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面抗戰爆發，國民黨政府即已意識到，單純依靠自身落後農業國的力量，並不足以戰勝日本，故其戰略，自始至終都是「苦撐待變」。

為將「苦撐待變」戰略付諸實施，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擬定了「惟以日本為敵」的外交方針，在策略上首重美英法，對德意則取爭取態度。1940年6月法國宣佈投降，隨後英軍節節敗退，蔣介石「親近英法、疏遠德意」的外交策略似走到了破產邊緣。

作為應對，1940年6月22日，蔣介石召集高層會議，決定對德國採取「以友義之而不敵視」的外交方針。但在提升對德友好關係的同時，蔣介石並沒有放棄親近美英法陣營的立場，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極有限，與遠東問題有關的主要勢力是美蘇。它們均未捲入歐戰」。

蔣介石的看法，並沒得到黨內高層的認同。7月18日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三十六次常務委員會上，立法院長孫科率先發言，對親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線提出了質疑。據會議記錄，會上發言者眾多，孔祥熙、居正、張群等元老全都贊同孫科的意見，主張親蘇聯德。最後，蔣介石在會上獨斷決定，仍維持原定的親近美英的外交路線不變；同時盡力加強對德關係。這期間，蔣介石主動採取了系列措施改善對德關係。

這種「謹慎」（維持親近美英陣營的立場）與「投機」（不放棄改善對德關係），至1940年9月份，開始顯露其效果。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訂同盟條約。11月，更好的消息傳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訪德不利，東歐三國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等相繼加入德意日同盟，德蘇戰爭已難避免；同月，蘇聯駐華大使告知蔣介石，蘇聯將再次啟動對中國的軍械物資的援助，包括飛機、大炮以及輕、重機槍。

至此，中國在紛亂的國際局勢中沒有踏錯步伐，順利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