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記》中韋小寶的原型是誰?金庸曾明確表示，「這個人物的由來主要是受海外華人的啟示。」(2007年1月6日人民網)已有網友指出，這個「海外華人」就是香港華人爵士韋寶珊。既為清廷效力，又加入反清團體，多方投機而沒有失手，這是兩個韋爵爺的共同點。當金庸構思這部巨著時，受韋寶珊的經歷和名字啟發，給主角起了這麼個名字，可謂順理成章。當然，以韋小寶經歷的複雜離奇，這個人物形象是糅合多個歷史人物再加想像發揮而成。

　　1895年10月26日，興中會第一次廣州起義(也稱乙未廣州起義)失敗，至今已120年。起義的領導層孫逸仙、楊衢雲、謝纘泰、陳少白、陸皓東等，都是西式教育的產物;在背後出錢出力的，是港澳新式商人、知識分子和海外華僑。起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共和國，而不是另立一個朝代。乙未廣州起義，與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農民造反絕不相同，可謂開天闢地的大事件。

　　乙未廣州起義一槍未發即告失敗，與韋寶珊告密有莫大的關係。興中會臨時主席黃詠商是韋寶珊的小舅子，興中會多次在韋寶珊家裡開會，他擁有告密的絕佳條件。港澳學者霍啟昌、莫世祥、吳志華挖掘的英國殖民地部檔案、香港政府檔案，將幫助世人揭開韋爵爺的真面目。

韋寶珊

　　告密嫌疑

　　興中會機關被破獲、槍械被沒收、重要幹部被逮捕，主流著作都認為是會員朱淇之兄朱湘告密所致。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逃到日本橫濱，少年馮自由追隨之，為興中會重要幹部，對早期史事知之甚詳，並作了多年專門研究。他在《革命逸史》中說，在起義發動前一兩日，負責起草檄文的黨員朱淇之兄朱湘，怕受牽連，用朱淇名義向緝捕委員李家焯自首，以期將功贖罪。李家焯親赴督署稟報。兩廣總督譚鍾麟聞報有人造反，忙問是誰?答曰「孫逸仙」。總督大笑：「孫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堅決不肯相信。李家焯失意而退。

　　譚鍾麟接到朱湘的情報後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對李家焯的匯報不予置信，恥笑孫文狂士「好作大言」，又知道他是教會中人，怕引起對外交涉。促使譚鍾麟採取行動的，是一份更加可靠、深知內情的密報。這份密報來自香港商人韋寶珊。

　　馮自由接著寫到韋寶珊告密：「至初十日晚，派丘四、朱貴全率領散處新安深圳鹽田沙頭各地集中九龍之會黨先鋒隊二百餘人，乘保安輪船晉省。然在此猶豫期間，已為駐港密探韋寶珊所偵知，遂電告粵吏使為戒備，同時黨軍所私運短槍六百餘桿亦為海關發覺。」

　　澳洲雪梨大學教授、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院士黃宇和教授認為：「竊以為要麼是同名同姓，要麼是馮自由搞錯了，因為香港名流韋玉被英女王冊封的名字正是韋寶珊爵士。」(《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第582頁)黃院士不相信地位如此崇高的韋爵爺，會充當清廷的「密探」，雖然他被冊封為「爵士」是1919年的事。讓我們來看看馮自由是否搞錯了。

　　清廷坐探

　　馮自由使用「密探」二字有不準確的地方，聽起來似乎是個小人物，改叫「坐探」就比較合適。「坐探」本人可以是大人物，有其本職工作，通報消息只是本職工作以外一種效勞。晚清這種「坐探」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為封疆大吏在京城負責打探消息、代為辦理機密事務的，叫做「坐京」。據李宗侗、茅海建的研究，張之洞的「坐京」包括了楊銳、黃紹箕等人，都是一時名士。

　　韋寶珊首先是個富商，其次則是受港英政府重視的紳士，又是清廷的候補道(廳級後備幹部)。為了在內地做生意方便，勾結官府在所難免。有證據表明，他與兩廣總督譚鍾麟有一定的特殊關係。

　　韋玉(1849-1921)，名廷俊，小名玉，字寶珊(以下統稱「韋寶珊」)，廣東香山人。父韋光，13歲時被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收留教養，資助往新加坡讀書，畢業後到港謀生，任有利銀行買辦。韋寶珊繼承了有利銀行買辦職位。韋寶珊有一個堂兄弟韋崧，字朗山，是他生意上的搭檔。

韋寶珊

　　告密嫌疑

　　興中會機關被破獲、槍械被沒收、重要幹部被逮捕，主流著作都認為是會員朱淇之兄朱湘告密所致。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逃到日本橫濱，少年馮自由追隨之，為興中會重要幹部，對早期史事知之甚詳，並作了多年專門研究。他在《革命逸史》中說，在起義發動前一兩日，負責起草檄文的黨員朱淇之兄朱湘，怕受牽連，用朱淇名義向緝捕委員李家焯自首，以期將功贖罪。李家焯親赴督署稟報。兩廣總督譚鍾麟聞報有人造反，忙問是誰?答曰「孫逸仙」。總督大笑：「孫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堅決不肯相信。李家焯失意而退。

　　譚鍾麟接到朱湘的情報後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對李家焯的匯報不予置信，恥笑孫文狂士「好作大言」，又知道他是教會中人，怕引起對外交涉。促使譚鍾麟採取行動的，是一份更加可靠、深知內情的密報。這份密報來自香港商人韋寶珊。

　　馮自由接著寫到韋寶珊告密：「至初十日晚，派丘四、朱貴全率領散處新安深圳鹽田沙頭各地集中九龍之會黨先鋒隊二百餘人，乘保安輪船晉省。然在此猶豫期間，已為駐港密探韋寶珊所偵知，遂電告粵吏使為戒備，同時黨軍所私運短槍六百餘桿亦為海關發覺。」

　　澳洲雪梨大學教授、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院士黃宇和教授認為：「竊以為要麼是同名同姓，要麼是馮自由搞錯了，因為香港名流韋玉被英女王冊封的名字正是韋寶珊爵士。」(《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第582頁)黃院士不相信地位如此崇高的韋爵爺，會充當清廷的「密探」，雖然他被冊封為「爵士」是1919年的事。讓我們來看看馮自由是否搞錯了。

　　清廷坐探

　　馮自由使用「密探」二字有不準確的地方，聽起來似乎是個小人物，改叫「坐探」就比較合適。「坐探」本人可以是大人物，有其本職工作，通報消息只是本職工作以外一種效勞。晚清這種「坐探」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為封疆大吏在京城負責打探消息、代為辦理機密事務的，叫做「坐京」。據李宗侗、茅海建的研究，張之洞的「坐京」包括了楊銳、黃紹箕等人，都是一時名士。

　　韋寶珊首先是個富商，其次則是受港英政府重視的紳士，又是清廷的候補道(廳級後備幹部)。為了在內地做生意方便，勾結官府在所難免。有證據表明，他與兩廣總督譚鍾麟有一定的特殊關係。

　　韋玉(1849-1921)，名廷俊，小名玉，字寶珊(以下統稱「韋寶珊」)，廣東香山人。父韋光，13歲時被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收留教養，資助往新加坡讀書，畢業後到港謀生，任有利銀行買辦。韋寶珊繼承了有利銀行買辦職位。韋寶珊有一個堂兄弟韋崧，字朗山，是他生意上的搭檔。

　　韋寶珊年輕時與黃勝長子黃詠清一起留學英國。黃勝與容閎在1847年赴美留學，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之一，回港後從事印刷出版，是香港第二位華人爵士。黃勝的長女嫁給了韋寶珊。黃家和韋家有同鄉、同學、姻親關係，親密非同一般。

　　作為有利銀行買辦，韋寶珊是香港最顯赫的華人之一，繼何啟、黃勝之後的第三位華人爵士，其頭銜多不勝數，主要的有：太平紳士，團防局局紳，東華醫院總理，保良局永遠總理，定例局(立法局)議員。同時，他又以「韋廷俊」本名，報捐為清廷的候補道，出入廣東官場。

　　告密動機

　　韋寶珊為何會在這個時刻告密?這純粹是出於個人利益考慮。學者何漢威在《清末廣東的賭商》一文中，揭示了劉學詢承辦廣東闈姓賭博，背後有韋玉韋崧兄弟出資。

　　劉學詢是另一個穿梭於清廷、革命黨之間的香山籍政商人物。他以進士身份承辦廣東闈姓賭博。所謂闈姓賭博，是讓人下注競猜廣東鄉試中式者的姓氏。粵人好賭，而闈姓賭博得到官府正式認可，投注踴躍，劉學詢很快就積資巨萬，富可敵國。劉學詢野心極大，喜籠絡奇才異能之士，曾資助同鄉孫逸仙在澳門開醫館。有證據表明，孫中山也將重陽起義的計畫透露給了劉學詢。

劉學詢

　　1895年，承辦「闈姓」的宏豐公司，劉學詢占一半股份，韋玉、韋崧兄弟合占25%股份。學者趙利峰注意到韋崧負責廣東「闈姓」的日常經營管理，曾直接向粵督譚鍾麟稟請，請官府追討闈姓欠款，譚鍾麟的批示且在《申報》上公開刊登。

　　同盟會元老鄧慕韓的解釋很有道理：「先是，香港總督以有人在港招募隊伍入粵，恐於英國商務不利，而議政局紳韋寶山以廣東闈姓賭博獲有彩金，亦恐事發，大受損失，均將所聞電知粵督譚鍾麟，請其戒備……」(廣東文物編印委員會編：《廣東文物特輯》，1949年3月，第4頁)

　　很明顯，韋寶珊「告密」的動機，是擔心他們兄弟投資的廣東「闈姓」所收賭款巨大，因廣州起事大受損失，故向譚鍾麟披露實情。

　　香港興中會一開始是孫逸仙與楊衢雲兩派的聯合。楊衢雲比孫逸仙年長，社會閱歷更豐富，早在1890年即在港組織輔仁文社，兩派聯合之後，曾為誰當President爭執不下。為不妨礙會務進行，曾選舉黃勝之子黃詠商為臨時主席。黃詠商賣出蘇杭街的房8000港元充當興中會經費。黃詠商是韋寶珊的小舅子。

　　霍啟昌發現的英國殖民地部檔案，揭開了韋寶珊深度參與興中會密謀的真相。港督梅軒利在1903年1月22日送給英國殖民地部大臣的報告書中，揭露何啟、韋玉跟革命黨密切聯繫。梅氏說：「無可爭辯的證據顯示，遠在革命爆發之前，這兩位先生就都得到革命黨人的信任，革命黨的會議經常在韋玉先生家裡舉行。」梅氏認為韋玉的行動應受到譴責，因為「在革命前好幾個月內，他聽人自己的住宅被用為密謀反對清政府的會議場所，而且參與了密謀者的機密，這件壞事是眾所周知的」(霍啟昌：《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96頁、271頁)。韋寶珊不僅提供了自己的住宅作為革命黨召開秘密會議的場所，還直接「參與了密謀者的機密。」

　　朱淇只是負責起草起義檄文，其兄朱湘所知情報極為有限。韋寶珊則完全不同，興中會經常在他家裡舉行秘密會議，能掌握重要細節。譚鍾麟採取的搜捕行動，受到這兩個不同來源情報的觸動，但恐怕韋寶珊的情報更有用。

　　協助暗殺楊衢雲

　　韋寶珊還有協助清廷暗殺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的重大嫌疑。

　　楊衢雲是早期興中會主要領袖。後來，孫逸仙因倫敦蒙難而名動天下，逐漸得到反清勢力的認同，楊衢雲遂主動讓出最高領導權，仍與孫逸仙合作無間，高風亮節，世所罕見。1901年初楊衢雲被清廷暗殺，是興中會的重大損失。

　　香港歷史博物館吳志華查閱香港政府檔案，對暗殺楊衢雲事件有如下敘述：「1901年1月10日，興中會人楊衢雲於香港遇刺身亡。(港督)卜力鍥而不捨，花了兩年時間的調查，終於查悉乃兩廣總督德壽派刺客行刺。主謀者乃廣東管帶巡勇知縣李家焯，主凶四人……港人吳瑞生接應……」(《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第554-555頁)

　　負責接應的吳瑞生，也叫吳老三，是韋寶珊親信、團防局更練長。1898年，中英展拓界址專條成立前，韋寶珊先得到消息，派吳瑞生到新界大肆收購土地(《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五卷第661頁)。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云：1901年10月3日，「吳老三(又名吳端生)被驅逐出香港，因為他與暗殺楊衢雲有關。」

楊衢雲

　　楊衢雲侄子楊拔凡在《楊衢雲家傳》中說：「香港當局，以越境殺人，曾與清吏大開交涉。案發後，港紳某與團防局(即四環更練管理處)更練長某，涉有旁助嫌疑，一被停議席，一被遞解出境。」「涉嫌旁助刺殺衢雲之某紳，據雲是韋某，而探長(即上雲之更練長)則吳老三。紳與探長助之動機，無非貪圖爵賞。」

　　學者莫世祥的研究進一步證實這個吳瑞生(吳老三)在暗殺中扮演的角色：

　　「李家焯在廣州召集會議，部署暗殺楊衢雲事宜。決定派乾元炮船管帶楊貞全與水勇陳臨濟(又稱陳林仔)，以及李家焯手下兵勇鄧忠、徐福等四人，於7日從廣州乘船到香港，匯合已經在香港監視楊衢雲的兵勇李桂芬，以及李家焯的一名軍官，共同匿藏在港人吳瑞生(又稱吳老三)家中。同月10日傍晚約6點半鐘，陳、鄧、徐、李四人乘學童在楊宅上學之際，由徐福在結志街與鴨巴甸街交界處望風，其餘三人直奔楊宅後巷，隨即上樓，李桂芬把守樓梯口，陳、鄧二人近距離向楊衢雲開槍射擊，楊身負重傷，昏倒在地。學童大驚而散，兇手趁亂逃脫。香港警察趕到，將楊送入醫院搶救。醫生從楊身上取出子彈三枚。次日早晨，楊終因流血過多，傷重不治而逝，享年40歲。」 英國醫生卑路在法庭作證說，楊衢雲臨死時說出事之前兩月，有個叫「阿廣」的告知，吳瑞生到廣州，與某高官密商，設法害楊，事成酬銀二萬元。(《中山革命在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11年，第125-126頁)

　　為何清廷暗殺楊衢雲需要韋寶珊的協助?從韋寶珊在香港的另一個身份可以窺知端倪。韋寶珊自光緒六年(1880)年起擔任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局紳，此後一直連任，到1920年退休，前後達40年之久，退休後仍被聘為團防局顧問(團防局歷史上唯一一個顧問)，可見他在團防局的勢力。團防局是華人組成的治安組織，由華人各行商出資，受港府總登記官監察，主要負責在中環、上環一帶組織更練，定時巡邏，維持治安，以補警察的不足，相當於非正式的「華人警察局」，也被稱為「四環更練管理處」。由於港島華人居住在「四環」一帶，包含四區九段，這個片區也稱「四環九約」。韋寶珊就擔任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

　　楊衢雲賃居中環結擊街，屬於「四環」之內，也即韋寶珊的管轄範圍。清廷要偵知楊衢雲的住處，找韋寶珊最為直接。據上述文獻所述，吳瑞生乃是韋寶珊的下屬「更練長」或稱「探長」。殺手陳林仔等4人到港以後，先住在吳瑞生家，然後再出動行刺。可以想像：由於這4人來自廣州，不一定很熟悉地形，行刺與逃跑恐怕都得到吳瑞生指點，否則不會做的如此乾淨利索。

　　事後港府對吳瑞生做出驅逐處理，證實了吳瑞生對暗殺負有責任，但早有準備的韋寶珊卻讓港府找不到證據，順利逃過懲罰。

　　此後韋寶珊繼續在港府、清廷、革命黨三方之間進行投機，曾容留陳景華等革命黨人在其洋行工作，並以洋行為同盟會通信機關。武昌起義後，韋寶珊又遊走於革命黨與廣東水師提督李准之間，接洽李准向革命黨投降，成為革命的「有功之臣」。廣東光復，胡漢民組織廣東軍政府，仍聘韋寶珊為總顧問官。在破壞乙未廣州起義、協助暗殺楊衢雲之後，韋寶珊仍能獲得孫中山、胡漢民的信任，此中有無隱藏著什麼驚天的秘密?

　　1921年，韋寶珊帶著滿肚子秘密去世，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位置偏僻，臥碑細小，與其曾經擁有的顯赫地位極不相稱。他一生參與過多少密室陰謀，仍有待歷史學家繼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