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事領袖到政治領袖,吳佩孚怎樣實現了華麗轉身
南北戰爭(護法戰爭)期間,因吳佩孚在衡陽擅自停兵主和,並以「學生」的名義與段祺瑞公開辯論,直皖兩派矛盾隨之公開化。再往後,因上海的南北和會吵吵嚷嚷,無果而終,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級。
山東問題的發生,皖系遭到責任追究,這無疑為直系提供了一個亂中崛起的時機。這是一個群雄爭霸的年代,一個派系能否脫穎而出,佔據政治與輿論的制高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袖人物的目光與膽識。
馮國璋系統的直系,其實體主要由三者構成: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因三地均處長江沿線,故稱「長江三督」。
1918年10月,馮國璋卸下代總統之職,告老還鄉,李純成為長江三督之首。
白堅武時在李純帳下做門客,5月25日,白堅武在上海徐家匯順直同鄉會館發表演說,稱山東問題「非僅青島去留,實為國家存亡問題」。
呼籲抵制日貨,最後,豪氣十足地宣稱:「吾直軍人居全國軍人過半以上……中國若亡國,除非直隸人盡死之……」白氏此言,等於把直系擺到了救國圖存的核心地位。不久,上海的三罷發生之後,白堅武立即「電告李督,並修函勸其應時而起」。
白堅武作為李純的門客,其對直系所說的那些豪言壯語,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於李純,指望李純站出來,率領直系「應時而起」。不幸,白堅武投錯了門戶,選錯了主公,李純不過是一平庸之輩,並無應時而起的才識與膽略。6月8日,白堅武由上海趕回南京,與李純「晤談兩時,殊失望」。其後,李純府上又發生一件令白堅武更為失望的事,7月4日,「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許德珩、左學舜來寧,擬進謁督軍」。但結果是,李純「告以有病,約不能見」。將全國學聯代表的主動聯絡拒之門外。
自此,長江三督在政治上趨於沒落。
就直系而論,馮國璋系統之外,便是曹錕系統。徐樹錚對曹錕頗為輕視,曾私下議論曹:「人尚憨厚,惟頭腦無識。」不過,那位見多識廣、與多國領袖人物打過交道的顧維鈞,則這樣評價曹錕:「恢弘大度,襟懷開朗」,「我對曹錕作為一個領袖給予很高的評價」。曹錕到底是頭腦無識,還是恢弘大度,這裡不作深究,總之,曹氏帳下偏偏有這樣一位將領:資歷不深不淺,職位不高不低,但卻桀驁不馴,敢作敢為,且具有強烈的領袖慾,此人即陸軍第三師師長、前清秀才吳佩孚。6月9日,吳佩孚於同日發出兩份電報。
吳電之一,致電總統徐世昌。徐世昌曾於5月25日下達一道強硬命令,要求對不服勸阻、繼續遊行演說的青年學生,「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隨後,各地依據此項命令,對學生運動實施壓制。針對這道命令,吳佩孚致電徐世昌表示:「此次外交失敗,學生開會力爭,全國一致,不約而同。民心民氣,概同想見。我政府當軸諸公,對於我大總統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不注重剴切曉諭,而趨重逮捕,竊恐操之過急。」此言等於公開指名批評徐世昌的這道命令。一個師長批評總統,此種「犯上」之舉,在那個年代的現役軍人中並不多見。與康有為相同,吳佩孚也是把五四學運與古人聯繫起來,表示:「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學生乎。古之以學生言時事者,漢則有劉陶,宋則有陳東,載在史冊,後世傳為美談。」這裡,漢之劉陶,宋之陳東,成為五四學運合法合理的歷史依據。言必稱典,是中國士大夫傳統的論政方式之一,也反映了吳佩孚在思想意識上的積習。
接下來,吳佩孚為五四學運大唱讚歌,電稱:「當此外交失敗之秋,顧忌者懾於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銅駝荊棘,坐視淪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於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仆後繼,以草擊鐘,以卵投石……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吳氏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遭豪強壓迫,因此對於弱勢群體的青年學生「以草擊鍾」之舉,多多少少懷有本能的同情。
最後,吳佩孚告誡:「如必以直言者為罪,講演者被逮捕,則是揚湯止沸,勢必全國騷然……大獄之興,定招大亂,其禍當不止於罷學、罷市已也。師長等素性憨直,罔知忌諱,憂之深有不覺言之切者。仰懇大總統以國本為念,以民心為懷,一面釋放學生,以培養士氣;一面促開國民大會,宣示外交得失緣由;共維時艱,俾全國一致力爭,收回青島」。
通觀吳電,的確體現了其人「罔知忌諱」的一面。
吳電之二,致電總理錢能訓。
吳佩孚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日本可能對華施以威脅,「萬懇我總理堅決鎮定,勿受其欺。蓋以我國陸軍雖不盡精良,然分別簡選,對日尚能敷用。即以駐湘雙方軍隊論之,官兵屢經戰事,實驗頗深,以之敵日,縱不敢雲券操必勝,亦絕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敗,此差堪自信者」。此言等於倡議,停止南北內戰,將雙方軍隊一致用於對日衛國之戰。僅就輿論效果而言,此類倡議無疑是頗為迎合民心的。
關於對德和約,吳氏認為,日本也存在許多內外矛盾,因此政府應電令中國代表,「趁日本內外不能兼顧之時機,對於山東問題據理力爭,以達交還目的。倘中日交涉至萬不得已而訴諸武力,兩相比較,勝敗未知誰屬也。師長忝列戎行,對於國家有捍衛之責,屆時敢請聯合湘、桂、粵、滇、黔各軍,力加整頓,備效前驅。」
對德和約簽字與否,說到底,就是敢不敢與日本抗衡。對此,段祺端在 5 月 24 日的敬電中表示:「以英日現在之國力,我欲一筆抹煞得乎?」5月 25 日,倪嗣沖通電支持簽字,電稱:「自青島問題發生,嗣沖以邦交重要,嘗與僚屬切實研究。竊以國力誠強,則直接交還未始不可辦到,惟回顧我國,本以積弱相沿……對外之力既屬薄弱異常,而壇坫折衝,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段、倪兩電,等於在日本面前自己認輸。此種言論究其根源,無不出自甲午、庚子之敗。《公言報》就在其社評中提出這個問題,認為:「甲午一役,李文忠初主和議……然而清議一流力持戰局,遂至賠款割地……然而主戰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漢奸之目。」等等。
的確,甲午、庚子之敗,是每一個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心結,但是,其中的經驗教訓究應如何記取,認識並不統一。總之,與段、倪以及《公言報》相反,吳佩孚偏偏聲稱「絕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敗」,「勝敗未知誰屬」,等等。吳氏之言是否「清議一流」,姑且不論,但肯定可以博取「高名」。
吳佩孚於6月9日發出的兩個電報,一份致總統,一份致總理,以一個師長的身份,與總統、總理討論時政,指點國策,僅此做派,至少是自視甚高的表現。
數日之後,徐世昌以總統一職作賭注,通過辭職換來各方挽留,同時換來各方對於簽署德約的支持。一時間,「兩害取輕」「全約簽字」的呼聲逆勢上揚,一些曾經反對簽字的,又轉而贊成簽約,例如陳光遠。還有如張作霖,事不關己,置之不理,既不贊成,也未反對。從整個軍政上層來看,基本狀況就是追隨、動搖、旁觀。也就在此時,吳佩孚發出數道措詞激烈的通電,從而在衡陽這樣一個偏遠之地,樹起反對簽約的大旗。
6月15日,吳佩孚草擬了一份通電稿,以公開發表的方式,徵求西南各方意見,建議南北將領聯合署名,共同反對簽署德約,此即轟動一時的刪電。
首先,吳電聲明軍人的衛國之責,內稱:「頃接京電,驚悉青島問題有主持簽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難承認。蓋青島得失,為吾國存亡關頭,如果簽字,直不啻作繭自縛,飲酖自殺也。況天下興亡,匹夫俱與有責,而失地亡國,尤屬軍人之辜。吾國數百萬軍人,厚糜餉糈,竟坐視強迫執行(指山東條款,引者注),不能作外交之後盾以喪失領土,是軍人無以對國家,而政府亦無以對人民也。」
然後,吳電以質問的方式,轉而向各國列強提出一個尖銳問題:「此次歐洲戰爭,聯合國家(協約國,引者注)以公理戰勝強權,興滅國,繼絕世,非為強陵弱,大兼小也。即如波蘭、捷克斯羅瓦克,為已滅之國,尚可恢復,而我國固有之青島,竟不可收回……已亡者可以復興,而固有者不可復得。他國加入協約,皆獲利益,我國加入協約,反受損失,揆諸公理,豈得為平!」
興滅國、繼絕世,是周武王時代採取的一項收復人心的安邦之策。波蘭、捷克早已滅亡,歐戰之後再度復國。那麼,波蘭、捷克亡而復國,與中國的「興滅國、繼絕世」的安邦理念,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某種相通之處,這裡不作深究。總之,吳佩孚引用此典,一方面反映了他對於國際關係的認識,另一方面,此類典故又是中國人易於理解、易於接受的。尤其是這一句:「已亡者可以復興,而固有者不可復得。」對比強烈,簡單易懂,就宣傳而論,極易引起民眾的共鳴。
徐世昌等等之所以主張簽字,其中的一項主要考慮是,拒約將影響與西方列強的關係,並損失一些有利條件,此即所謂兩害取輕。對此,吳佩孚均不認同,認為:「如謂不簽字則失英、法、美諸國之感情,亦未聞有犧牲本國絕大之權利,而博友邦一時之歡心者。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此六國之所以亡也(指秦滅六國,引者注)。」「如謂兩害相權取其輕,目前之害較輕,而後禍無窮。喪失要塞、軍港、鐵路、礦產之大權,與損失區區不可必得之關稅、賠款,兩害相權,孰輕孰重,當有能辨之者。」
所謂兩害取輕,關鍵是如何認識兩害。吳氏所言,就是從當前與長遠的視角,提出對問題的認識,如此相權之下,兩害的輕重就發生變化了,
徐世昌等人的取輕之論,也就成為短視的一方。
最後,吳佩孚以極其犀利的言詞表示:「某等眷懷祖國,義憤填胸,痛禹甸之沉淪,憫華胄之奴隸。聖賢桑梓,染成異族腥膻,齊魯封疆,遍來淫娃木屐。雖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讎以敵愾。與其一日縱敵,不若鋌而走險;與其強制簽字,貽羞萬國,毋寧悉索敝賦,背城借一。軍人衛國,責無旁貸,共作後盾,願效前驅……惟懇我政府以民意為從違,以軍心為依據,堅持到底,萬勿簽字。」
因刪電還是徵求各方意見的草電,尚未經各方署名,故稱「某等」。
刪電高亢而激烈的言詞,產生了強烈的震撼。自各方封疆大吏紛紛發表挽徐通電而支持簽約以來,拒約的呼聲在軍政高層一度被嚴重壓制,「顧忌者懾於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刪電的發表,打破了軍政上層這一令人窒息的局面。
由於刪電言詞過於激烈,對日本的抨擊幾乎無以復加,引起北京的些許不安,代總理龔心湛立即致電吳佩孚,表示:「青島問題,中央毅力堅持,以期規復,已切電專使提出抗議,保留簽字,苦心維護,當為天下所共見……台端所擬通電,曉諭全國作政府之後援,言出至誠,深堪讚美,但關邦交之際,似稍未合,務請暫留後發,一俟歐會交涉全文達到,再為損益得中,通示全國,較屬得體。」〔2〕因吳電尚在徵求各方同意,並非正式發表,為此,龔心湛要求「務請暫留後發」,以免惹事生非。
可想而知,龔心湛的「暫留後發」的勸告,不可能被桀驁不馴的吳佩孚接受。刪電在徵得各方同意之後,稍作文字修改,由南北61位將領共同簽署,於7月1日聯名發表。署名者包括譚浩明、譚延闓、趙恆惕、馮玉祥等等。
吳電經過草電與正式通電兩次發表,引起公眾輿論熱烈反響,全國和平聯合會致電吳佩孚:「報載我公刪電,義正詞嚴,舉國欽佩,吾民疾痛慘呼,誓死以從公後……夫軍人無分南北,對外本為一致,其甘心喪國者,不過狃於目前權勢,不肯輕於犧牲。得公振臂一呼,速發通電,則民族自決之心,由此堅定,亦何患功之不成,敵之不摧也。」顯然,吳佩孚的個人聲望在急速上升。
必須指出,吳佩孚畢竟不處在中央執政地位,其對外言論是可以不負責任的。如果從執政當局的地位來講,「異族腥膻」「淫娃木屐」等等侮辱性言詞,是不宜採用的。
還是在這段時間,吳佩孚在衡陽高調會見了湖南學聯代表。據載:「湖南學生聯合會會長彭璜君,同上海全國學生會派來代表周君,日前往衡陽謁見吳師長。當蒙極力優待,並盛稱此次全國學生之舉動,謂彼必為學生保障,凡力所能為者,必盡力為之。」
湖南學聯由彭璜與毛澤東等共同發起,當年5月下旬成立。
如前所述,全國學聯代表許德珩等,曾前往南京要求會見李純,但被李純稱病拒之。在現役北洋高級將領當中,敢於「極力優待」學生代表者,本已極少;敢於「盛稱」五四學運者,則少之又少;而高調表態「必為學生保障」者,恐怕僅吳氏一人。
自此,吳佩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其個人身份的重要轉型,由一個軍事明星,變為政治明星,由一個高級將領,變為直系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