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喬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棄文從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斷努力下，生意日漸興隆，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在國弱民貧的清朝，晉商能夠走向全國，實屬不易。

　　嘉慶二十三年，喬致庸出生於山西祁縣的一個商賈世家，父親喬全美，幼年父母雙亡，由兄長喬致廣撫育長大。少年時期因兄長病故，喬致庸棄學從商，開始掌管喬氏家族生意。在他執掌家務時期，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遍佈中國各地商埠、碼頭。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

　　19世紀末，由於連年戰亂，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大量白銀外流。晚年的喬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傳統，於同治初年(1862年)開始在家院附近購置地皮，大興土木，修建了規模龐大的宅院，即著名的「喬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築。

　　喬致庸曾先後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育有六個兒子，十一個孫子，其中三兒子喬景儼在喬致庸晚年時當家。

　　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年天遭大旱，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2006年開始在中國大陸上映的45集電視連續劇《喬家大院》，講述了喬致庸的經商史。其中男主角喬致庸由陳建斌扮演。他的妻子陸玉菡由蔣勤勤扮演。本劇以山西喬家大院為背景，以歷史上有名的晉商喬家人的傳奇經歷為主線。

　　經商之道

　　「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喬致庸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他執掌家業時，「在中堂」事業突飛猛進，家資千萬，起先是「復字號」稱雄包頭，因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他成為「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財勢躋身全省富戶前列。

　　資本愈見盈厚，但他並不沾沾自喜，反而激流勇退，將商務全權委任長子及長孫，休閒家居，閉門課子。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世要以「信」為重，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喬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讓人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惜農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子孫要注重節儉，不可貪圖安逸。而「在中堂」後來敗落的直接原因是戰爭爆發。1938年，大片國土淪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難免。

　　喬致庸成為商場巨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善於用人，他培養出了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

　　喬致庸:儒商大道

　　喬致庸的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喬致庸尤善於用人，這是他經商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禮遇聘請閻維藩。閻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閻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當恩壽為陞遷需銀兩時，閻自行作主曾為恩壽墊支銀10萬兩。為此閻維藩被人告發，並受到總號斥責。後恩壽擢升漢口將軍，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並為票號開拓了業務。但閻維藩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便派其子備了八抬大轎、兩班人馬在閻維藩返鄉必經路口迎接。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日，終於見到閻維藩，致庸之子說明來意和父親的殷切之情，使閻氏大為感動。閻心想：喬家富甲三晉，財勢赫赫，對他如此禮遇，實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讓閻坐八乘大轎，自己騎馬驅馳左右，並說明此乃家父特地囑咐。這更使閻氏感動不已。二人相讓不已，最後只好讓八乘大轎抬著閻氏衣帽，算是代閻坐轎，而二人則並馬而行。

　　閻氏來到喬家，致庸盛情款待。喬致庸見閻維藩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而閻氏時僅36歲，致庸更是感歎年輕有為，是難得之經濟人才。當即聘請閻氏出任喬家大德恆票號經理。閻氏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知遇之恩，當即表示願殫精竭慮，效犬馬之勞。閻氏自主持大德恆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閻氏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

　　用人之道

　　喬家的商業得以超常規發展，是因為喬致庸能夠不拘一格用人才。馬公甫，本是復盛公字號裡的小夥計，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在大掌櫃告老後，讓他當 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櫃，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馬公甫一步登天。馬荀，本是復盛西字號下屬糧店裡的小掌櫃，不識字，但經營有方，盈利不小。喬致庸便給他一副資本，讓糧店獨立經營，他成為大掌櫃後也給喬家賺回不少銀子。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高鈺也是如此，後來為喬家收進幾十萬兩白銀的紅利。

　　閻維藩(劇中潘為嚴原型)，本是平遙蔚字號福州分莊的經理，給一個下級官吏支墊白銀十萬兩幫其陞遷，結果此人升為漢口將軍，其膽識為同行所稱道。後因與總號有左，辭職還鄉，消息傳至喬家，喬致庸慧眼識人，派兒子從半路接到喬家，待以上賓之禮，聘任閻維藩為大德恆票號總經理。他為報知遇之恩，殫精竭慮，使大德恆票號後來居上，成為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票號之一。

　　經商之道

　　「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喬致庸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他執掌家業時，「在中堂」事業突飛猛進，家資千萬，起先是「復字號」稱雄包頭，因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他成為「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財勢躋身全省富戶前列。

　　資本愈見盈厚，但他並不沾沾自喜，反而激流勇退，將商務全權委任長子及長孫，休閒家居，閉門課子。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世要以「信」為重，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喬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讓人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惜農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子孫要注重節儉，不可貪圖安逸。而「在中堂」後來敗落的直接原因是戰爭爆發。1938年，大片國土淪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難免。

　　喬致庸成為商場巨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善於用人，他培養出了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

　　喬致庸:儒商大道

　　喬致庸的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喬致庸尤善於用人，這是他經商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禮遇聘請閻維藩。閻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閻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當恩壽為陞遷需銀兩時，閻自行作主曾為恩壽墊支銀10萬兩。為此閻維藩被人告發，並受到總號斥責。後恩壽擢升漢口將軍，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並為票號開拓了業務。但閻維藩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便派其子備了八抬大轎、兩班人馬在閻維藩返鄉必經路口迎接。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日，終於見到閻維藩，致庸之子說明來意和父親的殷切之情，使閻氏大為感動。閻心想：喬家富甲三晉，財勢赫赫，對他如此禮遇，實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讓閻坐八乘大轎，自己騎馬驅馳左右，並說明此乃家父特地囑咐。這更使閻氏感動不已。二人相讓不已，最後只好讓八乘大轎抬著閻氏衣帽，算是代閻坐轎，而二人則並馬而行。

　　閻氏來到喬家，致庸盛情款待。喬致庸見閻維藩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而閻氏時僅36歲，致庸更是感歎年輕有為，是難得之經濟人才。當即聘請閻氏出任喬家大德恆票號經理。閻氏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知遇之恩，當即表示願殫精竭慮，效犬馬之勞。閻氏自主持大德恆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閻氏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

　　用人之道

　　喬家的商業得以超常規發展，是因為喬致庸能夠不拘一格用人才。馬公甫，本是復盛公字號裡的小夥計，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在大掌櫃告老後，讓他當 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櫃，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馬公甫一步登天。馬荀，本是復盛西字號下屬糧店裡的小掌櫃，不識字，但經營有方，盈利不小。喬致庸便給他一副資本，讓糧店獨立經營，他成為大掌櫃後也給喬家賺回不少銀子。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高鈺也是如此，後來為喬家收進幾十萬兩白銀的紅利。

　　閻維藩(劇中潘為嚴原型)，本是平遙蔚字號福州分莊的經理，給一個下級官吏支墊白銀十萬兩幫其陞遷，結果此人升為漢口將軍，其膽識為同行所稱道。後因與總號有左，辭職還鄉，消息傳至喬家，喬致庸慧眼識人，派兒子從半路接到喬家，待以上賓之禮，聘任閻維藩為大德恆票號總經理。他為報知遇之恩，殫精竭慮，使大德恆票號後來居上，成為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票號之一。

　　喬家發家史

　　喬家的第一代喬貴發大約是乾隆年間人。乾隆初年，喬貴發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頭一個當鋪當店員。十餘年後喬貴發和秦姓同鄉開了一個小字號廣盛公。後來生意不景氣，廣盛公面臨破產。但廣盛公的許多生意夥伴認為廣盛公東家為人處世不錯，不忍看他們破產，相約三年後再來收欠賬。三年後，喬貴發不但還清欠款，生意還重新復興，把廣盛公改名為復盛公。這已經是嘉慶年間的事了。這個故事似乎已經奠定了喬家經商重誠信的基礎。而將家族生意乃至票號生意發揚光大 的，正是喬貴發的孫子喬致庸。

　　歷經兩代人經營，到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當時喬家有三門。一門人丁不旺，二門已經出了5個舉人，家裡豎了5個石旗桿，生意則是喬致庸所在的三門主要在做，但三門卻沒出過一個舉人。喬致庸的大哥有個願望，就是希望喬致庸能給三門掙個舉人，豎個旗桿。如果將來能再中個進士，這輩子的任務就提前完成了。

　　然而沒想到咸豐初年，北方捻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南北茶路斷絕，喬家當時在祁縣的大德興絲茶莊主營生意就是絲茶。喬家雖然主營絲茶，但在當時山西商人中也並非最大。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於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歷了整個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後，他卻在社會動盪、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絲路。

　　當時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那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昇昌票號，現在找到的最早證據是日昇昌在1823年分賬的記錄，當時是5年一次。不過公認在日昌升之前，平遙就已經有了商號經營匯兌。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票號是平遙人而不是祁縣人開創的。當時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昇昌也只有7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這個想法多麼先進，他的理想有多大!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嗎?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不但如此，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展到全國，卻並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願。他的想法，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想想看，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

喬家大院

　　喬致庸創辦的銀號

　　喬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號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當時商路上土匪和亂軍縱橫，商人攜帶大量銀兩非常危險不便。而票號兌換的匯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沒有密記也不可能在票號中兌換到銀子。令人驚訝的是，後人考證，整個山西票號史上，至今一例有據可查的誤兌錯兌都沒有過。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大德通正是電視劇裡的大德興改過來的。成立於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於是改成匯兌為主，茶葉為輔。光緒十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在喬致庸經營下，後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武殿學用這樣幾個數據顯示了喬致庸經營票號的發展速度，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沒幾年就變成12萬兩，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增加到35萬兩了。 原因其實很簡單。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裡也可以說首屈一指。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後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這個數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沒有明確記錄，主要根據喬家當時有多少鋪面字號來推算，准不准也很難說。但在當時山西，喬致庸作為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為明代開始發跡的山西商人群體中處於上升期的新興力量。

　　喬家始祖喬貴發，祖居祁縣喬家堡，因其父母雙亡，早年常為人幫傭，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秦姓結為異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開始在薩拉開廳合成當鋪做夥計，稍有積蓄，便轉到西腦包開草料鋪，兼銷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雜貨。二人苦心經營，生意日見起色。但後來又一度虧賠，幾乎歇業。喬只好回原籍種地，留秦姓守攤。喬回原籍後娶積氏為妻，後續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糧食豐收，秦氏趁糧價低時購存一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秦把黃豆出售，獲利頗豐，便把喬從原籍叫來共同經營。喬秦二人把店移到東前街，開設客貨棧廣盛公，喬秦二人當上了財東。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一次倒賣「買樹梢」蝕本。所謂「買樹梢」就是當農民急於用錢時，將其青苗作抵押，商號借錢給農民。廣盛公這次「買樹梢」蝕本，幾乎倒閉，幸當地往來業戶支持，議定將廣盛公欠款緩期三年歸還，使廣盛公得以苟延殘喘。到三年結賬時，廣盛公不但還清了債款，而且大有餘利。秦、喬認為此乃復興基業起點，便把廣盛公改名復盛公。喬氏以在中堂、大吉堂、進修堂、德興堂名義，秦氏以三余堂名義，在復盛公共投資白銀 3萬兩，業務仍以經營油糧米面為主，後又兼營酒、衣服、錢鋪，買賣日益興隆。

　　喬家子弟恪守祖訓，定有家規，不准嫖賭，不准納妾，不准酗酒。因此喬姓家業興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賭，揮在浪費，漸從號內將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喬家補進，最後復盛公14個財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為喬姓之股。

　　復盛公成為喬姓之商號後，買賣興隆，繼在包頭增設復盛全、復盛西商號和復盛菜園。後來又在包頭城內共開設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等有19個門面，四、五百職工，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故包頭城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

　　喬氏依托復字號，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先後在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各城鎮設立商號。光緒十年(1884)又設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 6萬兩，中期增銀12萬兩，最後增至35萬兩。大德恆票號資本10萬兩。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瀋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徐珂《清稗類鈔》載，喬氏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實際不止此數，清末喬氏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1000萬兩以上，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有資產數千萬兩。

　　喬氏在商業經營中很注意網羅人才，這也是喬氏商業長久興旺的重要原因。如祁縣人閻維藩(1859-1949)，原在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任職時，曾為福州都司恩壽墊支白銀賄官，總號認為閻違背號規，要處置維藩，不久恩壽陞遷漢口將軍，但維藩因處分之事不快，已決意辭職。喬致庸得知消息，認為閻善於交結官府，又是個經營人才，派其子學儀專程途中截迎，禮聘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總經理，許全權處理號事。閻為報答喬氏知遇之恩，彈精竭慮，苦心全營，使喬氏商業獲益非淺。喬氏為其商業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結官府。喬映霞就認為花錢捐官買來的只不過是死後銘碑上的殊榮，並無可驕傲之處，而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場失意，又可另外交結新官吏。也就是說前一個靠山倒了，還可找新靠山，使商業經營不受影響。喬氏交結權官，上至皇室親貴，至州府縣吏，四方籠絡，八方疏通。光緒以來，陝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在經濟上有交往。庚子事變，慈禧西逃，途經山西時，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据之急。清廷當然也是「投之以挑，報之以李」，此後對喬氏商業多加關照，又讓山西巡撫丁寶銓將「福種琅環」匾賜喬氏，喬氏商業也得以借此大壯聲威，擴大了影響。

　　後代子孫

　　喬貴發共有三子，長於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後繼乏人，人丁缺少，故長門所營商業較遜色。

　　次門全義，生子致遠，堂名寧守堂。致遠生二子。長嶸，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喬超五是咸豐九年(1850)舉人，光緒初補新城知縣，在他的影響下，其子弟秉承遺訓，追求功名，故喬姓這一支，父子、叔侄、爺孫、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門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長子致廣，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喬家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個朝代，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術榮門閥」，後又感到此乃捨本求末。於是決心繼承祖業，在商界大展宏圖。致庸治商有方，並主張經商首重信，次重義，第三才是利。他認為：經商必須戒懶、戒驕、戒貪。在致庸的精心經營下，喬氏「在中堂」的商業得到很大發展，人稱致庸為「亮財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儀所生子映霞，過繼長子景岱，人皆稱大少，喬氏在中堂後來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喬家以來，事業心強，治家頗嚴。映霞不願意喬家諾大家業在他手中敗落，力圖振興，維護這個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映霞還針對眾兄弟與子弟的性格特點，分別立書齋名，如「不泥古齋」、「知不足齋」、「日新齋」、「自強不息齋」、「一日三省齋」等，以資互勉，並訂立家現：一不准吸鴉片，二不准納妾，三不准賭博，四不准冶遊，五不准酗酒等。

　　喬家對子弟讀書也十分重視，而且要求甚嚴。他們聘私塾教師一定要聘學問大的，在接待上也尤為禮遇。如對所聘本縣名儒劉奮熙，尊敬異常，以致不敢對劉提報酬，只是暗中對劉家給予多方資助。喬家對教師逢節日有例敬，專配有二名書僮陪待，吃飯時由家長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請賓朋，必為教師設首席相待，教師回家時，必備轎車接送，家長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喬氏如此尊重教師。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樹立教師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於教師秉權執教。約束驕橫的小少爺。同時使教師有所感戴，可不遺餘力地施教，最後受益者仍為喬家。喬氏重教之風，為喬家培育了許多人才，其後代子弟有不少人進入高等學府，成為科學家、教授和愛國軍人等。

　　儘管喬映霞很能幹，但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完美，而且還引起過報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較開明，早期崇拜康梁，後傾向孫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辮子，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之陋習，又任過區長、禁煙委主任。一次在與鄰村人械鬥中，誤用槍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銀才了結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時，意欲勒索喬家，又舊事重提;傳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間，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難產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但楊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劉氏天津人，協和醫專肄業，護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劉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後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後二人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後離異。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使踝骨斷裂，終生成踢腿。《在中堂——喬家大院》一書載：「對劉菊秀外界詆毀頗多，說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結婚不過貪喬家之財而已。婚後仍和原來情人鴻雁往來，暗渡陳倉，還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什麼通信用英文書寫，欺映霞不識英文，映霞截獲原信著人翻譯，始知為請書等等。」1994年筆者在日訪學期間，蒙日本學者小野信爾、小野和子教授幫助獲得民國10年 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畫報》第17、18期，載有《一封內容複雜的信》，披露了映霞與劉的婚姻內情：即喬劉是1917年夏經人介紹結識，是年11月20日(農曆)結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劉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後，劉嫁北京某醫生。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喬財產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產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產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產墜入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產受著痛苦了!財產究竟是好東西呢?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不會用財產呢?」該文作者結論道：「父母遺產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產，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產傳之子女。」從喬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國初年喬氏資產尚多，不過並不等於喬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滿的婚煙。

　　喬氏家族的衰敗，是從清末清政府設戶部銀行始。時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公私存款大幅度減少，喬氏不得不把票號改組為錢莊。辛亥革命時期，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原依附清王朝的喬氏商業，大受損失。喬氏在包頭的復字號商業，1926年馮玉祥軍向北撤退，餉糧皆由包頭商號墊支，攤派極重，喬氏復字號因此損失糧食五萬石，現洋150萬元，元氣大傷。1937年日軍侵佔包頭，喬氏復字號當鋪、錢鋪均被日偽組織接收。抗戰後，喬氏商號復業，僅苟延殘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