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先生的回憶錄《黃河青山》講述的一個細節引起我強烈的興趣：林彪當年如何用「人海戰術」與國民黨軍隊作戰。

「人海戰術」的背後

讀到書中有關林彪的「人海戰術」那一段時，我發覺事情並沒有太超出我的想像。黃當時作為鄭洞國將軍的副官前往東北參加接收工作，恰好趕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戰役結束。他寫道：「我們抵達前線時，剛好是戰役結束後沒幾天，看到鐵軌旁和田野裡散佈著無數的屍體。一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對我形容何謂『人海戰術』。他說：『他們會在前線擺出一千人，但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下一個連。你會想：這些人不傻，他們只是瘋了！但讓我問你：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的後面還有數百人在那裡。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鎗！』」至於為什麼這些士兵能如此效命，黃相信林彪使用了「殘忍」的手段，他為此引述了戰役結束後投奔到國民黨一邊來的林彪部隊的一個作戰參謀的說法：「林彪對自行撤退的將領處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槍決兩名連長。」

黃的這段描述，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並非親歷親見，而是「道聽途說」。這並不是說黃聽來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說當黃不再以一名國民黨軍官，而是以一名歷史學家的身份來寫這本書的時候，使用這種聽來的資料理應更加謹慎。因為，類似的說法，在國民黨人當中曾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準確。記得以前在台北國史館做韓戰問題的報告時，有聽眾提問：聽說中共作戰主要是用俘虜在前面打衝鋒，出兵朝鮮，也主要是擔心幾百萬國民黨軍的俘虜不可靠，因而要把他們派去朝鮮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戰勇敢，還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難免會有不同的回答。歷史學家必須深入考察表象背後的具體原因，而不能簡單地把士兵屍首橫陳歸結為林彪「殘忍」。畢竟，稍有軍事史研究經歷的人都會瞭解，在當年，槍決作戰中不聽命令、「自行撤退」的軍官的，並不只是一個林彪，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將領同樣如此。

關於「人海戰術」，其實在美國作者描寫當年中共軍隊在朝鮮與美軍作戰的書中也有寫過。經歷了與德國軍隊和日本軍隊的大規模戰爭，同時受過嚴格單兵作戰訓練的美軍官兵，注意到戰爭初期一些部隊的中共士兵不顧美軍優勢炮火的打擊，前仆後繼，一波一波地發起衝鋒，以致屍橫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軍隊這種戰法是「人海戰術」。但嚴格說來，這種「人海戰術」的戰法並不是中共軍隊作戰的一種範式或主觀意圖使然，它具有複雜得多的歷史背景。從根本上說，這其實是部隊裝備長期落後，影響到戰術落後的一種反映。中共從1927年建軍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農民武裝。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共部隊的主要作戰武器都是從各種不同渠道得來或繳獲的制式不一的長短步槍，自動火器數量很少，火炮幾乎沒有，甚至連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藥，都是殺傷力有限的土製黑色炸藥。這也是中共為什麼始終不打正規戰，堅持打遊擊戰的一個原因。

中共靠什麼提高部隊士氣

其實，當我們把當年國共內戰中中共軍隊的作戰能力當成一段歷史來研究時，與其籠統地談論林彪的戰術如何「殘忍」，不如換一個角度，深入探討一下林彪的軍官和士兵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聽從那些「殘忍」的命令，一上戰場就「瘋了」？黃仁宇先生在書中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說明抗戰結束後的國共內戰，但很遺憾，他並沒有討論兩黨軍隊之間的差別，以便說明中共為什麼只用了3年時間就在軍事上由弱變強，一舉打敗了國民黨。

國共兩黨的軍隊是存在相當差異的，而黃仁宇先生所¾歷的內戰期間最突出的差異，就是部隊的士氣和紀律。黃書中提到的張治中是蔣介石的親信部屬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團到北平與中共和談。他在談判期間曾給蔣介石去過一封長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作為長期帶兵打仗的將領，他在北平時發現，國共兩軍的士氣和紀律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曾談到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宮參觀，不留意間從正在行進的士兵行列中穿過，意外發現中共士兵不僅停下來讓他通過，還微笑示禮。他為此感慨萬千，稱：如果這是一隊國民黨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槍托，也免不了要被臭罵一頓。由此他明確告訴蔣介石，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無可挽回。

士兵士氣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19世紀歐洲人敲鼓排隊迎著飛來的槍彈進攻，未必都有軍官們拿著手槍在後面頂著。1900年義和團舉著大刀長矛，赤膊上陣，與八國聯軍的洋槍隊開戰，也沒有人在後面施加「殘忍不合理」的「嚴苛紀律」。中共軍隊從1927年一路打下來，有過許多挫敗。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氣越高，這顯然不是軍官的威脅或不合理的嚴苛紀律所能解釋的。

中共靠什麼來提高部隊的士氣？這裡不能展開討論，但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中心收藏有一套相當寶貴的文獻資料，它們是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繳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26、27軍等部隊作戰中遺失的大量檔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記。這些文獻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變得服從和效忠的一些證據。

根據繳獲資料中幾個連隊的「政治質量統計表」可知，志願軍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貧苦農民，黨團員就佔了近1/3，雖然國民黨俘虜兵也佔到1/3左右，但多數士兵的思想已發生轉變。因此，在朝鮮戰爭最艱苦的一段時間裡，部隊雖有逃亡或臨陣脫逃者，但一般僅為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強。

一個15歲就參加國民黨軍的士兵這樣說明自己的轉變：「在國民黨中時，說解放軍要殺人，心裡有些怕，但是一解放過來，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對我很好，又發衣服，發兩雙鞋，比老同（志）還多些，我就感覺優待俘虜就是不錯……在進軍西南中，聽指導員上課講，我們是窮人的隊伍，我自想，我家是窮人，以後要分地，我們就是革的地主老財的命，對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葉生明入團志願書》，見韓國翰林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編文獻資料，第2卷）

另一個俘虜兵的轉變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後，不瞭解共產黨，想開小差，恐怕開不脫，後來在壁山¾過階級教育後，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為自己打仗，為人民打仗。在重慶五十廠，看到有人開小差，自己也有動搖，看到又抓回來，自己也就不想開了。但對上級講的國家勝利的形勢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優待軍屬，人民政府照顧窮人的情形，我們直接幫助了農人翻身，更把我的階級覺悟提高了。」（《許泗才入團志願書》，見韓國翰林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編文獻資料，第2卷）

綜合這套資料中的相關材料，不難看出中共確實善於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來大致表現為四個方面的引導和影響：一是當時在解放軍裡待遇較好，官兵比較平等，鮮有打人罵人現象；二是政工人員，包括老戰士，如班長等，大都隨時做勸導工作，並現身說法；三是部隊裡動輒訴苦、階級教育、全班學習討論，有很強的政治氛圍；四是親眼見到和從家信中瞭解到部隊、政府確實幫助窮人，分田分地，照顧軍屬。在這方面，資料中公佈的美軍繳獲的20封來自國內親屬的信件，幾乎都在講共產黨如何照顧窮人，鼓勵兒子、丈夫或兄弟為國立功，尤能說明問題。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大批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容易產生從眾心理，因而追求進步，表現勇敢，這是很自然的事。曾讀到錢文忠先生談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個很傳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識分子都會發生這樣的思想變化，農民出身的士兵們會變得服從和效忠，又何足為奇呢？

黃仁宇先生其實也注意到中共善於影響和整合農民的這種能力了。他在書中多次提到：抗戰期間，中共把自己轉變成一個農民政黨，努力制定適應自然¾濟要求的各項政策，從而使自己成功壯大；國共內戰期間，「整個鄉間完全被動員整合」，「共產黨已經找到使用無盡人力和鄉間資源的模式，據以打造新的戰爭機器」。它甚至能夠使農民全力為中共軍隊提供食物、住處、運輸、急救等等後勤服務，並協助設置路障、捕捉國民黨軍隊逃散官兵。

也許讀者讀到這裡，會認為我是在批評黃仁宇先生，其實我的目的並非如此。我所要強調的是，人是感情的動物，人的思想、觀念甚至思維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會、教育以及人生¾歷等各種特定環境的影響。因此，無論我們如何提倡，也沒有人能夠完全離開既有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標準來看歷史。主張「大歷史」觀如黃仁宇先生尚且不能完全「脫俗」，何況那些無此意識之人呢？

如果真的能夠像黃仁宇先生所主張的那樣，把一二百年以來的中國視為一個單位，多問些「為何以這種方式出現」，而不是充滿激憤地質問「為何不依照我認為合理的方式出現」，我們對歷史的認識至少能夠少一點偏激與片面，更接近些真實與客觀。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佩服黃仁宇先生。事實上，曾經身為國民黨的軍官，又經歷過國共內戰，目睹並親身體驗了被共產黨趕出大陸的恥辱經過，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權利像其他許多被迫離開大陸的學者一樣，利用自己的文字來表達內心強烈的情感與傾向。但是，讀過這本書之後，不難發現，除了個別具體事例以外，他在討論國共兩黨的歷史恩怨及其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的時候，表現出的卻是一種高度理解的態度。他不僅極力為蔣介石和國民黨辯誣，而且明確地肯定毛澤東的成就，並對共產黨中國抱以期望。在他看來，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勝利都存在著相當的歷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大歷史」觀，他沒有糾纏於自己的歷史情結，而是深入地去探討發生這一切的深層次歷史原因，和它們對歷史進步的推動作用。他列舉的國民黨失敗的那些內在的社會歷史原因，無疑是過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夠的問題。同樣，他提到共產黨成功的原因，雖然尚需深入和具體，但也明顯比過去的說法更能引發人們進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