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復外蒙的徐樹錚居然最後是被馮玉祥所暗殺?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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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復外蒙的徐樹錚居然最後是被馮玉祥所暗殺?

2016年06月13日 近代名人 暫無評論 閱讀 232 次

  民國之前,蒙古至少在名義上是歸順清政府的。民國初建後,清末宣佈獨立的中國各省重新歸於民國政府,而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們卻脫離了這一進程,開始宣佈獨立建國,軍隊包圍了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衙門,中國官員被驅逐。

  其後,在袁世凱民國政府時期,經過與沙俄多次談判,並先後簽訂了《中俄聲明》、《中俄蒙協約》,明確規定:「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不僅如此,1915年6月17日,陳菉被袁世凱任命為第一任都護使,兼任庫倫辦事大員,代表中國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權。

  在以賣國復辟著稱於世的袁世凱手裡,外蒙尚屬金甌一角,仍在我中華版圖之內!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宣佈一切對外不平等條約,並斷絕了對蒙古的外援支持。斷了奶的蒙古在內憂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財政困難、社會混亂境地,庫倫當局難以自保,開始向民國政府求援。

  1918年初,俄國新舊兩黨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激戰,嚴重威脅恰克圖安全。按照《中俄聲明》、《中俄蒙協約》規定,中國政府不能在外蒙駐軍,北京政府都護使兼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非TG之陳毅)趁機勸說外蒙政府請求中央政府出兵。1918年5月28日,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同意由內地調派騎兵兩營、步兵一營,攜帶山炮、機槍,協助外蒙鞏固邊防。北京陸軍部遂指派綏軍騎兵第四團高在田所轄的兩營部隊從歸綏(呼和浩特)出發,經察哈爾進入外蒙,第一批部隊於9月14日抵達庫倫。

  自此,在得到外蒙首肯的情況下打破了《中俄蒙協約》關於「中國政府不能在外蒙駐軍」的規定!

  1919年6月,外蒙當局面對日本人扶持的「謝苗諾夫」勢力的威脅,主動向北京政府求援:「求發大軍救援」,不僅如此,還明確提出「來軍愈多愈速為妙」。陳毅立即電告北京:「大兵入境後,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決,永奠蒙局!」並懇請北京政府「立排困難,積極進行,速派重兵進入外蒙」。於是,北京政府命令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火速率軍前往外蒙。

  在此情形之下,外蒙取消「自治」形勢一片大好,倘若北洋政府能夠妥善處理此事,也不至於落到今日海棠葉殘,金甌痛缺的局面了!

  1919年10月,徐樹錚率領中國西北邊防軍第一師,計步兵二旅,騎兵一團,揮師出塞,向庫倫進發,拉開了中國軍隊收復外蒙的戰幕。

  徐樹錚是典型的中國傳統謀略型將領,外蒙古地域遼闊,中國軍隊實際上兵力不足,且軍械皆來自國外貸款,徐定謀於「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強」,虛張聲勢,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張揚,自以為能成為左宗棠做收復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庫侖。徐樹錚自率主力一旅兵臨庫倫。1919年11月,徐樹錚的部隊開進了烏蘭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稱臣。展迅速,俄國方面內亂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應,只能坐視中國軍隊佔領外蒙各要點。

  庫侖當局和戰不定,加上中國軍隊為西北邊防軍精選的勁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對這支軍隊基本不敢抵抗,對於異動者,徐輕袍緩帶,於門哥托草原擺下鴻門宴,殺一儆百,從而造成了當地蒙古高層人士的臣服。唯一敢於和中國軍隊交戰的是原俄國顧問變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們只是劫掠物資,並無政治目的,因此無法阻擋中國軍隊的前進。中國騎兵曾經和俄軍交手,對所謂哥薩克騎兵的騎術也並不恭維,他們唯一比中國軍隊厲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時候敢於雙手放開,依靠雙腳控馬,依然能夠持槍還擊。而中國軍隊只有上坡的時候敢做這個動作。一路上徐樹錚記錄日記,對在外蒙古看到長城非常詫異,他懷疑是秦代長城的餘脈,並認為應該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強中華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還是在軍事上,他認為外蒙威脅西伯利亞交通,蘇俄如有機會,必進佔我邊疆領土,便佔領庫侖,不得全功,因此隨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隊離開主力,攻取買賣城(今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地。因為中國軍隊進 局勢初定,徐樹錚毫不手軟,隨即命令陳毅返回內地,否定「六十三條」(陳毅為此後半生牢騷滿腹,認為徐奪其功),把外蒙古偽政權的「內閣總理」巴德瑪多爾濟等「請」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軟禁。在威風凜凜的中國軍隊面前,外蒙古偽政權的高官們頓時沒了威風。

  1919年11月17日,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至此,蒙古全境重歸祖國,尤其是唐努烏梁海,早已被沙俄侵佔,也在這時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中國的版圖在辛亥革命後,此時達到最大的頂點!徐同時向當時的總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孫中山先生發電述職,孫中山先生收到來電後異常喜悅,不顧國民黨內某些人的反對回電慶賀他的大功。 中國政府隨即開始在外蒙古開始實施如引種蔬菜、修建公路、開辦銀行、創刊日報、加強中華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於當地的事業。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的回歸祖國,應是1919年中國最可慶祝的大事。

  直皖戰爭後,段祺瑞隱居津門達四年之久。這四年內,他時刻等待著東山再起。與此同時,直系自作孽不可活,曹錕賄選總統,遂將吳佩孚苦心經營的政治資本揮霍殆盡。而且,一山不容二虎,直奉二系兩次大打出手,第一次奉軍戰敗,被迫退出關外;第二次因馮玉祥倒戈,直系慘敗,奉系進入北京。無論馮玉祥還是奉系的張作霖,論資望都不足以做國家元首,他們商量的人選一是段祺瑞,一是孫中山。但當孫中山欣然北上後,他們卻權衡利弊,出於北洋的門戶之見,還是決定擁戴段祺瑞。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臨時執政」。所謂「執政」,是合總統與總理為一,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段祺瑞再次上台,成為中華民國的元首,名義上是大權獨攬,實際上僅仰奉系鼻息,受制於張作霖和馮玉祥。不過,張作霖和馮玉祥畢竟是北洋系的自己人,忍忍就過去了,段祺瑞最提防的還是孫中山。孫中山應邀北上時,沿途演講其「國民會議」的施政思想,聲明要廢止不平等條約。段祺瑞卻提出「外崇國信」論,聲稱中外諸條約均應繼續履行。孫中山抱病入京,段祺瑞更是提出召集「善後會議」,以抵制孫中山所主張的「國民會議」。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段祺瑞以腳疾發作為借口,竟然不去參加孫中山的祭奠。

徐樹錚

  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時,委徐樹錚以特使名義出洋考察,訪問英、德、法、意、美、俄等國。徐樹錚在國外得知段祺瑞的處境,十分焦急。他覺得段祺瑞孤掌難鳴,自己必須回國襄助之。他自知身無一兵一卒,乃擬秘密聯絡張作霖和孫傳芳,對付實際執掌北京的馮玉祥。1925年夏,他從美國返回上海,即拜訪張謇、孫傳芳,商榷收拾山河之計,並致電段祺瑞,擬晉京拜見。段祺瑞深知局勢險惡,極力反對他來北京,但徐樹錚置之不理,終於北上不歸之路。

  徐樹錚到北京見了段祺瑞,即口稱老師,行跪拜大禮,段祺瑞連忙回拜,二人相擁而泣。隨後他告訴段祺瑞,關於制裁馮玉祥的辦法,他已經和張作霖、孫傳芳議妥。段祺瑞心中暗喜,但是囑咐徐樹錚要小心從事。不料馮玉祥早已得到情報。徐樹錚乘火車離京返滬、路過天津時,馮玉祥安排下殺局,在廊坊車站命手槍營將徐樹錚亂槍擊斃。

  當初,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剛」,即靳雲鵬、徐樹錚、吳光新、傅良佐,其中尤以靳雲鵬和徐樹錚最為得力,可謂左膀右臂。但靳、徐向來不睦,自徐樹錚組織安福系後,兩人更勢同水火,段祺瑞則傾向於徐樹錚,於是靳雲鵬日益倒向直系,加上傅良佐身敗名裂,吳光新避居日本,段祺瑞所能依賴者,其實僅剩徐樹錚一人。如今徐樹錚已死,段祺瑞也就喪失了最後的政治資本,徹底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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