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好漢一見宋江都驚呼「原來是宋公明哥哥」?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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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好漢一見宋江都驚呼「原來是宋公明哥哥」?

2018年01月06日 演義趣聞 暫無評論 閱讀 150 次

  自20世紀80年代起,「四大名著」陸續被改編為電視連續劇。《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每一部大劇的播出,都會在人群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親炙名著、品讀經典的熱潮,劇中鮮活的人物形象成為當時億萬觀眾心中一抹揮之不去的亮彩。

  數十年後,新版《紅樓夢》的華麗登場、新《三國》的戰馬嘯嘯都以新鮮的視角和大膽的改編引起觀眾的廣泛關注,而斥資1.2億元的新《水滸傳》更使得各大衛視熒屏競相熱播、烽煙再起。因而,正確認識有宋一代之基層政治制度背景,對於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層累式」成書的《水滸傳》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徽宗一朝的宋代,皇帝輕浮墮落,廟堂讒佞盈朝,江河日下、風俗頹敗。當是時也,外有遼、金、夏侵凌倍深,內則官吏盤剝平民愈緊且士夫競逐奢華日甚,正是徽宗的昏庸無能,與宋代積貧積弱的社會環境加上冗官、冗兵、冗費的種種積弊,形成了人民痛苦的根源。《宋史》卷二十二《本紀第二十二·徽宗四》載有史臣之評價:

  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持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猿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慾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水滸傳》裡形形色色的梁山好漢,便在大宋皇朝風雨飄搖的政治背景下你方唱罷我登場,成就了一段驚天動地的事業。對於後人而言,一部風雲際會的《水滸傳》,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讀者因自身所處角度不同而感觸各異。梁啟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寫道:「以舊史作史讀,則現存數萬卷之史部書皆可謂為非史,以舊史作史料讀,則豈為此數萬卷者皆史料,舉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蓋無一不可於此中得史料也」。

  1956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了工作匯報後,發表談話時說:「《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這兩本書不可不看。」並且曾說對薄一波談過:「《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所以,瞭解有宋一代之政治制度,具體而言是基層吏胥制度,《水滸傳》為人們提供了生動的素材。

  梁山上有幾位較為特殊的人物在落草之前還曾經是州、縣之中一些有頗「身份」的「人物」,如:鄆城縣押司、呼保義宋江;教授學究、智多星吳用;渭州徑略府提轄、花和尚魯智深;陽谷縣都頭、行者武松。此四人者,皆為水泊梁山可圈可點之人物,皆系統治階級之基層小官,亦即所謂「吏胥」之流。他們亦官亦民,按理說是「勞心者」,是「治人者」,然而卻在黑暗的社會現實背景之下,終因不堪忍受壓迫,被逼上了梁山。

  宋朝的吏胥是指官員(品官和未入品官)以外的官職辦事人員。吏胥人員身份較為低微,卻十分熟悉各種法規和公文程式,往往不隨主管長官的更替而變動。吏胥的名目很多,統稱之為「公吏」,包括公人和吏人兩類。《慶元條法事類》卷52《 試出職》載:

  公人指衙前、專知······兵級等,吏人是指職級到貼司。

  朱熹之《朱子語類》卷84《禮一·論修禮書》載:

  公人「各管逐項職事」,吏人「掌文書簡牘」,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類。」

  州縣官府的胥吏有衙前、人吏、貼司······保長正、耆長、壯丁等,名目甚多,州衙和縣衙所設大同小異。而《嘉定赤城志》卷十七《吏役門》載:

  衙前分為都知兵馬使到第六名教練使,共十三階;人吏分為都孔目官到糧料押司官,共十階。

  宋江其人見諸《宋史》卷二十二《本紀第二十二·徽宗四》記載:

  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而在野史《大宋宣和遺事》中,又為宋江安排了一個看似合理的結局:「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宋江的命運結局,學界歷來爭議不止,在此姑存一說。《水滸傳》中,宋江擔任押司,即辦理文書、獄頌的地方小吏《宋吏·職官志》所載群牧司於臨安府皆有押司官,其名為官而實為吏。宋人趙彥工在《雲麓漫鈔》卷十二載:

  諸縣人吏,國初,押司、錄事於等第戶差選諳吏道者充。

  故宋江在鄆城縣有些名望威信,得到大家的認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長期的基層行政經驗為他日後成為梁山首領打下了堅實基礎,從另一角度也正交待了宋江招安思想的邏輯起點。眾所周知,梁山好漢是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勝利形勢下主動乞求招安的,至少說明在宋江的內心深處真的抱著「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認識,因而使得吏胥出身的宋江和無賴出身的太尉高俅之間的鬥爭,最終演變成了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

  宋時風氣,優容士子、崇文抑武。聞名遐邇的「四大書院」便是由政府推動、給予資金支持並由最高統治者欽賜匾額,從這一角度來看,統治階級對教育和知識分子還算較為重視。《水滸傳》中的智多星吳用,便是代表。吳用,字學窮,道號加亮先生,被人們親切地成為「教授」或「學究」。考之正史,「教授」實為學官之稱,屬於幕職諸曹等官。《文獻統考》卷六十三《職官十七·教授》記載,漢時郡國中有個叫文翁的曾經治理蜀地,他在成都招納學官弟子。待到漢武帝時,所有郡國都設立了學校官。魏晉以後,郡國都設有文學即博士助教的職守。隋朝潘徽曾經擔任州博士,至唐朝時,府、郡則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五經教授。《宋史》卷一百六十七《志第一百二十·職官七》載:

  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慶歷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始置教授,以經術義行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

  對於吳用究竟是官府所正式任命的「教授」還是僅僅為鄉村以教書為業的「教師」,《水滸傳》中並無確切交待。但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從他與地方保正托塔天王晁蓋等人的熟稔程度來看,吳用應該是當地具有一定政治地位且文化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無疑,故在群眾中有著較高的威信,是老當地老百姓的「精神導師」,他很可能就是正史所載縣學裡的「教授」。正是這個不可或缺的軍師式的人物,在梁山聚義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魯提轄的出場顯得甚為隆重,施耐庵在《水滸傳》第二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中描這樣寫道:「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競入進茶坊裡來……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扭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絛,足穿一雙鷹抓皮四縫乾黃靴;生的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鬍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簡直是一位呼之欲出的英勇武官摸樣。魯提轄之俠肝義膽尤令金聖歎由衷贊曰:「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對於「提轄」一官,《宋史》卷一百六十七《志第一百二十·職官七》載:

  守臣帶提舉兵馬巡檢、都監及提轄兵甲者,掌統治軍旅訓練、教閱,以督捕盜賊而肅清治境。

  而《文獻通考》卷六十《職官十四·榷貨務都茶場》則載:

  建炎四年,詔榷貨務都茶場依舊隸左右司,其提領措置並罷,其都茶場仍令提轄榷務官兼行提轄。

  此處提轄已為管理貿易之官,並無維護治安、緝拿賊盜的職能,魯達供職於小種經略相公府,擔任的自然是「提轄兵甲」之職,肩負「肅清治境」之任。

  至於打虎英雄武松,則是因「虎」得「福」,當了「都頭」一舉解決了安身立命的大問題。那陽谷縣知縣見松忠厚仁德,有心要抬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谷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軍都頭。宋時縣下並不設軍,故「步軍」二字,系為妄加,「都頭」一職原為宋各軍指揮使下設之官,為軍官之中級別較低之任,而州縣之捕快頭目亦有此稱謂,考諸源流,則語出《新唐書》卷五十《志第四十·兵》載:

  及僖宗辛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

  由唐入宋,時過境遷。「都頭」一詞名稱不更而實義變遷,武松系陽谷縣的捕快,被授予都頭之職,可知「都頭」已由高級軍事將領的職務「飛入尋常百姓家」,演變成為基層吏胥的稱謂了。

  一部波瀾壯闊的《水滸傳》為人們展示了一幅宋時基層百姓的生活畫卷,並為後人瞭解宋代的政治制度提供了鮮活資料,而至於《水滸傳》的藝術生命和文化魅力,金聖歎的批語則為我們留下了更大的想像空間:

  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觀,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觀黃河,不知天下之深;觀黃河不觀龍門,不知黃河之深也。不見聖人,不知天下之至;見聖人不見仲尼,不知。聖人之至也。乃今於此書也亦然,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

  (文章原載《首播》雜誌,作者系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14級博士研究生,供職單位:河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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