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章含之老師於今晨8：24去世。」(引者註：2008年01月26日)

　　26日早晨，我還在睡夢中，依稀聽到簡訊的鈴聲。我伸手抓過手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章老師的助理耿先生發來的。

　　半個月前，我去北京醫院探望章老師時，私下裡再三問過楊大夫，問過耿。他們告訴我，章老師不會有生命危險，只是晚年要改變生活方式，離不開吸氧。

　　在病房裡聊天時，章老師與楊大夫商量她屋子裡哪裡可以放氧氣瓶。她說她的自傳寫好後，就去換肺，堅決扔掉氧氣瓶。

　　我說我相信她的生命力。她換過兩次腎，在死亡邊緣掙扎過，但都挺過來了。

　　誰也沒想到，章老師會突然病情急轉直下。

　　我看著手機上的這一行字，淚眼模糊了。

　　我想起二十三年前的那個夜晚，想起史家胡同。

　　二

　　章老師在北京的家是座很大的四合院，兩扇大紅門高高的厚厚的重重的。門上剝落的紅漆和兩隻銹跡斑斑的大銅環訴說著這座四合院的滄桑沉浮。

　　二十三年前的一個晚上，我隨一位老朋友推開這扇厚厚的大紅門，認識了這座四合院的女主人。過去，我只是在電視新聞裡看見過她，聽說過她的種種傳聞。在黑暗中，走過前面的小院，穿過長廊，望見大客廳高高的雕花窗裡昏黃的燈光，還是有點神秘感。那年，她已有四十幾歲，比記憶中的新聞片裡看見的她更具成熟女人的美麗，言談間處處透出大家閨秀的風韻。她又很親切隨意，讓人馬上擺脫拘束感。

　　那天，我們聊到半夜兩點。話題自然是喬冠華「喬老爺」，她這樣稱呼丈夫和前外交部長，是因為毛澤東也這樣稱呼他。她當時正處在一生中最困難最低潮的時期，滿腹怨屈無處訴說，講到動情處熱淚盈眶，最後，還是忍不住在我這個初識的朋友面前流下熱淚。

　　半夜，我已無法回飯店，那時的飯店很早關門。我只得睡在朋友家的沙發上，輾轉反側，腦海裡始終是章含之那對熱淚盈眶的眼睛。我走進這座大紅門前，是帶著種種疑惑的，因為我曾經聽到過種種傳聞，但她的真情打動了我。我開始懷疑那些傳聞。

　　我那時正在編一本有名的雜誌，但那天晚上一句話也沒提到組稿。我覺得在她生命如此痛苦的時刻提組稿簡直是種褻瀆。

　　半年後，我又去北京，又去看她。還是沒談組稿。我覺得她不會為了寫文章而寫文章。她有話要說，不吐不快，我不需要組稿，她也會寫。

　　又過了半年多，她寄來第一篇文章《故鄉行》。她說不知道能不能發表，希望不要給我造成麻煩。信很短，寫得很客氣。當時我們還不熟悉，只見過幾面，果然，在編輯部裡有不同看法，有人不同意發表，理由也是社會上的種種傳聞。我據理力爭。後來折中，文章作了刪節後才上版面。

　　這是我第一次做她的責任編輯。從此開始了我們之間二十餘年的作者與編者的交往。

　　以後，她寫的文章首先寄給我看，幾乎她所有的文章都經我之手發表。每次發表，都會引起一點小小的波瀾。有時會來一個電話，有時會來封信，領導也找過我。我說應當擺事實講道理，有不同意見也可以寫文章，我們照樣發表。但沒有一個人或者一級組織堂堂正正地來過一份公函或一篇像樣的文章。

　　以後，我們慢慢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我對她瞭解得更多更深，我才明白，她的生活不僅是一部傳奇，而且是一部歷史。不管是傳奇還是歷史，真實是它的生命。而構成傳奇與歷史的精彩細節，離開真實性便黯然失色。我自己也是作家，任何一點虛偽都無法欺騙我的感覺，任何虛假的細節都無法欺騙我的眼睛。我對章含之瞭解越多，我對那些傳聞越無興趣。因為她本身的傳奇包含的巨大的社會歷史意義，已使這些所謂的傳聞顯得微不足道了。

　　我第一次推開大紅門見到她時，喬冠華逝世才一年多，她完全籠罩在喬冠華的陰影裡。我不僅為她對喬冠華的真情所打動，而且感覺到一股比這真情更深沉、更強烈、更無畏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要為喬冠華討回公道，要還自己一生的清白。

　　三

　　《跨過厚厚的大紅門》要出台灣版時，我與章老師聊天，談到如何在台灣做宣傳，章老師笑著說，你跟他們說四句話十六個字：總督孫女、總長女兒、主席老師、外長夫人。

　　我跟台灣出版人說這四句話，他們不懂。我解釋說：她親生父親的父親是安徽總督，她養父是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她是毛澤東主席的英文老師，是前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夫人。出版人聽了伸出舌頭：太了不起了!他們果然把這四句話印在新書的腰封上。

　　這四句話一點也沒誇張。除了她未曾見面的祖父外，這三位歷史人物改變了她的一生的命運。

　　首先是她的父親章士釗。章老先生是位毀譽交加的歷史人物。他追隨過孫中山，與黃興為友，以章太炎為兄，奔走革命;他又依附過袁世凱，在段祺瑞政府當過司法部長和教育總長;他幫助過共產黨，營救過李大釗，為入獄後的陳獨秀出庭辯護，他的辯護詞被作為當代的大學教材;但他辦過《甲寅》，反對白話文，開除魯迅，鎮壓學生，被魯迅斥為「落水狗」。他是大學問家，張君勱曾稱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六位重要人物：章太炎、王國維治國學，嚴復的貢獻在翻譯歐洲學術名著，而能「學貫中西」者只有梁啟超、胡適與章士釗。

　　章老先生是位名士，兩袖清風。他常常說：「我這一生，既無動產，也無不動產。我從無財富，但也從不缺錢。」他一生經手的錢財不少，但他樂善好施，結果，沒給自己置一分地，買一幢房，銀行裡也沒有存款。史家胡同的房子還是毛主席、周總理指示送給他的。

　　章含之不是章士釗的親生骨肉。章含之的身世是一個哀艷的愛情故事已盡人皆知。

　　但正是章含之成了章家真正的女兒和繼承人，只有她一直隨侍在父親身邊，照顧老人的晚年，也只有她想到要為父親出全集。對於一個大學者來說，名利已如浮雲，身後事還有什麼比出版全集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

　　難能可貴的是在她大病一場，幾乎是從死亡邊緣走回來之後，決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父親出全集。她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朋友的幫助，組織了一個編輯班子，前後工作幾年，完成600萬字的收集整理註釋工作。

　　我生也晚，無緣見到章老先生，但總算也為章老先生盡了一點心意，最後幫助章含之完成了出版十卷本《章士釗全集》的心願。

　　四

　　如果說，章含之走進章家，是她第一次改變命運。那麼，她人生道路上第二次改變命運是因為毛澤東。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七十大壽。那天辦了兩桌家宴，除了家屬之外，只請了四位湖南同鄉作陪，有幸被邀的四位老人是程潛、葉恭綽、王季范和章士釗。毛澤東事先關照每位可以有一個子女陪同。王季范帶了他孫女王海容。王海容因為與毛澤東有一層親屬關係而有機會見到毛澤東。毛澤東與她的一次談話在「文革」中流傳出來，一下子使她名聲遐邇。

　　章含之也是這一天見到毛澤東的。毛澤東聽說她在北京外語學院任教，便請她到中南海來教他學英語，並戲稱她「章老師」。從此，「章老師」這三個字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她不只是大學裡一位普通教師，而是一國之領袖毛澤東的私人教師，能夠出入中南海。

　　我問過章含之，毛澤東是否真的想學英語。她說：當初以為是，現在想來，其實毛澤東是想借此休息。而且她發覺，她去中南海的那一年多，毛澤東很空閒，有閒心與她聊天。後來才知道這段時間是毛澤東所謂「大權旁落」的時期。章含之有次還告訴我，毛澤東曾想帶她去外地，住在他的專列上，她教毛澤東英語，毛澤東給她講歷史。這個計畫如此誘人，使章含之非常激動地期盼著這一天。但這個計畫最終沒有成行，而且毛澤東也停止了英語學習。因為，與政治對手的鬥爭，使毛澤東再也沒有這份閒心了。

　　但是，毛澤東沒有忘記章含之，在「文革」中，知識分子都成了「臭老九」，發配到農村干校去受勞動的懲罰。毛澤東一紙命令，把章含之從農村調回北京，進了外交部，後來又成為毛澤東、周恩來的翻譯和主管一個地區的外交官。

　　那年代沒有歌星、影星和體育明星，電影是唯一的消遣，少得可憐的幾部電影放映之前都放偉大領袖接見外賓的新聞片，經常陪同毛澤東和周恩來出鏡的章含之因為她的美麗和風度格外引人注目，那一代人的記憶一直保存到現在。當《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出版後，我陪章老師到各地去簽名售書，所到之處，讀者歡迎的程度超出我們的意料，在全國書展上，章含之面前排隊等她簽名的人最多，遠遠超過暢銷書作家。

　　五

　　毛澤東沒有想到，她把章含之調入外交部後，使章含之在人生道路上第三次改變命運的是另一位男人喬冠華。

　　喬冠華是中共黨內才子，當年與胡喬木有「南北二喬」之稱。他年輕時初露鋒芒是二次大戰時在香港寫時評，當馬其諾決戰尚未見分曉時，他便預言「巴黎將於三日後不戰而降」。毛澤東在延安看到他一篇題為「從東線到西線」的國際時評，高度稱讚這篇文章「可頂戰場上幾個坦克師」。

　　毛澤東、周恩來一直器重他的才華。但因為他不是老紅軍老八路出身，一直在黨內受到排擠，連周恩來想提拔他都阻力重重。他的外交才華得到發揮還是在中美談判時，他與基辛格棋逢對手。繼而在聯合國大會上，他談笑風生，縱橫捭闔，贏得世界性的聲譽。

　　在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的年代，毛澤東沒有想到他的權威受到一段生死戀情的挑戰。毛澤東似乎知道了章含之進入外交部後與喬冠華的戀情，顯然，他並不喜歡這種關係。他親自提名章含之任中國第一位女大使出使加拿大。在毛澤東絕對權威的年代，又是恩寵有加的栽培提拔，以及共和國第一位女大使的榮耀，對章含之的愛情確實是個考驗。喬冠華聽到這個消息憂心忡忡，他知道「君命難違」的古訓。但章含之卻表現出女性少有的理智與勇氣，他對喬冠華說：「你不是說為了這份愛，你可以不當部長，我也可以不當這女大使，這都是身外之物。」章含之冒著失寵的危險，選擇了愛情，也選擇了她後半生坎坷的命運。

　　我常常聽到一些不瞭解情況的人說章含之是貪圖喬冠華的名聲和地位，但他們並不知道章含之是冒著多大的壓力作出自己的選擇。而章含之知道這「抗命」的代價。

　　毛澤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批示批判喬冠華。喬冠華是他一生中決定批判的最後一個人。自然，這其中有許多政治上的複雜因素，但章含之隱隱約約有種感覺，似乎多多少少與他們當年的叛逆有點關係。

　　章含之多次很感慨地對我說，她與喬冠華十年風雨情，只有兩年是充滿陽光和歡樂的，其餘八年，她陪著老喬受盡磨難，一直到老喬含冤去世。

　　喬冠華的離去，幾乎使她喪失活下去的勇氣。她對我說，她幾次想到死，她多少次在上海黃浦江畔徘徊。她說她失去了一切，以後又失去了她唯一的財產——她的愛，她最親愛的人。她的生活已經沒有意義。

　　她後來寫道：「在生與死的關口，使人活下來的不僅是生的慾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對於我來說死的誘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這樣沉默地從人間消失，不甘心歷史這樣被歪曲。於是我活下來了。」

　　她的心已死了，但她還有一股氣。這股氣支撐她活下來。

　　我第一次推開大紅門見到她時，喬冠華逝世才一年多，她完全籠罩在喬冠華的陰影裡。我不僅為她對喬冠華的真情所打動，而且感覺到一股比這真情更深沉、更強烈、更無畏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要為喬冠華討回公道，要還自己一生的清白。

　　這種精神力量支持著她一個人面對這個世界。

　　這個時候的她手中已經沒有任何「武器」，唯一有的只是一支筆。

　　她開始寫作。

　　我第一次推開大紅門見到她時，喬冠華逝世才一年多，她完全籠罩在喬冠華的陰影裡。我不僅為她對喬冠華的真情所打動，而且感覺到一股比這真情更深沉、更強烈、更無畏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要為喬冠華討回公道，要還自己一生的清白。

　　六

　　臨近喬冠華逝世十週年時，我在北京。她告訴我，許多老朋友都勸她，說她活得太累，不為自己活著，永遠生活在喬冠華的陰影裡。她感歎地說，老喬去世快十年了，我大概是應當走出這個陰影了。她說，我想把埋在心底的對老喬的感情毫無保留地寫出來，從相知、相戀、相愛，到生死相依。寫出來可能會輕鬆點，以後再也不寫了。

　　她一氣呵成寫了七萬字，就是那篇著名的《十年風雨情》，那真摯而又細膩、濃烈而又悲涼的愛情催人淚下。

　　我當時主編《文匯報》「筆會」副刊，我用超常的規格，用四個整版的篇幅連載了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極大反響，全國幾十家報紙轉載，每天接到讀者來電來信，成為《文匯報》史上少有的幾篇引起全國轟動的文章。

　　隨後，我為她編了第一本書《風雨情》。有人誤以為《我與喬冠華》是她第一本書。其實，《我與喬冠華》是她與其他幾位喬冠華的朋友的合集。真正她個人的第一本書是《風雨情》。收錄了她執筆以來寫的所有文章。

　　新書出版時，我請她來上海為讀者簽名。報紙發了消息，讀者提前四五個小時就到書店門口排隊，排成長龍。但是章含之卻無法來上海。

　　她病倒了。醫生說，她如果執意來滬，會有生命危險。不得已，她請她的朋友專程從北京送來喬冠華和她自己的兩枚印章，我和責任編輯代她去為讀者蓋章，蓋到我們手腕發酸手指發麻。

　　章含之在死亡邊緣掙扎了半年。她的朋友一次次給我打來病危告急電話，但章含之一次次從死亡線上走回來。她頑強的生命力使她奇跡般地活下來了。因為她還有一些事沒做完，她還有一些想說的話還沒說。

　　四年後，我主持的《文匯報》「筆會」副刊計畫出版一套「筆會文叢」，我想到章含之的書已經在市面上脫銷，便請她再寫一篇新作，編一本新書。她寫了《那隨風飄去的歲月》，回憶她的大學時代。並以此篇作書名列入筆會文叢中。筆會文叢的作者除了章含之，還有柯靈、吳冠中、華君武、秦怡、龍應台、沙葉新、陳鋼等等，一時蔚為大觀。

　　進入新世紀後，我到文匯出版社工作，我首先想到的又是章老師，我請她再寫一段在外交部的生活。這樣她寫的各篇文章在時間上就可以串連起來。故事就完整了。好像一部傳記，這就是後來那本名揚海內外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

　　她的文章是我逼出來的。不是我「逼」她，她一直不想動筆。我知道她的心情很矛盾，想寫又怕寫。往事已經過去二三十年，但傷痕依舊存在。她說：「重新翻出舊事猶如撕去那覆蓋在傷口上的紗布，再灑上厚厚的一層鹽。它又開始流血。」

　　其實，我的心情也很矛盾。我深深瞭解她。我希望她開始新生活，不願她再去觸動心靈深處的隱痛，但我又知道她不把這一切寫出來，心底的「死結」就永遠解不開。因此，她還是高興我這樣逼她的。

　　《大紅門》出版後，幾乎每個月印一版，有時一個月連印兩版，連續上暢銷書排行榜。竟然印了二十幾萬冊，她很高興，開玩笑說想不到「老來紅」了。

　　七

　　《跨過厚厚的大紅門》還在走紅的時候，章老師開始冷靜下來。

　　那年，她在青島海邊買了套房子。看起來她像是心血來潮，受朋友蠱惑。其實，我瞭解她心底裡是想躲開北京的紛擾，在這裡可以靜靜地休息和寫作。

　　有天，她告訴我想寫本真正的自傳，寫她自己的一生，這些大人物大事件都是她的背景，促使她動心的是一家外國大出版公司的約稿。

　　我說，是啊，《跨過厚厚的大紅門》表面看起來把她的人生故事串起來了，很完整，像本傳記。其實，那都是寫別人，寫主席，寫總理，寫老喬，寫父親，她只是陪襯。這些年來，她給我講過那麼多精彩動人的故事，寫出來才是她真正的傳記。

　　她說，《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其實我沒有跨出去啊。大概我把這本自傳寫出來了，才算真正跨出去。

　　她一直想跨出去，但她在這大紅門裡生活了一輩子，她屬於這個四合院，這裡有她父親的身影，有冠華的笑聲，還有永遠銘刻在心的情感恩怨。但這裡的氣氛太凝重，太壓抑，她一個人生活在這四合院裡太孤獨，太沉重。她想跨出去，她後來又在上海買房子，在上海辦學校，她喜歡上海，她身上流著上海女人的血。她常常在北京和上海之間飛來飛去。

　　但離開久了，她又會想念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有次她對我說，她回到四合院裡，心情才會真正安寧。這是她的肺腑之言。

　　她在醫院時，也想著史家胡同的家。她說她不能再坐飛機了，去不了上海了，她約我春天時再去史家胡同，好好商量她的自傳。完成這部自傳，是她晚年最大的心願。

　　春天，我會再去史家胡同，沿著二十三年來走過的那條熟悉的胡同，推開那扇熟悉的大紅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