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總理」遠貪慾

　　段祺瑞在清末民初中國撲朔迷離的政治舞台上曾經顯赫一時。他出身行伍世家，飽嘗世間冷暖;身懷救國之志，卻無法施展強國才華;受新式軍事教育和有留學歐洲的經歷，但思想和行為方式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很深;他曾是繼袁世凱之後控制中央政權的軍閥首領，卻在生活方式上保持著相對的清廉。

　　段祺瑞「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人稱「六不總理」，他信佛吃素，為人嚴肅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樸素，清廉如水，無積蓄房產，一生中除了收過馮玉祥的幾塊南瓜再也沒有收過禮。

　　逢年過節時，按照習俗，給段祺瑞送禮的人更是絡繹不絕，但段祺瑞只是在每人的禮品中挑一樣最不值錢的留下，其餘的一概退回。有一次江蘇督軍齊燮元送他一扇鑲嵌著各種寶石的圍屏，他的家人喜歡得睡不著覺，好幾個人不約而同地半夜爬起來摩挲。可他只輕輕一揮手，就叫人把東西抬出去了。只有馮玉祥送過他一個大南瓜他全都收下了，因為實在沒有辦法把南瓜再切一半還給馮玉祥。張作霖給段祺瑞送來一些東北特產，並不是多麼值錢的東西，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後在張作霖副官一再懇求下，才收下兩條江魚。

　　段祺瑞從年輕到年老，穿衣服就沒逃過邋裡邋遢的樣子。他在家裡總是一件長衫，頭上一頂瓜皮帽，任誰見了他，也想不到他會是個國務總理。他出門的時候，當然也會穿軍裝、禮服，不過不管多麼考究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都顯得隨隨便便，有時候西服領帶都會歪到一邊去，他也渾然不覺。

　　段祺瑞從來沒有做過生意。他家裡日常用品都是從鋪子裡一針一線買來的，和他家來往最多的是北京前門外大柵欄瑞蚨祥。當時的那些人誰不想巴結這位實權派的國務總理大人?可他卻沒有在任何一家銀行投過一文錢的資本。堂堂的總理之家，居然常常會像平民小戶一樣，有經濟周轉不靈的時候。 實在挺不下去了，段祺瑞也會寫張白條，到附近的哪家銀行去借上個千八百元的，這一筆筆的賬段祺瑞記得十分清楚，等到他有了錢去還款時，哪家銀行都知道段祺瑞的「好記性」。

　　段祺瑞一生清廉，沒有購置過一處房產和地產，甚至連合肥老家也沒有一處住房，在北京住的房子是袁世凱贈送的。段祺瑞在台上當政時還有地方借錢，等到他下野隱居天津後，他家的經濟狀況就徹底窘迫下來。他已經住不起「公館」，而只能住「私宅」了，到天津之初，住的是他的部下魏宗翰的公館，後來搬出日租界，租住在英租界47號一套房租較低的住宅中。

　　段祺瑞在位時，儘管經常要接濟老家的親戚等客人，但政府的撥給還是可以滿足這些開支的。由於沒有財產與積蓄，段祺瑞下野後，生活一下子便沒了著落，所幸他的部下、學生眾多，這時候不得不依靠他們的接濟。段祺瑞開始親自過問日常開支，親自審查日常詳細賬目，想辦法盡量節約開支。他的一日三餐多以米粥、饅頭、素菜為主，四季衣著均為布制。他家的僕人也已減到了最低數，由於人手不足，他和夫人姨太太們經常要親自做些簡單的家務，多虧魏宗瀚邀約一些當年的老兵，自願輪流前來站崗放哨並幫助料理些宅內雜務，宅中才不至於到黃葉滿階無人掃的地步。

　　「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這就是段祺瑞，人稱「六不總理」。他除了躲在書房裡下棋、打牌，沒有別的任何嗜好。面對燈紅酒綠，金黃銀白，他雖為世間俗人但也從未動心。段祺瑞可能是天性寡慾，再加上後天修煉成的自制力，才能在那樣的亂世裡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即使段在最後的日子裡，仍然保持了做人的尊嚴。位高權重，家卻清貧，這樣的生活習慣是值得讚頌的。

　　酷愛棋牌信佛教

　　說起段祺瑞，作為民國年間的大人物，也是一個傳奇人物，為人一向古板嚴肅，不苟言笑，給人的印象是不太好打交道。他一生不蓄私財，不徇私情，不擁兵自重，這在軍閥中，無論如何也算是難能可貴的。段祺瑞的平時生活很有規律，一年到頭基本沒有什麼變化。一般情況下，他都是在家吃早飯，隨後上書房看公事;辦完公事後去衙門，中午再回來吃飯。如果說他有什麼獨特愛好，那就要算下圍棋了。

　　吃過中飯後，段祺瑞一般會在內客廳睡會兒午覺，然後有客的時候會客，無客的時候就與棋手們下下圍棋。晚飯之後，段祺瑞照例要打一會麻將或下幾盤圍棋。

　　很多人知道段祺瑞是國務總理，人稱「段合肥」，但不知道他非常喜歡下圍棋，可以說一生酷愛圍棋，他曾資助和支持一大批圍棋選手，包括後來加入日本籍的國手吳清源，段因此被稱作「中國圍棋的大後台」。在他周圍的一大批棋手，經常陪段下棋，高興的時候，段還會給他們一點小錢以自樂。據說，那些棋手和段祺瑞下棋時，心裡都十分清楚，既不能贏段祺瑞，因為段的自尊心很強，贏了他會很不高興;但也不能多輸，因為多輸的話，會讓段祺瑞看不起。

　　段祺瑞自1926年被馮玉祥將軍趕下台後，隱居天津，不久就成了虔誠的佛教徒。他日常除喜歡誦經外，就是搓麻將、下圍棋。

　　段祺瑞1933年離開天津來到上海，定居在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海新村附近。一起與他來到上海的除身邊服侍人員、侄子段宏綱外，還有北方圍棋名手劉棣懷、顧水如。到上海後，段祺瑞牽頭辦起了「上海弈社」，聚攏了一大批上海圍棋名手。後來與張靜江等一批棋手匯合，南北交流，促使圍棋活動日益興盛，上海成為全國圍棋名手彙集的中心。

　　段祺瑞與吳夫人所生長子段宏業，雖然從小寄養在親戚家，十幾歲才回到段祺瑞身邊，沒有機會受到良好教育，但與段祺瑞一樣，十分喜愛圍棋，是當時圍棋界裡響噹噹的人物。正因為如此，段祺瑞對段宏業十分喜愛，督責甚嚴。但並沒有為他的前途鋪平道路，而是教育他從最低層做起，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向高處攀登，尤其注意在圍棋對弈中教育兒子。

　　有一天，他命人擺好圍棋盤，父子倆對弈，結果做兒子的輸了。段祺瑞見狀老羞成怒，大罵道：「下棋是彫蟲小技，你連這方面也不行，真是沒用!」

　　第二天，父子倆又持黑白子廝殺起來，這次段宏業贏了，但段祺瑞還是怒不可遏，大罵兒子既無大志也無大才，只能在這些消遣功夫上表現。

　　段祺瑞年近七旬時，還帶病和日本著名棋手吳清源對弈，並且偶爾還能勝了吳清源。吳清源做段府的棋手時年紀還小，也最受段祺瑞的喜愛。他在和段下棋的時候到是毫不客氣，倆人經常能下個旗鼓相當，但隨著吳清源水平的不斷提高，段祺瑞和他對弈往往輸多贏少，後來也就不再和他下了。吳清源後來入了日本籍，成為日本圍棋界的一流高手。除了吳清源之外，段還資助過一位棋手東渡日本深造，回國後成為一名傑出的棋手。

　　反袁稱帝主共和

　　段祺瑞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譽，即致電逼迫清帝退位、討伐張勳復辟、抵制袁世凱稱帝。「三造共和」是段祺瑞的政治資本，是他抬高自己打擊別人的法寶，故他常以此自詡。在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聲浪中，人們對孫中山、蔡鍔反袁的態度容易接受，而對段祺瑞的選擇往往不大容易理解，因為段祺瑞是袁世凱的鐵桿兄弟，袁世凱將自己的義女嫁給段祺瑞，兩人關係自不必說。

　　段祺瑞和袁世凱的關係可謂源遠流長。段祺瑞自1896年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時起，開始追隨袁世凱，兩人的關係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袁世凱初到天津小站主持練兵，一天他發現少了一個人，那就是段祺瑞，他連忙問道：「段祺瑞呢?段祺瑞怎麼沒來?」一旁的唐紹儀告訴他，段正好回家完婚去了，但已經發電報催他盡快來報到。袁世凱聞知段祺瑞結婚後返回天津，禮賢下士，親自前往車站迎接。幾天後，段祺瑞在天津一家飯店舉行婚宴，招待小站的各位將領和同僚，袁世凱又同蔭昌出席祝賀，給了段祺瑞很大的面子。袁世凱還把宴會的所有花銷都記在自己的名下，令段祺瑞感恩不盡。民國初年，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續絃夫人張佩蘅是袁世凱的義女，所以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澤關係外，無形中又成了親戚。

　　在北洋系統中，袁世凱倚重的兩員大將是段祺瑞和馮國璋，較之馮國璋，袁世凱對段祺瑞更是高眼相看，恩寵有加。

　　段祺瑞1933年離開天津來到上海，定居在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海新村附近。一起與他來到上海的除身邊服侍人員、侄子段宏綱外，還有北方圍棋名手劉棣懷、顧水如。到上海後，段祺瑞牽頭辦起了「上海弈社」，聚攏了一大批上海圍棋名手。後來與張靜江等一批棋手匯合，南北交流，促使圍棋活動日益興盛，上海成為全國圍棋名手彙集的中心。

　　段祺瑞與吳夫人所生長子段宏業，雖然從小寄養在親戚家，十幾歲才回到段祺瑞身邊，沒有機會受到良好教育，但與段祺瑞一樣，十分喜愛圍棋，是當時圍棋界裡響噹噹的人物。正因為如此，段祺瑞對段宏業十分喜愛，督責甚嚴。但並沒有為他的前途鋪平道路，而是教育他從最低層做起，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向高處攀登，尤其注意在圍棋對弈中教育兒子。

　　有一天，他命人擺好圍棋盤，父子倆對弈，結果做兒子的輸了。段祺瑞見狀老羞成怒，大罵道：「下棋是彫蟲小技，你連這方面也不行，真是沒用!」

　　第二天，父子倆又持黑白子廝殺起來，這次段宏業贏了，但段祺瑞還是怒不可遏，大罵兒子既無大志也無大才，只能在這些消遣功夫上表現。

　　段祺瑞年近七旬時，還帶病和日本著名棋手吳清源對弈，並且偶爾還能勝了吳清源。吳清源做段府的棋手時年紀還小，也最受段祺瑞的喜愛。他在和段下棋的時候到是毫不客氣，倆人經常能下個旗鼓相當，但隨著吳清源水平的不斷提高，段祺瑞和他對弈往往輸多贏少，後來也就不再和他下了。吳清源後來入了日本籍，成為日本圍棋界的一流高手。除了吳清源之外，段還資助過一位棋手東渡日本深造，回國後成為一名傑出的棋手。

　　反袁稱帝主共和

　　段祺瑞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譽，即致電逼迫清帝退位、討伐張勳復辟、抵制袁世凱稱帝。「三造共和」是段祺瑞的政治資本，是他抬高自己打擊別人的法寶，故他常以此自詡。在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聲浪中，人們對孫中山、蔡鍔反袁的態度容易接受，而對段祺瑞的選擇往往不大容易理解，因為段祺瑞是袁世凱的鐵桿兄弟，袁世凱將自己的義女嫁給段祺瑞，兩人關係自不必說。

　　段祺瑞和袁世凱的關係可謂源遠流長。段祺瑞自1896年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時起，開始追隨袁世凱，兩人的關係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袁世凱初到天津小站主持練兵，一天他發現少了一個人，那就是段祺瑞，他連忙問道：「段祺瑞呢?段祺瑞怎麼沒來?」一旁的唐紹儀告訴他，段正好回家完婚去了，但已經發電報催他盡快來報到。袁世凱聞知段祺瑞結婚後返回天津，禮賢下士，親自前往車站迎接。幾天後，段祺瑞在天津一家飯店舉行婚宴，招待小站的各位將領和同僚，袁世凱又同蔭昌出席祝賀，給了段祺瑞很大的面子。袁世凱還把宴會的所有花銷都記在自己的名下，令段祺瑞感恩不盡。民國初年，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續絃夫人張佩蘅是袁世凱的義女，所以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澤關係外，無形中又成了親戚。

　　在北洋系統中，袁世凱倚重的兩員大將是段祺瑞和馮國璋，較之馮國璋，袁世凱對段祺瑞更是高眼相看，恩寵有加。

　　段祺瑞性格堅定，蠻橫粗暴，令人生畏，因此被叫做「虎」，袁世凱也正是欣賞他的這種虎膽、虎勁和虎威。

　　段祺瑞在小站練兵時就編著《編練章制》、《戰法操典》等，成為袁世凱的主要智囊人物，他辦事一向我行我素，即便與袁世凱等人商討軍事時，如意見不獲採納，也常露出不悅之色，有時還顯得自命不凡。段祺瑞還先後擔任過北洋新軍第3、第4、第6鎮統制等要職。在促成袁世凱再度出山，對清室逼宮，促成南北議和，鎮壓「二次革命」等重大事件中，段祺瑞謀劃方略，調兵遣將，不遺餘力，為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和掃蕩國民黨勢力立下了汗馬功勞。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王士珍功成隱退，馮國璋外調南京，段祺瑞任陸軍總長，實際主持北洋軍務。在北洋軍閥集團中，許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祺瑞培養起來的，後來形成了某種「只知段總長，不知袁總統」的局面，這也漸漸引起袁世凱的懷疑和擔憂。

　　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動日益公開，作為一名有十足影響力的軍閥，段祺瑞卻堅決反對稱帝，並堅辭陳情「此事危及國家安危和原價身家性命，萬不可做，萬不可做」。段祺瑞反袁稱帝的態度堅決，但基於當年的知遇之恩，在開始時依然苦口相勸：「總統，祺瑞自小站跟隨總統，鞍前馬後將近20年，總統知遇之恩，祺瑞沒齒難忘。如今，國勢危殆，倘有變動，後果不堪設想。祺瑞無知，赤誠可鑒，望大總統三思。」

　　走火入魔的袁世凱一心想要當皇帝，對段祺瑞的勸阻根本聽不進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與虔誠表現被袁世凱認為是背叛。於是，在1915年5月31日段祺瑞稱病請假，袁世凱正愁沒有借口趕他，他一請假，老袁趕忙答應，同意段祺瑞去西山養病。

　　在袁世凱稱帝的鬧劇中，段祺瑞進行了消極抵制，沒有參加在中南海居仁堂舉行的百官朝賀。只是在公館裡對自己的親信徐樹錚慨歎「項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場從未動搖，這一點對於倍受袁提拔，受袁照顧的段祺瑞尤為難得。後來，段祺瑞曾兩次要求晉見袁，皆被袁世凱拒絕，直至最後被袁奪回兵權。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真正忠誠的人，卻常常忠而見疑;而把他往絕路上引的，卻總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對袁世凱稱帝，恰恰是段對袁世凱忠誠和負責的表現。可惜袁世凱不但不領情，反倒想算計他，真是讓人歎氣又可笑。

　　民族氣節愛國情

　　在大多數人心目中，北洋軍閥都是一些只會吹鬍子瞪眼，面目可憎、禍國殃民的傢伙。這種看法的形成當然是與諸多小說、電影的文學描寫有關，然而，事實上並不完全是這樣。「北洋之虎」皖系軍閥段祺瑞曾六次主政，先後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湖廣總督等職位，經歷過府院之爭、張勳復辟、直皖戰爭、直奉戰爭、「三·一八」慘案等那個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大動盪的時代，是中國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民國初期政壇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人物，具有立體化的人格特點，其性格也具有多面性和複雜性。

　　在反對帝制方面，段祺瑞可謂旗幟鮮明。在對待「三·一八」慘案的態度上，段祺瑞也表現出了那個時期的政治家身上少有的人性與人道，這是政治家身上最寶貴的。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段祺瑞被推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執政，1926年發生了了政府縱任軍警屠殺愛國請願學生的「三·一八」慘案，當學生遊行隊伍到北京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和國務院門前請願時，執政府衛隊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向請願隊伍實彈射擊，頓時血肉橫飛，造成47人死亡，100餘人受傷。段祺瑞因此被定格在屠殺民眾的封建軍閥形象上。

　　所有關史料披露，在袁世凱死後的一段時期，基本上勉強維持了統一的局面，局勢相對和緩。「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隨即趕到現場，向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作出嚴厲處罰兇手的指示，並決定終身食素以示懺悔，至死都沒有違背這一決定。1934年春天，段祺瑞胃潰瘍發作，引起胃部出血，被送到醫院治療。由於段祺瑞身體虛弱，醫生家人紛紛勸他開葷，以加強營養，段祺瑞斷然拒絕：「人可死，葷絕不能開!」作為當時的一名政治人物，能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

　　在對待「二十一條」和日本人的態度上，段祺瑞也展示出一個愛國軍人氣度。1915年日本以贊助復辟帝制為誘餌想袁提出賣國「二十一條」，袁周圍許多要員主張對日妥協。但在2月1日，段以陸軍總長身份領銜19個省將軍致電北洋政府，表示反對。「謂有圖破壞中國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國雖弱然國民將群體殉國。」並在5月8日獨特異議，主張動員軍隊以強硬態度對待日本。雖被袁拒絕，但段祺瑞作為一名軍人的浩然氣節展現得淋漓盡致。

　　段在下野之後，即使在生活困難之時也未動搖其對日本的態度。

　　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壇後，曾長期寓居天津租界。此時，段祺瑞成了日本人拉攏的對象。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數次到天津，秘密會晤段祺瑞，請段出面組織華北政府，日本願以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的嚴辭拒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本企圖在佔領我東三省之後繼而控制整個華北地區，為了謀劃組織華北傀儡政權，日本人在京津兩地物色代理人，最後將目標鎖定在段祺瑞身上。以日本人的眼光，段祺瑞是當年的親日派領袖，與日本政府有種特殊關係，雖退隱後無權無勢，但若能在傀儡政權中掛名，其影響不可小覷。

　　段祺瑞認定，自己一旦出來做漢奸，便會落得千古罵名，遺臭萬年，但他又不敢斷然拒絕日本人的要求，怕遭不測之禍。無奈之下，年近古稀的段祺瑞拖著衰病之軀，以「腿疾多病」、「女兒在上海讀書」為借口，1933年1月千里迢迢來到上海，開始了人生最後3年的歲月。

　　段祺瑞看清了日本人的真實嘴臉，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抗日態度。來到上海之後，他接受《申報》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暴橫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準備，合力應付，則雖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愛國朝野一致，救國惟有自救耳。」

　　雖然段祺瑞來到上海，也未能躲得了清淨，受日本人指使一直想拉段祺瑞投靠日本的王揖唐，就一刻也沒有閒著。王揖唐曾是段祺瑞的舊部屬，死心塌地為日本人效力賣命，極力拉攏段祺瑞重返天津，並鬧出了一場沸沸揚揚的密電風波。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王揖唐為了拉攏段祺瑞，給段發了一封稀奇古怪的電報：「玉裁詩集，已預約五部，余詩接洽，再待奉告。王賡。」

　　在外人看來，這封莫名其妙的電報似出版商之間的購書合約，而段祺瑞卻心知肚明。電文開頭的「玉裁」，原指清代文字學家段玉裁，但此處則隱喻段祺瑞，「五部」乃指中國的「華北五省自治」，電報署名「王賡」即王揖唐。王揖唐，字慎吾，初名志洋，再名什公，後又改名為賡，字一堂，號揖唐，別號逸塘。王揖唐因善於鑽營和投靠日本人而被稱為「華北第一奸」， 抗戰至此勝利結束。稍後，國民政府公佈了懲治漢奸條例，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整肅漢奸。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給時任軍統局局長戴笠發了一份絕密電報，命其立即逮捕華北高級漢奸，戴笠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王揖唐。

　　在反對帝制方面，段祺瑞可謂旗幟鮮明。在對待「三·一八」慘案的態度上，段祺瑞也表現出了那個時期的政治家身上少有的人性與人道，這是政治家身上最寶貴的。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段祺瑞被推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執政，1926年發生了了政府縱任軍警屠殺愛國請願學生的「三·一八」慘案，當學生遊行隊伍到北京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和國務院門前請願時，執政府衛隊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向請願隊伍實彈射擊，頓時血肉橫飛，造成47人死亡，100餘人受傷。段祺瑞因此被定格在屠殺民眾的封建軍閥形象上。

　　所有關史料披露，在袁世凱死後的一段時期，基本上勉強維持了統一的局面，局勢相對和緩。「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隨即趕到現場，向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作出嚴厲處罰兇手的指示，並決定終身食素以示懺悔，至死都沒有違背這一決定。1934年春天，段祺瑞胃潰瘍發作，引起胃部出血，被送到醫院治療。由於段祺瑞身體虛弱，醫生家人紛紛勸他開葷，以加強營養，段祺瑞斷然拒絕：「人可死，葷絕不能開!」作為當時的一名政治人物，能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

　　在對待「二十一條」和日本人的態度上，段祺瑞也展示出一個愛國軍人氣度。1915年日本以贊助復辟帝制為誘餌想袁提出賣國「二十一條」，袁周圍許多要員主張對日妥協。但在2月1日，段以陸軍總長身份領銜19個省將軍致電北洋政府，表示反對。「謂有圖破壞中國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國雖弱然國民將群體殉國。」並在5月8日獨特異議，主張動員軍隊以強硬態度對待日本。雖被袁拒絕，但段祺瑞作為一名軍人的浩然氣節展現得淋漓盡致。

　　段在下野之後，即使在生活困難之時也未動搖其對日本的態度。

　　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壇後，曾長期寓居天津租界。此時，段祺瑞成了日本人拉攏的對象。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數次到天津，秘密會晤段祺瑞，請段出面組織華北政府，日本願以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的嚴辭拒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本企圖在佔領我東三省之後繼而控制整個華北地區，為了謀劃組織華北傀儡政權，日本人在京津兩地物色代理人，最後將目標鎖定在段祺瑞身上。以日本人的眼光，段祺瑞是當年的親日派領袖，與日本政府有種特殊關係，雖退隱後無權無勢，但若能在傀儡政權中掛名，其影響不可小覷。

　　段祺瑞認定，自己一旦出來做漢奸，便會落得千古罵名，遺臭萬年，但他又不敢斷然拒絕日本人的要求，怕遭不測之禍。無奈之下，年近古稀的段祺瑞拖著衰病之軀，以「腿疾多病」、「女兒在上海讀書」為借口，1933年1月千里迢迢來到上海，開始了人生最後3年的歲月。

　　段祺瑞看清了日本人的真實嘴臉，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抗日態度。來到上海之後，他接受《申報》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暴橫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準備，合力應付，則雖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愛國朝野一致，救國惟有自救耳。」

　　雖然段祺瑞來到上海，也未能躲得了清淨，受日本人指使一直想拉段祺瑞投靠日本的王揖唐，就一刻也沒有閒著。王揖唐曾是段祺瑞的舊部屬，死心塌地為日本人效力賣命，極力拉攏段祺瑞重返天津，並鬧出了一場沸沸揚揚的密電風波。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王揖唐為了拉攏段祺瑞，給段發了一封稀奇古怪的電報：「玉裁詩集，已預約五部，余詩接洽，再待奉告。王賡。」

　　在外人看來，這封莫名其妙的電報似出版商之間的購書合約，而段祺瑞卻心知肚明。電文開頭的「玉裁」，原指清代文字學家段玉裁，但此處則隱喻段祺瑞，「五部」乃指中國的「華北五省自治」，電報署名「王賡」即王揖唐。王揖唐，字慎吾，初名志洋，再名什公，後又改名為賡，字一堂，號揖唐，別號逸塘。王揖唐因善於鑽營和投靠日本人而被稱為「華北第一奸」， 抗戰至此勝利結束。稍後，國民政府公佈了懲治漢奸條例，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整肅漢奸。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給時任軍統局局長戴笠發了一份絕密電報，命其立即逮捕華北高級漢奸，戴笠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王揖唐。

　　看完了王揖唐的密電，已經鐵了心與日本人決裂的段祺瑞，當機立斷復電一封：「專電轉陳。玉公謂：股東決不同，不約其他方面，切勿接洽。即已預約者，請作罷。」

　　王揖唐和段祺瑞來往的密語電報，竟被上海的媒體記者所獲悉，準備通過媒體對外公佈。段祺瑞主動接受上海報紙記者的採訪，把他與王揖唐往來的電文公佈於眾。頃刻間，這封電報成了上海各大報的頭條新聞，段祺瑞的愛國舉動迅速傳遍浦江兩岸，再波及神州大地，贏得了人們的廣泛讚譽和好評。

　　晚年的段祺瑞在日本人面前卻保持了做為中國人的尊嚴，受到了上海各界的普遍好評。1953年春，段祺瑞的女兒去北京，章士釗、李濟深兩位老人對她說：「你想，政府買下你段氏一處產業，花3000元，使用你們的房產，也每月按糧價折款付給租賃費，何曾作為『敵產』對待?」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國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氣節的表現。

　　臨終囑咐警後人

　　段祺瑞出身於一個軍人家庭，祖父和叔父都是淮軍將領，段祺瑞小時候主要受到祖父的影響，他在七歲的時候便被祖父段佩接到自己在宿遷的兵營，由此耳濡目染了軍旅生活。儘管祖父給段祺瑞請了塾師帶他唸書，但年少時的段祺瑞卻最喜歡舞刀弄棍，因為有了家庭殷實的生活環境，段祺瑞的童年生活過得還是很愜意的。

　　段祺瑞14歲那年，正值花樣年華，他的幸福童年卻戛然而止，引以為豪的祖父段佩突然在軍中亡故，段祺瑞在軍營中無以托身，只能將祖父的靈柩送回合肥老家安葬後。年僅16歲段祺瑞，隻身一人步行2000多里，風塵僕僕數十天，趕到山東威海投奔堂叔段從德，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名小兵。

　　尚未成年的段祺瑞隻身來到威海，父親段從文放心不下，趕到威海看望兒子，哪想到在回家途中被盜賊所害，年僅39歲。噩耗傳到威海後，段祺瑞受到很大打擊，但由於軍務纏身，加之他是剛入伍不滿兩年的新兵，上級未批准其請假奔喪。不幸之中，打出接踵而至，8個月後，段祺瑞的母親因為哀痛過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內，父母雙亡，段祺瑞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喪。

　　回到家中後，看著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段祺瑞心情十分沉重。這時大妹妹也只有12歲，最小的弟弟才9歲。作為家中的長子，段祺瑞在父母雙亡的情況下，必須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擔。弱冠之年，段祺瑞就要獨撐3個幼年弟妹生活的重擔。

　　家庭的變故和養家餬口的重擔，磨練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段祺瑞發誓刻苦攻讀，立志出人頭地，他20歲考入北洋武備學堂，22歲以最優等成績畢業，23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被獲准到德國柏林學習軍事，揭開了他人生新的一頁。

　　晚年的段祺瑞，在談及進退得失和人生修養時，常常回憶起他幼年時的私塾老師，流露出對教師的崇敬和敬仰。段祺瑞很能記得人家的好處，受施不忘恩情。

　　段祺瑞是在8歲那年離家赴祖父任所宿遷讀私塾的，在那裡結識了他的私塾恩師侯老先生。由於年紀尚小，當時並未領會恩師的良苦用心，上學時不用功讀書，對教師的批評我行我素。不過，段祺瑞成名後，卻對這位啟蒙老師十分尊敬。每逢侯老先生來京，段都待為貴賓，一日三餐相陪，開口閉口老師。侯老先生離京返鄉後，段祺瑞不僅經常送衣送錢，還將老先生的舊居修葺一新。段祺瑞晚年的的生活雖十分窘迫，但仍堅持按時向侯老先生寄去生活用費。

　　段祺瑞另一位印象很深的塾師，是他在合肥念私塾時結識的許老師。直到晚年，段祺瑞還清楚地記得，那時學生都要把主副食帶來塾中搭伙，師生在一起吃飯，廚房是由許老師的女兒負責管理的，學生們都稱她為師姐。

　　段祺瑞因家裡困難，基本上都是帶些鹹菜來，很少能從家裡帶來肉菜，但在一次吃飯時，卻發現自己碗裡有一塊肉，便非常奇怪!這是怎麼回事?學生哪有肉吃呢?他以為這是師姐搞錯了，因為有肉的菜一般是給老師吃的，可他又不敢問。

　　可是從此以後，他經常發現碗裡有好吃的。有一次他趁添飯時，跑到廚房去問，結果挨得師姐一頓數落：「碗裡有肉你儘管吃就是了，管那麼多幹啥?」這時他才曉得是師姐的多情照顧，便心領神會，默默走開。往後數十年，他對此事一直記在心裡。

　　國民革命軍北伐，全國統一後，段祺瑞告別軍政舞台，晚年退居上海，他便想方設法打聽這位師姐的下落。通過合肥一位舊友輾轉打聽，居然把已經白髮蒼蒼的師姐找到了。段祺瑞高興地邀請師姐到上海見面。師姐回去的時候，段祺瑞還送她500元，聊表心意。

　　段祺瑞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漩渦中爭戰一生，彌留之際，留下親筆遺囑「八勿」，其中蘊含的哲理，即使在今天看來，仍不乏警示及啟示意義。

　　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

　　勿尚空談而不顧實踐，

　　勿興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

　　勿信過激言行之說而自搖邦本。

　　講外交者，勿忘鞏固國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國粹;

　　治家者，勿棄國有之禮教;

　　求學者，勿鶩時尚之紛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章士釗到北京後，曾將段祺瑞的「八勿」呈報給毛澤東。毛澤東閱後呵呵一笑說：「有功有罪，已經化敵為友了嘛。」

　　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復發，胃部出血不止，11月2日晚在上海宏恩醫院去世，時年7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