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同日拜爵，是當時頗為轟動的一樁大事。宋江肯定是很輝煌地接受招安了，至於招安之後的結局，李若水沒有寫到。

　　一部《水滸傳》，把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條好漢推向社會，以至於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宋江?他們是否在水泊梁山安營紮寨?他們的真實結局到底如何?不只備受學者們的關注，而且是廣大社會群眾茶餘飯後極有興趣的話題。

　　水泊梁山

　　梁山泊又稱梁山濼，最早見於《資治通鑒》。後周顯德六年(959)，「復汴水，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可見，那時的梁山泊不過是連通青、鄆漕運的一片水域，並不以汪洋浩瀚著稱。

　　大約在後晉開運和北宋天禧、熙寧年間，黃河先後三次大決口，滔滔的河水傾瀉到汴、曹、單、濮、鄆、澶、齊、徐等州，淹沒的田野與零散的湖泊連成一片，形成了一個以梁山為中心、水域達八百里的大湖，統稱為梁山泊。

　　當時，梁山泊的生態環境十分和諧，岸邊有垂楊綠柳，湖上有鷗鷺翔集，荷花滿望，漁歌唱和。宋代著名文學家蘇轍途經此地，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禁不住在《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之一)中寫道：

　　花開南北一般紅，路過江淮萬里通。

　　飛蓋靚妝迎客笑，鮮魚白酒醉船中。

　　不過，梁山泊的廣闊開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邵博《聞見後錄》載：「王荊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後止。」

　　別以為這是反變法派編造的政治笑話，蘇轍在另一首《梁山泊》詩中自註：「時議者將幹此泊以種菽麥。」可見，北宋的改革家們確實在怎樣利用梁山泊的問題上做過文章。

　　徽宗政和年間，朝廷成立了一個掌管公田的機構，名曰「西城括田所」。括田所以清理公田為名，把民間地契不全的、地契與實地方位或面積有異的，以及當權者想要的良田美地，一律指為公田。然後抑勒百姓承佃，強征公田錢。「由是破產者比屋，有朝為豪姓而暮乞丐於市者」。前後所括，共得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當然，梁山泊也在劫難逃。

　　當時，梁山泊的生態環境十分和諧，岸邊有垂楊綠柳，湖上有鷗鷺翔集，荷花滿望，漁歌唱和。宋代著名文學家蘇轍途經此地，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禁不住在《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之一)中寫道：

　　花開南北一般紅，路過江淮萬里通。

　　飛蓋靚妝迎客笑，鮮魚白酒醉船中。

　　不過，梁山泊的廣闊開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邵博《聞見後錄》載：「王荊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後止。」

　　別以為這是反變法派編造的政治笑話，蘇轍在另一首《梁山泊》詩中自註：「時議者將幹此泊以種菽麥。」可見，北宋的改革家們確實在怎樣利用梁山泊的問題上做過文章。

　　徽宗政和年間，朝廷成立了一個掌管公田的機構，名曰「西城括田所」。括田所以清理公田為名，把民間地契不全的、地契與實地方位或面積有異的，以及當權者想要的良田美地，一律指為公田。然後抑勒百姓承佃，強征公田錢。「由是破產者比屋，有朝為豪姓而暮乞丐於市者」。前後所括，共得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當然，梁山泊也在劫難逃。

　　《宋史·楊戩傳》載：「梁山濼(泊)……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楊戩宣佈將整個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為「公有」，「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根據規定，百姓凡入湖捕魚、采藕、割蒲，都要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若有違規犯禁者，則以盜賊論處。自此之後，水泊梁山開始不得安寧。

　　梁山泊本來就港汊交錯，蘆葦縱橫，湖中有許多天然小島，形勢險要複雜。許多破產農民、漁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緝追捕的逃犯遂藏匿於此，成群結伙，靠搶劫過往客商營生。後來，人數愈聚愈多，實力越來越大，形成了一股與官府對抗的武裝勢力。宋江起義軍大約就是其中的一支。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廣濟河是京東通往汴京的重要漕道，梁山泊扼守著廣濟河中段，距京城僅百公里，對北宋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威脅可想而知。所以，朝廷不得不時時議論是剿是撫的問題。

　　宋江在梁山泊聚義了嗎?

　　從北宋神宗後期起，梁山泊就有了盜匪的記載。《宋史·許幾傳》載：許幾知鄆州時，「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為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宋史·任諒傳》也載：任諒「提點京東刑獄」時，「梁山濼漁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石為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

　　以上所記，大約是一批打扮成漁民的小股匪盜，或者本身就是當地的貧苦漁民，漁而兼匪，根本就不是宋江。

　　有關宋江的記載在《宋史》中僅見三條。

　　其一是《徽宗本紀》記：「宣和三年(1121)二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

　　有關宋江的記載在《宋史》中僅見三條。

　　其一是《徽宗本紀》記：「宣和三年(1121)二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

　　其二是《侯蒙傳》記：「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

　　其三是《張叔夜傳》記：「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踞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賊，江乃降。」

　　根據這三條記載以及宋人留下的零星資料，學者們為宋江起義勾畫出了一條比較清晰的軌跡。

　　大約在徽宗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間，以宋江等三十六人為首的農民、漁民，在京東東路所管轄的黃河以北地區揭竿而起，攻州占縣，殺富濟貧，引起統治者的恐慌。徽宗趙佶詔令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提刑督捕。在官軍的征剿中，宋江並沒有像《水滸傳》等文藝作品所描繪的那樣，在八百里的水泊梁山建立根據地，以與宋軍抗衡，而是「橫行齊魏」，馬不停蹄地轉戰於山東、河北一帶。先是攻打河朔、京東東路(今山東一帶)，後又轉戰於青、齊、濮州，一連攻陷十餘郡城池。數萬官軍表面上在圍追堵截，實則聞風色變，「莫敢攖其鋒」，一時間聲威大震，朝野震驚。

　　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宋江率部攻打京西、河北等地。徽宗採納亳州知州侯蒙「招降」之策，並任侯蒙知東平府，以便辦理招安事宜，但侯蒙沒上任就一命嗚呼，此事不了了之。

　　後來，宋徽宗又派歙州知州曾孝蘊率軍討伐。宋江為避其鋒，自青州率眾南下沂州。宣和三年初，起義軍在攻打沂州的戰鬥中被知州蔣園擊敗。二月，起義軍繼續南下，攻打淮陽軍，接著，佔據楚州，進入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境內。徽宗連忙下詔給剛剛以徽猷閣待製出任海州知州的張叔夜，令其設法招降宋江。

　　宋江和起義軍副將吳加亮等人根據海州濱海的特點，決定先在海上建立一個流動根據地，於是直奔海濱，搶奪了大型船隻十餘艘，把擄獲的財物都搬到船上，以便勝則可進，敗則可逃。然而這一切，都被張叔夜所派的偵探窺視到了。張叔夜招募敢死隊員一千餘人，在近城設伏;然後，再派出小股士卒前往海濱誘戰，同時又將精兵埋伏在海邊。雙方開戰後，伏兵蜂擁而上，舉火燒燬了宋江的船隻。宋江雖率部勇猛拚殺，給敵人以重創，但見船隻著火、退路已斷，不免有些慌亂。這時，張叔夜又乘勢發動全面進攻，俘虜了吳加亮。宋江在重兵包圍之下，痛感大勢已去，不得已率部接受招降。

　　宋江和起義軍副將吳加亮等人根據海州濱海的特點，決定先在海上建立一個流動根據地，於是直奔海濱，搶奪了大型船隻十餘艘，把擄獲的財物都搬到船上，以便勝則可進，敗則可逃。然而這一切，都被張叔夜所派的偵探窺視到了。張叔夜招募敢死隊員一千餘人，在近城設伏;然後，再派出小股士卒前往海濱誘戰，同時又將精兵埋伏在海邊。雙方開戰後，伏兵蜂擁而上，舉火燒燬了宋江的船隻。宋江雖率部勇猛拚殺，給敵人以重創，但見船隻著火、退路已斷，不免有些慌亂。這時，張叔夜又乘勢發動全面進攻，俘虜了吳加亮。宋江在重兵包圍之下，痛感大勢已去，不得已率部接受招降。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

　　第一，宋江起義軍的活動範圍，大略是以今山東為中心，北至河北，西至河南北部和東部，南至江蘇、安徽。他們從來沒有建立過自己的根據地，因此，他們屬於「流寇」性質。

　　第二，從他們在海州「劫巨舟十餘」的情節看，他們有水上生活和水上作戰的經驗，也可能以浩瀚的梁山泊為背景與宋軍交鋒過，但這不能作為他們「聚義梁山」的根據。

　　第三，在他們南北轉戰期間，肯定會多次經過梁山泊，洗劫梁山泊周邊州縣，但沒有資料表明他們曾在梁山泊安營紮寨，聚義梁山。

　　宋江接受招安了嗎?

　　新中國成立以後，宋江被列為農民起義領袖，儘管《宋史》已記錄在案，但許多人認為，作為農民起義領袖的宋江居然接受「招安」，當了投降派，是不可能的。理由是：

　　其一，北宋朝的記載全無宋江受招安之說，此說是南宋期內編造出來的。

　　其二，《宋史》是元朝人寫的，其根據也就是南宋人的一些胡編亂造，不能以元朝人編寫的《宋史》來作為宋江是否接受招安的根據。

　　其三，續寫《水滸》的俞萬春在《蕩寇志·自序》中也十分肯定地下結論，當年宋江並沒有受招安、平方臘，只有被張叔夜擒拿一節。

　　其四，即使宋江為保存實力詐降，或者被迫投降，也不可能出現真正的招安，出生於北宋的洪邁在《夷堅志·蔡侍郎》條載，蔡居厚「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考蔡居厚卸任鄆州的時間是政和八年(1118)，早於宋江起義兩年(按：《夷堅志》所記殺降為宣和六年(1124)，遲於宋江受降三年)。但不管怎樣，朝廷的態度是斬草除根，容不得他們死灰復燃。而宋江有此前車之鑒，也不會重蹈覆轍。

　　其四，即使宋江為保存實力詐降，或者被迫投降，也不可能出現真正的招安，出生於北宋的洪邁在《夷堅志·蔡侍郎》條載，蔡居厚「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考蔡居厚卸任鄆州的時間是政和八年(1118)，早於宋江起義兩年(按：《夷堅志》所記殺降為宣和六年(1124)，遲於宋江受降三年)。但不管怎樣，朝廷的態度是斬草除根，容不得他們死灰復燃。而宋江有此前車之鑒，也不會重蹈覆轍。

　　但是，這些看似有理的說法遭到了嚴重的狙擊，在1981年的《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上，美籍學者馬泰來披露了李若水《忠愍集》中的《捕盜偶成》一詩，為宋江接受招安找到了確切的根據。其詩云：

　　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

　　殺人紛紛翦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

　　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

　　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

　　今年楊江起河北，戰陣規繩視前作。

　　嗷嗷赤子陰有言，又願官家早招卻。

　　我聞官職要與賢，輒啗此曹無乃錯。

　　招降況亦非上策，政誘潛凶嗣為虐。

　　不如下詔省科繇，彼自歸來守條約。

　　小臣無路捫高天，安得狂詞裨廟略。

　　這首詩所寫的宋江招安後入城的場景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一、考李若水早年在太學讀書，政和八年敕賜同上捨出身。宣和四年(1122)任元城(今大名)尉，此詩言「去年」、「今年」，又自稱「小臣無路捫高天」，可見，這首詩寫在宣和四年或五年，他正在元城尉任上。因為在此之前，他並無官職。

　　宋江等人入京拜爵大略是「去年」，即宣和三年，當時他尚在京城候選，應該也在圍觀者之列，所以，他能把宋江三十六人騎馬入城，「獰卒肥驂」，氣宇軒昂，叫「駢觀」的士女「駭愕」不已的樣子，寫得活靈活現。當時李若水剛入仕途，正值忠直為國之時，又是寫自己的經歷，胡說八道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二、他不是刻意為文的寫作者，也絕不願意為宋江立傳。這首詩寫作的起因是因為「今年」又有一個叫「楊江」的在河北起事，「戰陣規繩」都同宋江一樣，而老百姓又叫嚷著要朝廷招安，元城位於河北省東南部，當冀、魯、豫三省要衝，此事與他職責有關，所以他才有感而發。

　　三、他寫詩的主要目的是借題發揮，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如反對招安;主張官職應當「與賢」，而不能「啗賊」;而消除盜賊的根本辦法是「省科繇」以安民;等等。正因為他不是為寫宋江而寫了宋江，這個與宋江有關的場景才真實可信。

　　二、他不是刻意為文的寫作者，也絕不願意為宋江立傳。這首詩寫作的起因是因為「今年」又有一個叫「楊江」的在河北起事，「戰陣規繩」都同宋江一樣，而老百姓又叫嚷著要朝廷招安，元城位於河北省東南部，當冀、魯、豫三省要衝，此事與他職責有關，所以他才有感而發。

　　三、他寫詩的主要目的是借題發揮，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如反對招安;主張官職應當「與賢」，而不能「啗賊」;而消除盜賊的根本辦法是「省科繇」以安民;等等。正因為他不是為寫宋江而寫了宋江，這個與宋江有關的場景才真實可信。

　　四、李若水最後的官職是吏部侍郎。靖康之難中同徽、欽二帝一道被俘，他見二帝備受羞辱，仗義執言，先怒斥敵酋，後罵敵不止，被敵酋金太子粘罕割舌、挖目、斷手，最後壯烈殉難，年僅三十五歲。言以人重。這樣的節烈之士，他的記述應該是可信的。

　　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同日拜爵，是當時頗為轟動的一樁大事。宋江肯定是很輝煌地接受招安了，至於招安之後的結局，李若水沒有寫到。

　　宋江「征方臘」了嗎?

　　根據《宋史·侯蒙傳》，招安宋江，「使討方臘以自贖」，本來就是大宋王朝的既定方針。許多宋代史籍，也留下了宋江參與征討方臘的記載，

　　如南宋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引《中興姓氏奸邪錄》載：「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陷溫、台、婺、處、杭、秀等州，東南震動。以(童)貫為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興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

　　他的《三朝北盟會編》又引《林泉野記》載：「宣和二年，方臘反於睦州，光世別將一軍，自饒趨衢、婺，出賊不意，戰多捷。……臘敗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諜察知其要險難易，與楊可世遣宋江並進，擒其偽將相，送闕下。」

　　又如，南宋李埴的《皇宋十朝綱要》載：「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六月己亥，姚平仲破賊金像等三十餘洞。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姚平仲破賊石峽口。賊將呂師囊棄石城遁走，擒其偽太宰呂助等。」

　　又如，南宋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載：「宣和三年四月……劉鎮將中軍，楊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公直並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而門嶺崖壁峭拔，險徑危側，賊數萬據之。劉鎮等率勁兵從間道掩擊，奪門嶺，斬賊六百餘級……」

　　據此則知，宋江不只參加了征討方臘，而且在最後的戰鬥中，直搗洞穴，擒獲其將相，立下了大功。

　　但是，許多後世學者對這些記載提出了異議。

　　又如，南宋李埴的《皇宋十朝綱要》載：「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六月己亥，姚平仲破賊金像等三十餘洞。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姚平仲破賊石峽口。賊將呂師囊棄石城遁走，擒其偽太宰呂助等。」

　　又如，南宋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載：「宣和三年四月……劉鎮將中軍，楊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公直並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而門嶺崖壁峭拔，險徑危側，賊數萬據之。劉鎮等率勁兵從間道掩擊，奪門嶺，斬賊六百餘級……」

　　據此則知，宋江不只參加了征討方臘，而且在最後的戰鬥中，直搗洞穴，擒獲其將相，立下了大功。

　　但是，許多後世學者對這些記載提出了異議。

　　其一，清末俞樾在《小浮梅閒話》中提出：「宋江降後，無使討方臘事……擒方臘者韓世忠也。」《宋史·韓世忠傳》載：「……世忠窮追至睦州青溪峒，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後來，他的功被辛興宗掠為己有，有別帥楊惟忠返京後直言其事，韓世忠升轉承節郎。

　　其二，《宋史》中的征方臘主帥童貫所率將領中沒有宋江。《童貫傳》載：宣和三年二月，「貫、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捨、府庫、民居，乃宵遁。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生擒臘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

　　其三、宋江接受招安是宣和三年二月，擒方臘是宣和三年四月，中間只有兩個月時間。即使想讓宋江參加征討方臘，首先還得上報朝廷，獲得批准，往返需要時間;其次，為防止這支犯上作亂的隊伍與方臘合流，還必須進行整編、摻沙子等一系列工作，這也需要時間;第三，從海州行軍到江浙，也至少需要十日。即便如此，朝廷對這支剛剛降順的隊伍，一定還心存猜忌和防範，只可能列入預備隊，不可能把他列入前鋒和主力，參與直搗方臘巢穴的戰鬥。

　　其四，南宋王偁《東都事略》卷十一《徽宗紀》載：「宣和三年二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陷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貫以其將辛興宗與方臘戰於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該資料標時、記事都清清楚楚，如果宋江二月接受招安，隨後又參與征討方臘，怎麼五月又會被擒呢?

　　其五，問題還在於宋江在方臘之後被擒並非孤證，1939年在陝西省府谷縣出土的華陽范圭書撰的《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可存)公墓誌銘》載：「宣和初元，王師伐夏，公有斬獲績，升壑門宣贊舍人。方臘之叛，用第四將從軍。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將兵。奮然先登，士皆用命。臘賊就擒，遷武節大夫。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繼獲，遷武功大夫。」方臘就擒是宣和三年四月，「捕草寇宋江，不逾月」，應該就是五月了。與王偁《東都事略》所載，正好吻合。

　　可見，宋江無論接受招安與否，都不可能參與征討方臘。

　　「兩個宋江」說

　　但是，也有人對上述異議進行了反擊。

　　一、招安宋江，用於征討方臘，本在朝廷計畫之列，在時間上無須周轉，因此。二月招安，就可以趕上出征的童貫大軍，參與四月追剿方臘的決戰，在時間上是完全可能的。

　　二、折可存其人，不見於任何史籍，他的墓誌銘出自其女婿范圭之手，洪邁有云：「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容齋三筆》卷一)其中牽強附會的溢美之詞，不應作為論史的依據。

　　可見，宋江無論接受招安與否，都不可能參與征討方臘。

　　「兩個宋江」說

　　但是，也有人對上述異議進行了反擊。

　　一、招安宋江，用於征討方臘，本在朝廷計畫之列，在時間上無須周轉，因此。二月招安，就可以趕上出征的童貫大軍，參與四月追剿方臘的決戰，在時間上是完全可能的。

　　二、折可存其人，不見於任何史籍，他的墓誌銘出自其女婿范圭之手，洪邁有云：「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容齋三筆》卷一)其中牽強附會的溢美之詞，不應作為論史的依據。

　　三、那麼，為什麼出現「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記載呢?有人推論，宋江二月接受招安後，參與了四月討平方臘的戰鬥，但也可能因為封賞不公，再次起事，然後，才有五月又被平定之說。這種推論，也算得合情合理。

　　問題是，有一道坎不能跳過，這道坎就是，李埴《皇宋十朝綱要》所載，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宋江又在攻打方臘的餘部了。

　　南宋之於北宋，算不上改朝換代;南宋文人，大多是從汴京等地逃竄而來，對北宋舊事非常熟悉，怎麼可能在記載上出現如此混亂：二月，宋江降;四月，宋江討方臘;五月，宋江被擒;六月，宋江又征討方臘餘部，「破賊上苑洞」。唯一可能得出的結論是：此宋江非彼宋江，兩個宋江而已!

　　宮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頗負盛名的東洋史學家，也是戰後日本「京都學派」的第二代巨匠。他在《宮崎市定說水滸》中提出，梁山泊的宋江和征方臘的宋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身為眾寇之首的宋江一開始便是盜賊，而朝廷大將宋江一開始便是官軍」。因此，「五月就擒的宋江乃草寇宋江，而四月到六月平定方臘起義的卻是大將宋江」。這樣，在時間周轉上就沒有矛盾，所有的資料都可以落實了。

　　但事實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也不一定。由於年代久遠，史料不僅缺乏，而且來源駁雜而又互相抵牾，大多數專家還是認為以存疑為妥。

　　宋江的結局到底如何?

　　海州城南有一座小山，遍山磊磊青石，像一隻白虎蹲伏在那裡，人們叫它白虎山。「虎峰夕照」，歷來就是八景之一。白虎山北有座墳墓，人稱「好漢塋」。海州人歷代相傳，宋江並沒有投降，他同梁山好漢一起被張叔夜殺害，埋在這座墳墓裡。當地還流傳著一首詩：「白壁虎山陰，墳塚草木青。問是誰家墓?梁山好漢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