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顧問還是特工:李德在中國的真實身份之謎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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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顧問還是特工:李德在中國的真實身份之謎

2017年09月22日 風雲人物 暫無評論 閱讀 88 次

       從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代表共產國際的權威力量,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和長征最初的行程,遵義會議後被罷免了軍事指揮權,最後頗為黯淡地從延安回到蘇聯。隨著更多歷史資料的出現,逐漸暴露出李德來華的真實身份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員,屬於特工性質,被邀請擔任軍事顧問,卻是一場將計就計的誤會。

  軍事顧問的由來

  1932年春,時年32歲的奧托·布勞恩從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周後緊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裡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秘密情報機關負責人赫爾曼·西伯勒爾會合後,迅速趕往大連,再轉乘輪船來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為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駐中國情報機構「佐爾格小組」承擔送錢救人的任務。他就是後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名特工。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錢救人的任務後,並沒有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為了瞭解情況,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過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後移居到那裡。」這個所謂「瞭解情況」的為時半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之表現,都被虛晃而過了。移居上海後,他先下榻外白渡橋北端的禮查飯店(今黃浦路17號),隨後搬進一家美國人的公寓,獲得一個正式的可以公開的社會背景。從此,正式開始了他扮演共產國際派駐中國軍事顧問的角色。

  他與當時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阿瑟·尤爾特(Ewert,又稱艾佛爾托)一起,經常與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接觸。「通常是每週一次,我們一起到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去。辦事處坐落在新住宅區內,當然是相當安全的。我們只能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暗號,比方說,在一個窗台上放一盞檯燈,或者在一間有亮光的房間裡把窗簾打開半葉等等,才可以走進辦事處。在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尤爾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員會書記博古(秦邦憲)和洛甫(張聞天)所談論的,都是一些緊急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博古、洛甫都曾留學蘇聯,通曉俄語,他們之間可以直接交談。

  1932年底,迫於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隨博古、洛甫、陳雲最後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博古、洛甫動身前,主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1933年9月,李德獲准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在裝扮成王牧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陪同下,從上海經汕頭,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恰恰重蹈了以「個人代表負責制」和「明確領導責任」的覆轍,住在特別安排的「獨立房子」,由伍修權擔任其翻譯,處處享受著「洋欽差」、「太上皇」的威嚴,每一句話都被當作聖旨。隨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隨工農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

  離開中國後的下落

  李德從延安回到莫斯科後,等待他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審查。

  1939年12月,負責組織審查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德國人。審查會還邀請了正在莫斯科的對情況比較瞭解的周恩來、任弼時、師哲、毛澤民、劉亞樓等同志參加會議。李德首先作檢查,承認自己在華期間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

  周恩來代表大家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錯誤,如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等戰術原則,對「福建事變」的處理和長征轉移的最初決策等。同時,他也表示自己當時執行了李德的方針決策,沒有能夠及時制止,對造成的錯誤同樣負有責任。

  毛澤民發言中指出,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長征後,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全部丟失,黨在白區的地下組織也全部遭到破壞,紅軍長征開始的30萬人最後損失90%,全國黨員30萬人也損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緊張,臉發白,身子冒虛汗。

  在徵求過周恩來、任弼時等在場的中共領導人意見,並請示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後,共產國際監委會作出對李德的處理決定:

  有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於不瞭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於李德的意見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採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予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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