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陪都重慶不斷遭到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我父親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慶南岸汪山上買了一塊地(一個小山包)，蓋了房子，挖了防空洞。為了躲避大轟炸，家裡很多人都搬到那裡居住，我母親帶著我和妹妹也搬到了那裡，我們兄妹倆進了汪山一所私立小學讀書。

　　從重慶老城南邊的望龍門渡口擺渡過江，就到了長江南岸，一條崎嶇的公路，從江邊蜿蜒而上，經過南岸山上的重要鄉場黃葛埡(又作「黃桷埡」)，再往前到達黃山——蔣介石和他夫人的別墅就建在這裡。再往前到汪山，我家別墅就在汪山馬路邊上。

　　蔣介石當時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總裁，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在國際上，他當時都是領導中國進行抗日戰爭的最高領袖。他在黃山有一處官邸——當時可能有漢奸告密，日本飛機曾經轟炸黃山，但炸彈丟到了汪山。人們都知道那是衝著蔣委員長來的。

　　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經常在週六或週日下午從黃山乘車到汪山，到了汪山，離我家別墅前不遠，就雙雙下車，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蔣介石夫婦二人在我家後山坡野餐，我家有僕人看到了，說：「看，那是蔣委員長!」

　　大人們站得遠遠地仰著頭觀看，我和妹妹出於好奇，悄悄爬到後山樹林邊去偷看。有幾隻警犬衝我們叫，被蔣介石的侍衛官制止了，

　　蔣介石夫婦見到是兩個小孩，也覺得好玩，便親熱地招呼我們過去。並叫侍衛官把警犬牽走。我從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後。

　　蔣介石和宋美齡席地而坐，地上鋪了一塊白桌布，放了點心、飲料之類。蔣介石很和藹地問我姓名，住在哪裡，在哪裡上學等，還給我們兄妹二人各一塊點心，臨別時，他還說：「小朋友，我們下次來，再找你們玩。」

　　這就是我和蔣介石的第一次見面。

　　從這次之後，蔣介石每次來汪山散步，經我家門口時都要叫上我，蔣夫人同來時，也會叫上我妹妹，讓我們陪他們散步、聊天。

　　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齡牽著手散步後，發現手上留下了很好聞的香水味，到處給別人聞：「蔣夫人的手好香啊!」

　　後來，蔣介石來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幾乎成為慣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們口時，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國雄，國雄」，侍衛官馬上跑進我家來，叫我去陪蔣委員長散步。

　　從此，只要看到有憲兵在馬路兩旁開始站崗放哨，我就知道他們要出來了，我就會主動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園裡等著。

　　有一次，我和幾個小夥伴在我家花園玩，看見憲兵又開始在馬路上站崗放哨了，我就對他們說：「一會兒蔣委員長就要出來了。」

　　過去在這一帶站崗的憲兵都認識我，也都知道蔣委員長和我的關係。對我也很友好，不巧這次在我家花園前站崗的憲兵是新換的，他不認識我，他聽我和別的孩子說蔣委員長要出來了，就很粗暴地向我說，等一會兒委員長出來時你們不許亂叫。我聽了之後很生氣，我想你知道什麼?我和委員長是老熟人了!我也沒理他。

　　那次正巧蔣介石和蔣夫人不是來散步，只是坐著一輛敞篷車經過我家門前，我照例大叫了一聲「委員長」，蔣介石抬頭一看是我，笑咪咪地把帽子摘下來向我揮動。車很快就開過去了。

　　可是這一下惹惱了那位憲兵，等蔣介石的車一過去，這位憲兵就對我嚷嚷道：「我剛才跟你招呼了，委員長來時不許向他亂叫，你還敢亂叫，下次你再這樣，我開槍打死你!」

　　我當然不敢做聲，扭頭回到家裡。可是我心裡並沒有服氣，我想報復他。

　　從那天起，我只要看到憲兵站崗，估計蔣委員長又要出來了，就有意躲在家裡不出去。接連有二、三次，我都沒主動出去。

　　終於，有一天，一位侍衛官到我家來找我，說委員長來了，在馬路上等我，問我為什麼不出去，是不是生病了等等。我就把那個憲兵威脅我的事說了。這位侍衛官說，我去告訴他們。以後這批憲兵就換成了熟面孔。

　　從此，蔣介石又跟過去一樣，叫我和他們一起散步、閒聊。

　　在我的記憶中，蔣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馬路上散步時，從來不迴避行人，更不會驅趕行人搞戒嚴什麼的，在馬路上來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衛官招呼人們靠邊走，讓開馬路中間的道。因此，沿途總有人停步觀望，還有人脫帽鞠躬，甚至或喊萬歲什麼的，蔣夫婦二人也微笑點頭或摘帽致意。

　　在和我閒聊中，蔣介石最喜歡提的問題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雖然只是個小孩子，但是平時聽大人們講得多，家裡有僕人，有廚師，在汪山還專門請有兩個「大班」(轎夫，除抬轎外，還做些雜活)，他們的家一般都在鄉下，有時家裡人還要到鄉下去趕場，因此對老百姓的生活情況我多少有些瞭解，居然能答得上來，這使他很滿意。他還經常讓侍衛官給我送一些從印度加爾各答空運來的水果和糖塊。

　　有一次，蔣介石聽我說身體不好，經常生病，就關心地問我平時找什麼醫生看病。我告訴他，家裡主要是找一個叫周倫的醫生給我看病，周倫是留德博士，因失戀曾經自殺未遂，留下殘疾，但醫術很好。

　　不久以後，有一次周倫對我說：「國雄，你還把委員長的孫兒給我介紹來了!」

　　原來，有一天，有人帶了兩個外國人模樣的小孩到他的診所看病，他一看是兩個洋娃娃，有些奇怪，一問，才知道是蔣經國的兒子，他問他們怎麼知道他的診所，回答說是聽康國雄介紹的。

　　就這樣一起散步許多次以後，蔣介石偶然想起問我，你姓康，你們家與康心如什麼關係?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親。他這才恍然大悟地說，

　　「哦，你是康心如的兒子!」

　　那時，我父親在重慶獨立經營美豐銀行，對發展繁榮西南金融事業作出巨大貢獻，影響很大。1939年，蔣介石指定我父親擔任了重慶市第一屆臨時參議會議長，任期四年。父親一直不願參政，因為蔣介石的指定，他才出於無奈連任了兩屆。在任初期，我父親曾上書蔣介石，提出建議：為了領導全國抗日，應設重慶為陪都。蔣介石非常欣賞，曾兩次召見我父親和他面談。

　　1940年9月，國民政府正式發佈命令，定重慶為陪都。

　　當時學生中，流行請人題寫紀念冊留作紀念的風氣。我想，跟蔣委員長這樣的最高領袖認識了，何不請他也給我題寫紀念冊?

　　我也和大家一樣有自己的紀念冊。有一次,蔣介石帶著我散步時，我向他提出請他在我紀念冊上題字的想法，他欣然同意了。

　　我根據他的交待，把紀念冊交給他的侍衛官。

　　不久，一位侍衛官專程給我送回來。紀念冊的一頁上題寫著：「國雄賢侄，立志有恆」，下面落款是「中正」。

　　後來在1951年，我離開重慶時，為了我的安全，母親硬要我把它撕毀了——因為那時蔣介石已被稱為「蔣匪」、「人民公敵」。

　　在我的記憶中，蔣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馬路上散步時，從來不迴避行人，更不會驅趕行人搞戒嚴什麼的，在馬路上來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衛官招呼人們靠邊走，讓開馬路中間的道。因此，沿途總有人停步觀望，還有人脫帽鞠躬，甚至或喊萬歲什麼的，蔣夫婦二人也微笑點頭或摘帽致意。

　　1942年，國民政府為了爭取對中國抗戰的外援，宋美齡曾隻身去美國，呼籲美國人支援中國的抗戰事業，還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轟動一時。蔣夫人從美國載譽歸來後，蔣介石派一位侍衛官給我送來一件從美國帶回來的小禮品，一支51型「派克」鋼筆，還附了一張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麼頭銜都沒有，就是中間有「蔣中正」三個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1953年，我在天津南開大學唸書，一次划船時，鋼筆不慎失落在河中。也幸虧丟失了，否則在以後的幾次政治運動中，它只會給我帶來麻煩。

　　在我的記憶中，蔣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馬路上散步時，從來不迴避行人，更不會驅趕行人搞戒嚴什麼的，在馬路上來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衛官招呼人們靠邊走，讓開馬路中間的道。因此，沿途總有人停步觀望，還有人脫帽鞠躬，甚至或喊萬歲什麼的，蔣夫婦二人也微笑點頭或摘帽致意。

　　到黃山官邸作客

　　有一次，蔣介石約我在某天傍晚四五點鐘去黃山他的官邸玩耍。

　　按約定時間，我一人步行到黃山。衛隊問我找誰?我說是委員長約我來的。衛兵打了電話進去，沒多久，一位面熟的侍衛官出來，把我帶進一個大房間。

　　房間裡，好多人正圍坐在一張圓桌旁吃飯，我一看，都是蔣委員長身邊的侍衛官，大家都認識我，紛紛說：「國雄來了?」

　　只有一個瘦高個子我從未見過，他站起來，給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衛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邊一起吃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邊喝酒，一邊吃菜，談笑風生。許多侍衛官都向他敬酒。

　　他問我：「你該叫我什麼?」他想了想又說：「就叫我蔣二哥吧。」

　　我當時並沒意識到這個稱呼的含意。

　　飯還沒吃完，他對一個侍衛官說：「你打電話，問爸起來沒有?」他接著說：「轉告一聲，國雄已來了。」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蔣委員長的二兒子蔣緯國。

　　在餐桌旁邊，我看到一個炮彈擺在那裡，覺得很稀奇，就拿起來玩，一看，原來是個炮彈式的手電筒。他笑著對我說：「好玩吧?」我直率地回答：「好玩!」

　　侍衛官打完電話回來說：「委員長起來了，叫國雄上去。」蔣老二馬上站起來對我說，「我們走吧!」

　　我跟他一起離開了餐桌。他拿起那個手電筒，帶我出門，往更高的山上走去。

　　到了另一個二層樓房，開門進去，在一間不大的客廳裡等候。我就東張西望地看，看到房間裡只擺著幾張普通的沙發和椅子，桌上擺了個不大的收音機，牆壁上掛了一些畫，整個陳設顯得很簡陋，比我家的差遠了，那個收音機也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機差多了。

　　不一會兒，蔣介石從樓上下來了，高興地與我握手，問我身體好吧。他濃重的浙江口音，我還能聽懂。

　　一會兒，又開出一桌飯，我們三人一起坐下吃起來。是四菜一湯，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盤很酥爛的蠶豆，豆子外形很完整，可是一到嘴裡即化了。菜的味道都很淡，再加上我已經吃過了，所以我吃起來覺得實在沒味道——後來我在台灣見到姐夫，姐夫還笑話我說：「記不記得?當年你到蔣介石家去吃了飯回來，我們問你好不好吃，你說不好吃……」

　　飯後，有一盤煮水果，以後又上來一盤新鮮水果，我與蔣老二各吃了一個。

　　飯後我們又一起回到客廳聊了一陣，蔣介石還說，下次找個攝影記者來給我們照張相。後來說時間不早了，今天就到這裡吧，並對緯國說：「你送他回家吧!」

　　我和委員長拉拉手，臨別時他說：「下次再來，我找一部電影來演演。」

　　——不過，後來我就進城上學去了，沒有機會再見到蔣介石，他說的電影我也就沒有看成。

　　下山後，緯國自己駕車，把我送回汪山家中，他還在我家客廳裡坐了一會兒。當時，父母都不在汪山。一位親戚老太太出面陪他坐了一會。記得他在我家客廳裡巡視了一番，問了一下我家住房的情況，觀看牆上掛的各種字畫。隨便聊了一會，最後他說：「太晚了，我走了。」才驅車離開。

　　在我的記憶中，蔣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馬路上散步時，從來不迴避行人，更不會驅趕行人搞戒嚴什麼的，在馬路上來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衛官招呼人們靠邊走，讓開馬路中間的道。因此，沿途總有人停步觀望，還有人脫帽鞠躬，甚至或喊萬歲什麼的，蔣夫婦二人也微笑點頭或摘帽致意。

　　我成了「汪山要人」

　　後來，我因為考試不及格，被南開中學除名，苦惱中，曾想去找蔣介石通融，到他任校長的中正中學去讀書。

　　父親聽說了，把我找去痛罵了一頓，說：「你居然異想天開，去中正中學!委員長在那裡當校長，你去了，有他作後台，豈不是更不好好讀書了?」此事遂作罷。

　　那時我與蔣介石的交往，已經引出一些趣話。

　　我父親與監察院長於右任關係很好，於右任和監察院的一些人常來我家玩，有時他們見到我，就開玩笑說：汪山有兩個要人：一個是張季鸞(《大公報》總編輯)，一個是康國雄;別的人到黃山官邸去見蔣委員長，侍從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時間，一般不能超過半小時，只有張季鸞和康國雄去，侍從室不限制時間。

　　我父親的一些同事還對他開玩笑說，你兒子比你有本事，委員長要見你，是給你下條子;委員長給你兒子送東西，是遞名片……

　　其實，當時我不僅同蔣介石，還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有過類似交往。

　　有名的川軍將領，人稱「范哈兒」的范紹增，常來我家找我父親玩。他一來，我就約上侄兒等小夥伴，拿上刀刀槍槍，跟他玩打仗的遊戲。有一次，他把我一個侄子手中的棍子繳下來了，我那侄子哭了起來……多年後，我在北京遇到他，他還高興地提起那些事。

　　上海有名的幫會頭領、「海上聞人」杜月笙，也常來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開學校上初中時，有一次為抗日募捐，我還跑去找杜月笙。那時他住在重慶城裡打銅街交通銀行，我請他為抗日募捐，他說，可以，但要等他秘書回來辦。我說，你就隨便開張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說要等秘書回來。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因為住校，必須趕回學校，等不及了，最後他從身上摸出一張支票給我，我還嫌錢少了，要他再開一張，他說那只有等秘書回來了。我只好回了學校。結果公佈出來的募捐數，我的成績最大，杜月笙那張支票數字最高。

　　後來我跟父親說起這事，奇怪為什麼他一定要等秘書回來開支票，我父親說，你真是胡鬧，你不知道他不會寫字嗎?他只會簽「杜月笙」三個字，你硬要他開支票，不是為難他嗎?

　　父親與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是清朝末年參加同盟會反清鬥爭的老友，又是陝西同鄉，私交甚篤。抗戰期間，於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慶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裡，也是我們家的常客。當時我和妹妹雖然年幼，但對於老伯印象很深。因為他很喜歡我們，每次來我家，總要逗我們玩笑，我們還愛撫摸他的大鬍子。

　　因為於右任的關係，杜聿明、關麟征這些陝西籍將領也來過我家。杜聿明還送過一把日本指揮刀給我父親，是他在抗戰勝利後參加日軍受降儀式後帶回來的，那上面還留著血跡，據說可以避邪，有段時間掛在我父親的床頭。那時有人說，於右任當大官卻沒有袍子(皮袍)，我父親說，他哪裡沒有袍子?最好的皮袍子他都有，他的袍子全都賣了，因為黃埔軍校成立時，他要送一批陝西青年(其中就包括杜聿明)去廣州投考黃埔軍校，把袍子賣了給他們作路費，所以有人稱杜聿明他們叫「袍子將軍」。杜聿明他們對於右任也十分恭敬。久了不來，於右任就會念叨：「杜聿明娃好久沒信來了……」

　　此外，張群也在我家住過，經常來往的還有何應欽、谷正綱、谷正倫等。有一次，何應欽來了——聽說他不願在外邊跳舞，我家為他辦了小型舞會。我父親把我叫到客廳裡去，說：來，給你介紹何總長。

　　那時我雖然年紀小，但我從小膽子大，「不詫生」(不怕與陌生人說話、接觸)，不怕與成年人交往，所以蔣介石喜歡跟我交談，因為許多官員在他面前害怕，什麼都不敢說，我卻不怕，他問我什麼我都直說。因此他很高興。

　　在我的記憶中，蔣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馬路上散步時，從來不迴避行人，更不會驅趕行人搞戒嚴什麼的，在馬路上來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衛官招呼人們靠邊走，讓開馬路中間的道。因此，沿途總有人停步觀望，還有人脫帽鞠躬，甚至或喊萬歲什麼的，蔣夫婦二人也微笑點頭或摘帽致意。

　　與蔣介石的最後一次交往

　　我最後一次見到蔣介石，是在1945年。

　　當時因為長期生活於戰爭環境，同盟國，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美國陳納德飛虎隊，以及日本空軍「神風」敢死隊等等，都是我們少年學生議論的話題。我佩服那些軍隊的英雄，我讀不進去書，想去參軍，遠離家庭那些「管教」我的兄長們。

　　一天，我看到「空軍幼年學校」(簡稱「空幼」，當年設在成都灌縣)在重慶招生，我去報名，未獲批准——因為要小學畢業文憑，而我沒有。

　　我當時就讀的廣益中學，坐落在重慶黃葛埡山上，與蔣介石的黃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與三位同學從學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見，每距離兩三百米有一個憲兵站崗，我明白蔣委員長要出來了。我告訴同學說，我認識委員長，並和他很熟，同學們不信，以為我在吹牛。

　　不久，從遠處開來三輛黑色小臥車，我對蔣介石的車很熟悉，一看就知道這是委員長的車隊，當汽車擦肩而過時，我叫了一聲：「委員長!」

　　車隊一下就剎住了。同學們嚇得臉色都變白了，以為我惹了大禍。

　　中間一輛車門開了，出來一個穿呢子制服的侍衛官，跑過來問：「你們中間有康國雄嗎?」

　　「我就是。」我敏捷地回答。

　　他說：「委員長要你過去。」

　　我就小跑過去。蔣介石對我的聲音很熟悉。我跑到車門口，見他坐在裡面，他問我上哪兒，我說回汪山。他說：「可上車來，我送你去。」我說還有三個同學。他說：「讓他們都來，一起走。」

　　同學們遠遠看著，嚇得一動也不敢動，我招手叫他們過來，他們才如夢初醒，跑了過來。於是，我們四人都上了蔣介石乘坐的那輛汽車，中間還有一排活動座椅，他們三人正好坐下，我與蔣介石同坐一排。

　　在車上，我告訴蔣介石，我想考「空軍幼年學校」，因為我沒小學畢業文憑，不讓我報名。他說，沒關係。他馬上對坐在司機旁的一位叫余濱東的侍衛官說，你帶他們辦一下手續。余滿口答允，當天是週六，余要我們下週一到重慶曾家巖蔣委員長官邸找他。

　　車隊到達汪山後，他與我們一起下車，像平時那樣，與我們一起在馬路上漫步。走完一段後，他說：「我不送你們了，你們自己去玩吧。」

　　我們四人欣喜若狂，一路上又說又笑地到了我家。同學們說，沒想到你與委員長關係這麼好，我們起先還以為你在吹牛哩!

　　到了下個星期一，我們四人一起去曾家巖蔣氏官邸。找到余侍衛官後，他當場與「空幼」招生委員會鄔主任通了電話，然後帶我們四人到空幼招生委員會報名處，他向鄔主任介紹說，他們是蔣委員長介紹來投考的。並把我們沒有小學畢業證明書的情況作了介紹，這樣一來，我們報考的問題就解決了。讓我們填了表，並約定時間進行了身體檢查。

　　不久，我收到「空幼」錄取通知書。從此我就不再上學了，等著去空軍幼年學校，並且做起了開飛機上天的美夢……

　　當時父親不在重慶。因為美豐的分行很多，他自己每年都要去查賬，帶上秘書、會計，每一家都要查到，東線西線，到廣東啊，川北啊，山西啊，都要去查賬。我父親是很能吃苦的。母親托人把這事通知了父親。父親給我寄來一封長信，臭罵了我一通，說我不好好唸書，異想天開想從軍，信中還說我「居然還去找蔣委員長疏通」等等。但是，當時父親已對我有點無可奈何。

　　正當此時，日本無條件投降了。「空幼」學校原定8月底到灌縣集中，由於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遲到9月。

　　父親正好於8月上旬返渝，對我做了許多思想工作。他說，既然戰爭結束，已無仗可打了，再去當兵就沒有意思了，並說今後主要搞經濟建設，還是應該留下來讀書，不要再去「空幼」了。

　　我終於被父親說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頭。

　　與我一起報名的那三個同學，有一個體檢時被淘汰，另外兩個都考進去了——而這後來就成了他們的一項「反動罪行」。

　　在我的記憶中，蔣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馬路上散步時，從來不迴避行人，更不會驅趕行人搞戒嚴什麼的，在馬路上來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衛官招呼人們靠邊走，讓開馬路中間的道。因此，沿途總有人停步觀望，還有人脫帽鞠躬，甚至或喊萬歲什麼的，蔣夫婦二人也微笑點頭或摘帽致意。

　　蔣介石最後一次問起我

　　1946年，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那次大會排斥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也認為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大會而拒絕參加，因此後來被稱為「偽國大」。我父親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被推選為那次「國民大會」代表。

　　開會期間，蔣介石見到我父親時，還問到我。他說，他去「空軍幼年學校」三次，查名單，沒有找到國雄的名字。我父親解釋說：「因他身體不好，被淘汰下來了。」蔣介石問我在幹什麼?我父親扯了個謊，說我在大學學經濟。蔣介石連聲說：「那也很好，那也很好!」

　　——我父親當時的回答，雖不是真的，卻是他內心對我的期望。然而他從來不逼迫我去做什麼。他對父母親孝順，對兒女也是尊重個人的意願。1950年，我考上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時，他的確得到不小的慰藉。

　　1948年4月召開的「國民大會」上，蔣介石當選總統。我父親發賀電，落款是康心如率子國雄敬賀。

　　蔣介石最後一次問起我，是在1949年底，蔣介石離開大陸前夕，經過重慶，他自己已沒有汽車，由當時的重慶市市長楊森出面，徵用了我父親的私人小臥車。蔣介石乘車時，和我家司機聊天，得知車主是我父親後，還向司機打聽我的情況。

　　後來司機回來了，還給我說，蔣總統都還記得到你，還問了你的。

　　我與蔣介石交往的故事，發生在我的童年時代。當時我年幼，什麼都不懂，我自己或親戚朋友都沒覺得是什麼大事，不過是一個小孩子頑皮搗蛋引出來的故事。

　　我對這段童年的歷史毫無羞愧和後悔。我認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美好回憶。就跟每個人都有的童年時代的美好回憶一樣。

　　可是，誰也沒料到，這樣一件與政治完全無關的事情，在50年代以後，卻被無限上綱，影響了我一生。50年代初期「忠誠老實運動」中，我就把這件事毫無保留地，一清二楚地交待過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這一段發生在童年時期的插曲，卻牽連著我的個人前途，我為此而受到的打擊和歧視，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頂點，身家性命幾乎被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