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的時候偏科，喜歡文不喜歡理，可還是遵從我爸的命令選了理科。經歷過不平常的歲月的我爸對文科有恐懼心理，他認為學文太危險，還是學理又實用又安全，1+1=2，清楚明白不會有別的可能。

　　一看我爸就不瞭解社會，誰說學理安全的?就算想證明一個1+1=2，也一樣要繞一個大圈子，繞不好，還就等於不了2。

　　天文學，算是標準的理科吧?一千多年前，為釐清一些類似1+1=2的數學問題，幾個人繞了一輩子的時間。

　　隋朝快建立的時候，隋文帝打算「以符命曜於天下」，好給自己改朝換代製造一些輿論氛圍，於是向全社會公開徵召有識之士，打造一部曆法。當時有好幾個有識之士出現，其中就有擔任過北齊歷官的劉孝孫、著名的文化人和天文學家劉焯、天文學家劉暉，還有一個道士張賓。他們各自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給皇帝評判。

　　這是一個純粹的理科問題吧?但看看下面你就知道，再理科的問題，也要先文科——確切地說，先政治，再說。

　　隋文帝採用了張賓的《開皇歷》，不是因為它有多好，而是因為張賓說隋文帝「有帝王之運」。自然科學工作者劉孝孫和劉焯出來反對，提出了很多很自然科學的道理，但打敗他們的是又一個文科理由——「非毀天歷，率意迂怪」和「妄相扶證，惑亂時人」，二劉因此被趕出了京城。另一個劉就比較識時務，或者說受過文科訓練，劉暉迅速與張賓結成一黨，而為皇帝寵信。

　　若干年後，張賓去世。劉孝孫辭去某縣縣丞的職務，帶著自己的研究成果又來到京城，重提當年歷書之爭。他本以為張賓死了沒人巧言令色，自己終於可以搞搞學術了，卻沒想還有個劉暉在。劉暉扣壓了奏章，把劉孝孫擱在司天監中「累年不調，寓宿觀台」。劉孝孫苦於自己的意見不能上達，一氣之下用車子推了一口棺材，抱著他的歷書在皇宮門前大哭，終於引起隋文帝的注意，並命人經過實測比較後再決定是否改歷。實測證明，劉孝孫的曆法和參與實測的另一部張胄玄的曆法，都比《開皇歷》優越。

　　水落終於石出，雲開終於霧散。道理搞清楚了下面該很自然科學地研究一下了吧?沒想到，劉孝孫爆發了多年的積憤，提出先斬劉暉，再議改歷，這種不厚道的態度激怒了隋文帝，於是理科問題再次變成文科問題，皇帝暫停了改歷之議。

　　不久後，劉孝孫去世。這時，幾次日食的推算錯誤讓隋文帝下決心重定曆法，他這回讓張胄玄、袁充等人負責，當年被趕出京城的劉焯此時再度出山，他在劉孝孫曆法的基礎上，增損改進，獻上了《七曜新術》，也就是日後完善而成的《黃極歷》以備選用。

　　二劉的共同問題是不問文科，不講政治——這麼大的事，不做鋪墊，不埋人脈，光在招標的時候才出來，那怎麼行呢?這和已經在皇帝那裡做好各種理科之外的準備工作——編造了「日長之瑞」的假天象而得到皇帝寵信——的張胄玄、袁充怎麼比呢?失敗，當然就是必然的了。

　　從最初興致勃勃參加曆法海選到這時，已經過去將近二十年了，劉焯從一個四十歲的文化人變成了一個老者。近二十年的光陰卻還沒有讓他明白文科先於理科、政治先於技術這個道理。他後來得罪人，被發配至成都充軍，幾年後再得以回京城，以花甲之年上書新皇帝隋煬帝，猶在要求與張胄玄辯論來爭高下。他得到機會了，辯論了，贏了——這是理科的勝利，卻比不上文科的動作。由於袁充等人的阻撓，他的曆法終於還是被擱置了。二劉之二，也抱憾而終。

　　在這場持續三十年的爭論中，理科人才二劉付出了一生的代價，終被文科人才阻擋住了通往廟堂的道路。好在文科人才擅長的政治鬥爭只存在於廟堂附近，在民間事情要簡單得多。劉焯的《黃極歷》由於成就突出，《隋書》打破只收頒行過的曆法的框框，破例將該歷收入《隋書》的《律歷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