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過一幅照片，照片上，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正在把熔化的鉛水倒進一盆冷水之中。德國南方有一個古老的習俗，在聖誕節前夜，要把熔化的金屬倒進冷水之中。金屬在冷卻的時候，凝固成奇怪的形狀。操作者按照古老的習俗對金屬的形狀進行解釋，測算新的一年會給他們帶來什麼運氣。這幅未發表過的照片並不能說明希特勒是個迷信的人，只反映了第三帝國元首和他最親近的人的家庭生活習慣。

　　希特勒還喜歡玩擲硬幣猜正反面的遊戲，當他不想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他會遷就的人時，或者對一個次要問題他自己也猶豫不決的時候，他總習慣這麼做。

　　這些做法可能會讓人感到吃驚，但絕不能證明他有賭徒心理。比如，在戰前那個時期，當希特勒和身邊的幾個常客打算開車去散步或者登山遊玩，而又各有各的喜好時，他總是拿出一枚硬幣，把它拋到空中，硬幣重新落下後，朝上的那一面決定要做的事情，總是有鷹的那一面代表「肯定」。這種決定命運的方式沒有任何人會提出異議。

　　在戰爭期間，我沒再見過希特勒這麼做，即使是在決定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時。

　　有人說，希特勒在重大行動的前夕，都會聽取星相學家的建議。據我所知，在我們的會談期間，他絕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我也從未發現過這方面的任何跡象。人的命運由星宿或者與出生日期相對應的星座來決定的觀點，往往會遭到他的猛烈抨擊，他還以一些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出生，命運卻絕不相同的人來佐證他的論斷。他覺得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雙胞胎了。確實，在他作為鼓動者投身社會活動之初，當他離政權還非常遙遠的時候，他的確深受慕尼黑一個用占卜算命的女人的預言影響。她的預言後來似乎慢慢地實現了，但希特勒說起這些巧合時總帶著嘲諷，把它當作開玩笑。我經常聽他說，應該禁止這些職業江湖騙子從事故弄玄虛、蒙騙世人的活動。他同樣也不相信，一周中的某一天，某些數字會對我們的所作所為產生影響。希特勒在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候，總是仔細地權衡所有利弊得失，掂量牽涉到的各種因素。什麼時候實施這個決定，他幾乎都由直覺來決斷。我覺得希特勒——我有機會長時間近距離地進行觀察——他的頭腦冷靜和善於盤算佔百分之八十的比例，餘下的就靠直覺了。

　　希特勒對他的談話對像有一種磁石般的吸引力，他的潛意識也同樣受其直覺的強烈驅使。當他與所有人的意見相左時，他常常預言一件事情，然而，讓所有的人都吃驚的是，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他笑著說：「你們看見了吧，我的直覺又一次準確無誤!」

　　這樣的預感，這種內心的提示，在那些針對他的暗殺行動中尤其起著重要的作用。為了更好地說明它們的範圍與影響，回顧一下他有可能成為犧牲品的那些暗殺行動也許會很有意思。

　　1939年11月9日，在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那場暗殺之前，希特勒從未想到會發生如此意外的情況。但從那一天起，他在談話中就經常提到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希特勒總共向我列舉了7次針對他的暗殺企圖。

　　這7次暗殺包括羅姆想要擺脫他領導的政變。照希特勒的說法，這個納粹衝鋒隊的組織者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不惜一切代價，用這種手段來奪取權力。性格像僱傭兵的羅姆可能從來沒有受納粹思想和建立新秩序思想的啟發，他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奪取國防軍的指揮權。羅姆不僅企圖突然解除馮·布隆貝格元帥和其他幾位將軍的指揮權，在必要時他也會毫不猶豫地攻擊希特勒本人。

　　布隆貝格事先就通過他的情報部門瞭解到羅姆的企圖，提醒希特勒說，如果像那樣更換指揮權，國防軍可能會造反。軍隊和黨的關係緊張到了極點，德國受到內戰的威脅。

　　當希特勒掌握了他的副官企圖犯罪的確鑿證據時，他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排除了危險。他對我說，他還掌握了羅姆謀反通敵的罪證，而馮·施萊徹爾將軍只是他手中一個言聽計從的工具：「幸虧我採取了迅速、無情的行動，才避免了一場比消滅這一小撮人更大的不幸，對這些人，德國任何一家高等法院都可以判處他們叛國罪。」

　　希特勒對他的談話對像有一種磁石般的吸引力，他的潛意識也同樣受其直覺的強烈驅使。當他與所有人的意見相左時，他常常預言一件事情，然而，讓所有的人都吃驚的是，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他笑著說：「你們看見了吧，我的直覺又一次準確無誤!」

　　這樣的預感，這種內心的提示，在那些針對他的暗殺行動中尤其起著重要的作用。為了更好地說明它們的範圍與影響，回顧一下他有可能成為犧牲品的那些暗殺行動也許會很有意思。

　　1939年11月9日，在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那場暗殺之前，希特勒從未想到會發生如此意外的情況。但從那一天起，他在談話中就經常提到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希特勒總共向我列舉了7次針對他的暗殺企圖。

　　這7次暗殺包括羅姆想要擺脫他領導的政變。照希特勒的說法，這個納粹衝鋒隊的組織者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不惜一切代價，用這種手段來奪取權力。性格像僱傭兵的羅姆可能從來沒有受納粹思想和建立新秩序思想的啟發，他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奪取國防軍的指揮權。羅姆不僅企圖突然解除馮·布隆貝格元帥和其他幾位將軍的指揮權，在必要時他也會毫不猶豫地攻擊希特勒本人。

　　布隆貝格事先就通過他的情報部門瞭解到羅姆的企圖，提醒希特勒說，如果像那樣更換指揮權，國防軍可能會造反。軍隊和黨的關係緊張到了極點，德國受到內戰的威脅。

　　當希特勒掌握了他的副官企圖犯罪的確鑿證據時，他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排除了危險。他對我說，他還掌握了羅姆謀反通敵的罪證，而馮·施萊徹爾將軍只是他手中一個言聽計從的工具：「幸虧我採取了迅速、無情的行動，才避免了一場比消滅這一小撮人更大的不幸，對這些人，德國任何一家高等法院都可以判處他們叛國罪。」

　　希特勒經常開玩笑地說，他並不總是像在羅姆事件中一樣幸運，在這個事件中，他及時預見到了針對他的行動。

　　他還跟我們說，在奪取政權之前，在凱瑟赫夫酒店的大廳裡，有一個人企圖用手槍打死他，當時他正在那裡喝茶。還有一次，該酒店在為他旅行準備的三明治裡下了毒。希特勒一字一頓地對我說：「幸虧那一天我不餓。我把三明治遞給我的司機斯瑞克，他剛吃下就感到劇烈的疼痛，全然是中毒症狀，經過緊張的搶救他才得救。要是換了我這脆弱的胃，那些小麵包，上面塗了摻進氰化物的黃油，肯定會要了我的命。這個善良的斯瑞克因為體質特別強壯才倖免於難。」

　　還有一次是在公眾大會上，希特勒看見一個人坐在他對面的觀眾席上，神色極其不安，舉動太過反常。希特勒預感到危險，當場叫人過去搜查，發現此人攜帶了一枚炸彈，其威力可以炸翻整個大廳。

　　1941年底，另一名行兇者被希特勒嗅了出來，同樣是由於此人舉止怪異。那是一個瑞士人，希特勒每次從伯格霍夫別墅下山去貝希特斯加登的時候都會見到他。希特勒對他產生懷疑後，就衝上前去質問他。那人沒料到希特勒會這麼做，狼狽不堪，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道歉的話，稱自己有一封私人信件要交給希特勒。希特勒一把奪過那封信，發現裡面只有一張白紙。那人只好向希特勒交代，他已經監視希特勒幾個星期了，想用手槍幹掉他。

　　希特勒每次跟我們講起這些幾乎讓他喪命的暗殺時，都承認有一種非同尋常的好運氣在庇護他。但他也強調，他那異乎尋常的直覺在讓他避開這些致命危險方面給了他很大的幫助。每當直覺讓他死裡逃生時，那些跟隨他外出的保鏢就會受盡他的嘲笑。不用說，那些被他嘲弄過的貼身保鏢都心甘情願地放棄特權，返回部隊。

　　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的那次謀殺，謀反者事先已經做好了準備，手段十分狠毒。炸彈安放得非常巧妙，希特勒如果不提前離開，肯定會被壓在樓板下面，因為樓板就坍塌在希特勒十幾分鐘前站過的地方。還有一次，也是他那未卜先知的直覺救了他的命。前些年他還習慣和他的老戰友們一一握手，而那天晚上他並沒有做這種友好的表示。後來，他向我解釋說：「我突然感覺到有必要縮短會議時間，以便當晚就返回柏林。實際上，我並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因為柏林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回去。但我聽到了內心的聲音，正是那個聲音救了我。如果我像往常一樣，問候我的老戰友們——我剛開始是想這麼做的，毫無疑問，敵人會成功地幹掉我。我離開才一刻鐘炸彈就爆炸了。」

　　出事的那個晚上，我和希特勒一起坐同一趟火車回柏林。他非常風趣，非常活躍，就像開完一次成功的會議一樣。同行者當中還有戈培爾，他的刻薄挖苦使談話變得非常活躍。那個時候，希特勒的隨從人員還可以喝酒，所以這趟特別列車全都沉浸在一種感人的快樂氣氛中。火車在紐倫堡停了幾分鐘，以便接收消息和發佈緊急信息。當時是戈培爾負責這個苦差，他返回希特勒的車廂時，把希特勒離開後慕尼黑髮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希特勒開始還不明白，不相信，但看到戈培爾臉上沮喪的神情後終於信以為真了。當希特勒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不再懷疑時，他那堅決冷酷的面部表情僵住了，目光中跳動著神秘的光芒，這種神秘的光芒我很熟悉，他要做重大決定時總會出現。他用因激動而變得沙啞的聲音大聲地說：「現在，我完全放心了，我比往常提早離開貝格勃勞凱勒，這件事證明上帝希望我完成使命。」

　　我們全都激動得呆坐在座位上一動不動。這些話對我們產生的作用，就像一部引起幻覺的情節劇到了最高潮時一樣。

　　但希特勒很快就恢復鎮靜，展開了行動。他讓人去瞭解傷員的情況，派副官紹布去處理遇難者，然後開始推測謀反者可能來自哪裡。紹布因為喝了太多的酒，在討論時因為舉止不當而受到希特勒的嚴厲呵斥。希特勒當即就把他攆走了。不用說，一直到柏林，車廂裡的氣氛就像下了暴風雨一樣。

　　這次暗殺後，安全措施加強了，但並沒有檢查進入司令部的人的公文包。由於前來「匯報」的所有軍官都提著公文包，施陶芬貝格伯爵也就很輕易地將一枚炸彈帶進了會議室。那是在1944年7月20日那個難忘的早上，施陶芬貝格把炸彈放在會議桌的腳邊，距離希特勒非常近，然後借口打電話離開了會議室。這時炸彈發生了爆炸，希特勒周圍的好幾個人都被炸死了，希特勒受到劇烈衝擊，兩隻耳朵耳膜穿孔。炸彈的衝擊波把他撞到了會議桌上，身上撞出了許多淤血塊。

　　那個時候，他邀請我一個人與他一起進餐。由於剛剛發生的慘劇，我以為不會再共進午餐了。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被叫了過去。我焦急不安地到了他的房間，等待見到最糟糕的情況。當我走進掩體空蕩蕩的房間裡時(這房間更像是修道士的單間而不是德國至高無上的元首的飯廳)，他毫不費力地從扶手椅上站起來，強笑著把手伸給我。我猜測他的眼神在我的臉上搜尋，想捕捉我見到他後的表情。我承認，讓我吃驚的是，在不透明燈泡的亮光下，他的臉顯得很清新平靜。他跟我講述他是如何受傷的，他的左臂撞到了桌子上，有一樣東西砸到了他的腰上，他卻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他依然覺得吃驚的是悲劇怎麼發生得那麼快，並笑著說，使用炸彈暗殺是叫人喪命的最簡便的方式。

　　他接著向我描述了他的私人醫生莫雷爾是何等驚慌失措，他不得不叫他恢復理智，好給他做初步護理。我驚奇地發現希特勒的頭髮平常總是蓬亂的，那天卻齊刷刷地垂在前額上。我問他是不是叫理髮師來過，他卻一邊拉起我的手，一邊解釋說：「瞧，你摸摸我的頭髮，它們輕度燒焦了，所以才那麼整齊。」

　　然後，希特勒輕鬆自如地跟我解釋暗殺是如何發生的。一開始他還以為炸彈是從窗外丟進來的，「我的運氣出奇地好。」他對我說，「是會議桌那只笨重的桌腳擋住了飛向我的炸彈碎片，那只公文包放在桌腳的另一面，坐在我旁邊做會議記錄的速記員兩條腿都炸飛了。我的運氣真好!假如爆炸發生在掩體的大廳裡，而不是在木板房裡，我相信所有的與會者都會送命。奇怪的是，一段時間以來，我都有一種預感，覺得有什麼特別嚴重的事件要發生。我感覺到有一個危險在我頭頂上盤旋，我已經下令加強警戒，你還記得嗎?」

　　實際上，在7月19日這一天，希特勒在我看來顯得非常憂慮和緊張。當我問他為什麼如此憂心忡忡時，他回答說：「我希望我不會發生任何不測。」一陣沉默之後，他又說：「如果現在有某件令人討厭的事情發生，那會叫人無法忍受。我可不能病倒，德國的處境非常艱難，沒有人能替代我。」

　　希特勒要我去看看那間發生爆炸的會議室，把爆炸後他制服裡倖存的東西拿回來。褲子已經被撕成碎片，只有皮帶還繫在上面。在制服的背面，有一大塊布被炸掉了。希特勒把這件制服當成是勝利的紀念品，派人把它送到伯格霍夫別墅，下令讓布勞恩小姐好好地保存起來。

　　他還跟我描述了爆炸發生後僕人們的反應。他的膳食總管朗格氣得發狂，而他的貼身僕人哈恩特則被嚇得嚎啕大哭起來。

　　墨索里尼預定在7月20號下午到訪。我以為希特勒聽到我提出的建議後，會推遲會見的時間，但讓我吃驚的是，他態度激烈地回答說：「那不行，不能迴避!我必須見他。你想想，外國的宣傳只會幸災樂禍地散佈最卑鄙的謊言。」

　　我們用完午餐後，希特勒馬上請墨索里尼來他的辦公室。簡短地交談之後，希特勒把他帶到爆炸發生的那間木屋，把事情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他。

　　在此期間，暗殺的製造者被查明了。電話交換局的當班接線員注意到施陶芬貝格伯爵帶著公文包進入會議室，但希特勒剛到，他就走出來了，手上什麼東西都沒有拿。他們還發現，他根本就沒去打電話，爆炸一發生，他就直奔機場，有架飛機在那裡等他。

　　然而，暗殺事件之後，希特勒的好心情和良好的身體狀況沒能持續多久，第二天，他就抱怨耳朵和背部疼痛。幸虧他有超強的意志力，才能完成日常工作。但到了9月18日，他頹然倒下了。一種劇烈的胃痙攣使他的身體變得十分虛弱，他不得不臥床。與此同時，他又發了黃疸，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三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