來居上,成為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票號之一。

  為人處事

  素性恬淡、酷嗜讀書,經營財務非其甘願亦非其所長,然知人善任。待下寬厚。豁達大度,慎始慎終,人都樂為其用。「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為其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的主導思想。十數年後,其祖業包頭商號獲利倍增,於「復盛公」之外,又增設「復盛全」、「復盛西」等多處,左右著包頭整個市場,因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商業外,兼營錢莊、當鋪,相輔相成,資本愈見盈厚。但他並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務全權委任長孫, 自己則休閒家居,閉門課子。「肆力史冊。廣購圖書,傚法燕山竇氏,嚴飭子孫無少懈」。同時,廣行善舉,光緒三年(1877)縣遭饑饉,出巨資助販。渠本翹創設中學堂,孟步雲創設女子學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廣為人所傳誦。因販災義舉。受到清廷「舉悌弟加五級」,並賞戴花翎的嘉獎。子喬景儀、孫喬映霞均沿襲祖業,使商業、金融又有開拓與發展,成為省內外商界聞人。他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都誥贈夫人。據說他最後一個妻子可作他的孫女,兩人的年齡相差三十幾歲。這樣看來,不知底細的人會認為這位老翁好色,老了還討妙齡為妻。其實老翁娶妻竟是兒女們的主意。因為他家雖說僮僕很多,可貼身服侍實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順的獨生女使用起來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來省去子女們的麻煩,二來還可避免同僕婦女傭的風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個孫子。在他執掌家務時,可稱得上人丁興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 的事業突飛猛進,有了很大的發展。如起先是「復字號」稱雄於包頭地面,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於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這時「在中堂 」的財勢已躋身於全省富戶前列,家資千萬,商業遍佈全國。他為了光大門庭,又大興土木,於同治初年開始,先在老院西側隔小巷購買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裡五外三的樓院。而且兩樓對峙,主樓為懸山頂露明柱結構,通天欞門,有陽台走廊。登上陽台,可觀全院。陽台前沿,設有扶欄,扶欄上刻有磚雕,磚雕工藝精湛,栩栩如生。明樓竣工後,又在兩樓院隔街相望處,陸續興建了兩個橫五豎五的四合鬥院。四座院落正好位於街巷交叉的四角,為後來連成一體奠定了基礎。在他手裡建築的房屋佔到整個房院的三分之二。

  喬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誠懇,處世隨和。由於他善於謀劃和經營,在他執掌家業時,資產越來越多,是「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

  喬家大院裡面喬致庸的贊文

  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 」 的說法。當時喬致庸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祁縣志》有記述,並給予褒獎。

  在理家上,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又誡「驕、貪、懶」三個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為準則,把它當作兒孫啟蒙的必讀課,同時寫在屏門上,作為每日的行動規範。兒孫如若有過,則令跪地背誦,如犯拋米撒面之錯,便把「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反覆誦讀,直到認錯為止。然後再作一番訓教,最後犯者謝赦,慢慢退出。 喬致庸還把他親擬的對聯著人寫好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兒孫,注重節儉,不要貪圖安逸,坐享祖業。他對他的兒子進行了排隊分析,認為長子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長子驕橫跋扈;次子個性暴烈;三子過於老實,亦非經濟之才;四子樸實遲鈍,不善於說話;五子是個書獃子;六子體質瘦弱,難擔大業,沒有一個是他的理想繼承人。只有長孫喬映霞性格忠誠厚道,聰明伶俐,故對映霞寄予厚望,教誨亦多。常對其教育說,唯無私才可訟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氣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過,待人要豐,自奉要約。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緊後松。」這些教誨,對喬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響的。

  喬致庸老年時,對他的六子寵愛至極,偏袒極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後,慟哭不起,染病臥床,二年後離開人間。

  治家之道

  喬致庸治家很嚴。其家規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納妾,三不准虐僕,四不准賭博,五不准冶遊,六不准酗酒。這些家規既杜絕了禍起蕭牆的根由,又成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證。喬致庸先後娶過六位妻子,但都是續絃。喬致庸將《朱子格言》作為其兒孫啟蒙必讀之書。他常告誡兒孫戒「驕、貪、懶」三字。並教育兒孫「唯無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氣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知欲圓、行欲方」;「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若兒孫有過錯,則責令跪地背誦《朱子格言》。如浪費糧食,則命跪誦若干次「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直到承認錯誤,磕頭謝罪。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掛在內宅門上,以教育其兒孫,其對聯稱: 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財,緣惜福 為抬高身價,喬致庸也喜好結交官府,這反映了以他為代表的晉商的封建性的一 面 喬致庸生活在封建時代,在他身上同樣有著結交官府,抬高身價之追求。喬家所結交的官員,上至皇室貴族,下至州府縣治。清光緒以來歷任蒙、疆、陝、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撫、道、縣幾乎都和喬家有著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號經理籠絡聯繫,再漸漸過渡到喬致庸財東。據說大德通票號經理高鈺與趙爾巽、趙爾豐私交甚厚,通過趙氏兄弟又結識了端方、張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緒年間,當左宗棠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時,便與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結成密切關係,他所需軍費,多由喬家票號存取匯兌,有時軍費急缺時則向喬家票號借支透支。當西北安定下來,朝廷調左氏回京任軍機大臣時,路上費用均由喬家票號經管。恰好喬家所在地山西祁縣位於川陝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經祁縣時,便特地拜訪喬致庸財東。喬致庸當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準備。當左宗棠來到喬宅見到喬致庸時,直稱「亮大哥,久仰了」,喬致庸更是受寵若驚。在喬宅敘話時,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為,均仰仗亮大哥票號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機請左宗棠為大門前百壽圖題一副對聯。左宗棠即興揮筆,所題對聯為: 損人欲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當北洋大臣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時,聞晉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喬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便認捐銀10萬兩。這樣,李鴻章對喬家的這兩個票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經票號掌櫃與李鴻章幕僚斡旋,李鴻章為喬家大院題了副對聯,傳說李鴻章寫的這副對聯是: 子孫賢,族將大 兄弟睦,家之肥 不難看出,喬致庸結交官府有其商業利益與自身需要的一面,這些都反映了喬致庸所代表的晉商封建性的方面。

  後人評價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賦,喬致庸在經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現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證據是喬致庸去世後立的墓表。喬致庸的墓還在喬家堡村子裡,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誌銘是埋在墓裡的,喬致庸的墓誌銘至今沒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喬致庸的孫女婿、民國時的文化名人常贊春寫的。他記述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並以儒學為經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為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和史記等書籍,對於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賑災。「民為貴,君為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 這個精神可以延續到喬家祖上。喬貴發是個草根階層,30歲都娶不上媳婦。但他最終娶了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可謂情深義重。他們家有個報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個泥塑旁邊是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他們並不隱瞞自己祖上貧窮的歷史,反而要家族記住這些貧困史。不只是喬致庸,包括到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這一代,每到過年時候,他們都要用車拉著米面,給那些貧窮的家庭資助,幫助渡過年關。他們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記自己貧窮的出身。喬家家教有多嚴格可以舉個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戲台,但喬家沒有,怕的是後人玩物喪志。喬家還有一個規矩,家裡不用年輕的丫環而用中年婦女,為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出現不雅的事情。

  喬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資本實現自己票號匯通天下的理想,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把喬家在包頭的復字號生意發揚光大,復字號也成為喬致庸發家的起點。在喬致庸做東家時,復字號已經是包頭第一大商號,幾乎壟斷了整個包頭市場。有句話說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當時經過兩代經營,喬家在包頭有11處生意,關內還有好幾家鋪子,總數有17家。光復字號有3個大號,十幾個商舖,幾百名夥計。包頭當時是新開發地區,是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馬,很多東西都很缺乏。喬致庸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商業觸角發展到蒙古地區,直到後來到北京和天津。喬致庸還很審時度勢。當時左宗棠西征,喬家出了好幾百萬兩銀子,但也有一定條件,就是大軍到達新疆後,喬家可以派一個票號跟隨經營後勤,為軍隊籌辦糧草,負責匯兌朝廷的軍餉。 武殿學提到喬致庸在經營中對人脈的精明投資。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櫃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後,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後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大家誰都不敢答應。當時喬家大德豐票號的一個跑街的(業務員)賈繼英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10萬兩。他雖然是個跑街的,但自作主張的權力很大。當時太后很高興。賈繼英會去跟大掌櫃閻維藩說,這個人物在電視劇裡也有。閻維藩問你為什麼答應?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閻大掌櫃就誇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也出不了個賈繼英』而「慈禧太后此後給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可能常人看來非常奇怪,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那是因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當時喬家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年(1884)每股分紅是850兩,光緒十四年(1888)增長到304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紅高達17000兩!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家山西票號中。這些都證明1900年以後山西票號的飛速發展,喬致庸的經營達到了頂峰,而這也是山西票號崩潰的開始。辛亥革命一開始,山西大部分票號迅速崩潰。只有祁縣的大德通、大德豐,瞿家的三晉源(電視劇裡水家的)、大盛川這4家是經營最久的票號,其中喬家的大德通、大德豐直到1951年才關門(大德通總號原來在山西祁縣,1940年遷到北京,改為銀號。最後在1951年結束其歷史,成了最後一個山西票號)。

  家宅介紹

  喬家大院地處美麗而富饒的山西晉中盆地,位於祁縣城東北12公里處的喬家堡村,距省會太原50公里,與祁縣著名的中華周易宮、延壽寺、九溝風景區、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長裕川等景點形成一日遊格局。喬家大院是祁縣喬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聞名海內外的商業資本家喬家第三代喬致庸的堂名。喬家大院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後又在清同治、光緒年間及民國初年多次增修,時間雖跨越了兩個世紀,卻保持了建築風格的渾然天成。喬家大院佔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個小院共313間房屋組成。

  喬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資本實現自己票號匯通天下的理想,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把喬家在包頭的復字號生意發揚光大,復字號也成為喬致庸發家的起點。在喬致庸做東家時,復字號已經是包頭第一大商號,幾乎壟斷了整個包頭市場。有句話說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當時經過兩代經營,喬家在包頭有11處生意,關內還有好幾家鋪子,總數有17家。光復字號有3個大號,十幾個商舖,幾百名夥計。包頭當時是新開發地區,是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馬,很多東西都很缺乏。喬致庸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商業觸角發展到蒙古地區,直到後來到北京和天津。喬致庸還很審時度勢。當時左宗棠西征,喬家出了好幾百萬兩銀子,但也有一定條件,就是大軍到達新疆後,喬家可以派一個票號跟隨經營後勤,為軍隊籌辦糧草,負責匯兌朝廷的軍餉。 武殿學提到喬致庸在經營中對人脈的精明投資。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櫃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後,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後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大家誰都不敢答應。當時喬家大德豐票號的一個跑街的(業務員)賈繼英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10萬兩。他雖然是個跑街的,但自作主張的權力很大。當時太后很高興。賈繼英會去跟大掌櫃閻維藩說,這個人物在電視劇裡也有。閻維藩問你為什麼答應?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閻大掌櫃就誇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也出不了個賈繼英』而「慈禧太后此後給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可能常人看來非常奇怪,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那是因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當時喬家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年(1884)每股分紅是850兩,光緒十四年(1888)增長到304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紅高達17000兩!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家山西票號中。這些都證明1900年以後山西票號的飛速發展,喬致庸的經營達到了頂峰,而這也是山西票號崩潰的開始。辛亥革命一開始,山西大部分票號迅速崩潰。只有祁縣的大德通、大德豐,瞿家的三晉源(電視劇裡水家的)、大盛川這4家是經營最久的票號,其中喬家的大德通、大德豐直到1951年才關門(大德通總號原來在山西祁縣,1940年遷到北京,改為銀號。最後在1951年結束其歷史,成了最後一個山西票號)。

  家宅介紹

  喬家大院地處美麗而富饒的山西晉中盆地,位於祁縣城東北12公里處的喬家堡村,距省會太原50公里,與祁縣著名的中華周易宮、延壽寺、九溝風景區、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長裕川等景點形成一日遊格局。喬家大院是祁縣喬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聞名海內外的商業資本家喬家第三代喬致庸的堂名。喬家大院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後又在清同治、光緒年間及民國初年多次增修,時間雖跨越了兩個世紀,卻保持了建築風格的渾然天成。喬家大院佔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個小院共313間房屋組成。

  大院形如城堡,三面臨街,四周全是封閉式磚牆,高三丈有餘,上邊有掩身女兒牆和瞭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顯得威嚴氣派。其設計之精巧,工藝之精細,充分體現了我國清代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具有相當高的觀賞、科研和歷史價值,確實是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寶庫,被專家學者恰如其分地讚美為「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難怪有人參觀後感慨地說:「皇家有故宮,民宅著喬家。」從高處俯瞰,整體為雙喜字型佈局,城堡式建築。四周高達10餘米的全封閉水靡磚牆內,院與院相銜,屋與屋相接,鱗次櫛比的懸山頂、歇山頂、硬山頂、卷棚頂及平面頂上,都有通道與堞牆相連。全院以一條平直甬道將6幢大院分隔兩旁,院中有院,院內有園。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角道院、套院,其門窗、橡簷、階石、欄杆等,無不造型精巧,匠心獨具。院內磚雕,俯仰可觀,脊雕、壁雕、屏雕、欄雕……以人物典故、花卉鳥獸、琴棋書畫為題材,各具風采。

  1986年,祁縣將喬家大院闢為祁縣民俗博物館,以歲時節令、衣食住行、婚喪禮儀、農商活動為主題的42個展室,2000餘件展品,較系統地反映了明清時期山西晉中一帶的民間風俗。喬家大院已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是山西省十佳旅遊景點之一。已接待國內外遊客500萬人次,有50多部電影、電視劇來大院拍攝、選景。由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紅極一時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就是在喬家大院拍攝的。

  喬家大院,位於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是清代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宅第。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以後曾有兩次增修,一次擴建,於民國初年建成了一座宏偉的建築群體,體現了中國清代北方民居的典型風格。

  1985年,當地政府在古宅的基礎上建成了祁縣民俗博物館,1986年11月1日開館,正式對外開放,2001年,喬家大院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AAAA級旅遊景區。

  家宅興建

  除振興包頭復字號、把票號做到匯通天下,喬致庸人生最後一件大事,就是為後人留下了這棟喬家大院。喬致庸在世時候喬家從沒有分過家,而且家庭統一管理,每人每年開支多少都有明確規定。喬家大院最早只有喬貴發建的一個筒樓,後來喬致庸的父親在邊上修建了一個院子,喬致庸本人是沒興趣興建家宅的。

  國家都要滅亡,自己生意的前景喬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時大家族人口也多起來了,喬致庸終於在人生的晚年開始翻蓋老宅。喬家大院是在喬致庸手上開始成為一個封閉的大院,具體事務則是交給孫子喬映霞完成。喬家的院子在山西晉商的宅院中並不是最大,但在山西保存至今的晉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因為它從來沒有拆過,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一進門右邊的第一個院子。我們叫東北院,他們家叫老院,這個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後來他父親又修了一個,他後來自己修了兩個。喬致庸生活的時代社會動盪不寧,捻軍義和團爆發後,他覺得靠不上官府,於是把四個院子——這四個院子正好在城裡一個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買下,做成一個封閉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後來喬致庸買這個街口的證據被找到,在喬家堡村裡的關公廟內後來找到了這個碑,記載著喬致庸用450兩白銀購買這些地面產權的事情。後來他參與幫助山西商人將英國人手中的陽泉煤礦贖回。由於用去大筆銀兩,喬家大院有一個角未能建成,成為所謂的「花園」。

  喬家大院最終能夠保留下,也和喬致庸的仁厚有直接關係。當時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山西總督毓賢在山西地界殺洋人。從太原逃出7個義大利修女,逃到祁縣被喬致庸保護下來,藏到自家銀庫裡,最後用運柴草的大車拉到河北得救。後來義大利政府給了喬家一個義大利國旗以表彰,這個國旗竟然在後來日本侵華到山西時候派上用場。喬家把義大利國旗掛在門口,日本人看到這是盟友的,就沒有破壞喬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戶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壞。但是喬家後來覺得這裡還是不安全,最後都離開了喬家大院。20世紀40年代初喬家還曾經回來過一陣,但最終還是離開了,這一去就再沒有回來。朱秀海說,喬家大院在解放後成為祁縣政府的辦公地,後來先後做過人民醫院和糧食倉庫,最後由於是晉中地委黨校,在喬家老家人的保護下安然渡過「文革」。「喬家大院能夠完整保存到今天,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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