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貶岳尊秦」的特異觀點，與主流意識形態所倡導的愛國家思想有明顯的牴觸，而此刻，又正值國家接連經歷「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之後，呂著被查禁，也就在所難免了。

　　1935年3月16日北平《世界日報》，報道了一篇南京市政府呈請教育部，要求查禁一種書籍的新聞。報道稱：「精忠的岳武穆，遺臭萬年的秦檜，一為舉世所敬仰崇拜，一為萬古所唾棄詬罵，不但史乘斑斑可考，即松木參天的西湖岳墳，凌雲浩氣，忠義昭然，瞻仰徘徊，誰不肅然起敬。可是，也頗有矯奇立異之說，並以著述見行於世者。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請教育部通令查禁呂思勉著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即系因其第三編近古史下，持論大反常理，詆毀岳飛為軍閥，推崇秦檜為愛國大政治家。」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江蘇常州人。他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報道中被呈請查禁的《白話本國史》，正是奠定史學大家地位的代表作之一。這部著述在中國史學界是頗受關注的，被認為是以一己之力開創了中國通史編撰的先例。那麼，這一中國史學界「先例」式著作，為什麼會出現詆毀岳飛的奇談怪論呢?

　　此報道發佈之後兩年，竟有人找到了呂著詆毀岳飛觀念的「源頭」，稱呂著中的奇談怪論，實源自胡適。1937年4月15日，上海《立報》刊出一篇評論文章，題為《大學程度的時局觀》，作者署名「杜文」。文中寫道：「胡先生當時還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痛罵岳飛是軍閥，而高贊秦檜是一個有眼光有手腕的政治家，想為『今之秦檜』張目」……後來胡先生的高見，編入一本什麼《白話中國史》裡去，由某大書館，代為出版。不幸得很，這部書畢竟是被查禁了!」

　　據此文所言，呂思勉竟然是承襲了胡適的觀點，並將之寫入《白話本國史》的。針對這一破天荒的「大發現」，熟知文壇掌故、有相當文史功底的曹聚仁也按捺不住了，即刻撰文予以駁斥，並於當年4月19日發表於《立報》之上，題為《關於岳飛與秦檜》。曹文稱：「《白話中國史》，出版於民國十二年，胡適的文章，刊於民國二十一年的《獨立評論》，說該書作者把胡適的意見編入，未免有點牛頭不對馬嘴。」顯然，曹認為呂著不可能承襲了胡適的觀點。因為呂著出版在前，胡文發表在後，彼此相隔近十年時間，的確是風牛馬不相及了。然而，曹的論述也是有失誤的，因為那篇事關岳飛評價的胡適文章，其發表時間與發表刊物，他都沒有寫對。

　　胡適所撰《南宋初年的軍費》，寫成於1924年10月30日，發表於1925年1月3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1卷第4期。該文主要是從史料角度做簡要考察，並得出結論說「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於今日，真冤枉也」。而於1923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的呂思勉所著《白話本國史》，則比胡適此文發表出來要早了一年多的時間。且與胡適的順帶提及不同，呂著對秦檜有著更多的正面評價，對岳飛則僅以軍閥視之，認為他「只郾城打一個勝戰，……郾城以外的戰績，就全是莫須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時候，岳飛始終躲在江蘇，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

　　如果說，胡適的文章只是順帶著替秦檜翻案;那麼，呂著則顯然是更為明確要重新評價岳飛，正經八百地要為秦檜樹碑立傳了。其「貶岳尊秦」的特異觀點，與主流意識形態所倡導的愛國家思想有明顯的牴觸，而此刻，又正值國家接連經歷「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之後，呂著被查禁，也就在所難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