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仁宗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１２８５年４月９日—１３２０年３月１日），是我國元朝時第四位皇帝。在位９年。享年３５歲。在元朝歷代皇帝中，仁宗是最有文化底蘊的，一位較有作為之君。史書稱他「遵世祖通儒術。用漢臣，求言圖治」。他是繼忽必烈之後推行「漢法」比較積極的元朝皇帝。應該說，元仁宗為了維護、鞏固蒙古貴族政權在全國的統治，還是有所作為，勇於改革創新的。

　　一是即位之初，整頓朝政。

　　公元１３１１年正月，武宗海山病死，愛育黎拔力八達以皇太子身份執政。他整飭吏治，廢除武宗時設立的尚書省，仍恢復原來的中書省，並以「禍國殃民」之罪將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和平章樂實、右丞相保八等武宗一朝的當政人物處死，安排中書省班子，恢復各地的行中書省，懲治地方贓官污吏，嚴禁諸王、貴戚的擾民行為。停用至大銀鈔，減裁冗員，整頓朝政。然後在大都大明殿正式登基，帝號「仁宗」。年號皇慶。以明年為皇慶元年。

　　二是重用漢官，推行漢化。

　　元仁宗對漢文化的喜愛，他和他的臣僚（特別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對儒家政治學說和漢人歷史經驗的渴求，還可以從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翻譯或出版的著作的數量和性質上反映出來。翻譯成蒙古文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尚書》；宋人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年）撰寫的《大學衍義》；與唐太宗（６２７—６４９年在位）有關的兩部著作，吳兢（６７０—７４９年）撰寫的《貞觀政要》和太宗本人為他的繼承者撰寫的《帝范》；司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年）撰寫的偉大史書《資治通鑒》。

　　在元仁宗贊助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孝經》；劉向撰寫的《烈女傳》；唐代學者陸淳研究《春秋》的論著以及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

　　雖然以上所列，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同意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反映了他可能認識到漢文化的巨大影響和倡導大眾道德的責任，而翻譯著作的選擇，則顯示了他的實用主義目標。在下令翻譯《貞觀政要》時，他指出此書有益於國家，並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夠誦習該書的譯本。說明他顯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夠學習儒家的政治學說和漢人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唐太宗的教誡，能把國家管理得更好。

　　三是恢復科舉，培養人才。

　　科舉考試是中原王朝甄選統治精英的主要途徑，關係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就不斷圍繞恢復考試問題展開過爭論，但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為改善通過承蔭得官者的教育水平，皇慶二年，仁宗下詔規定：漢人職官子孫承蔭，需考試一經一史，考試合格者直接任職，免去見習期。蒙古和色目職官子孫承蔭者可以選擇考試，通過考試的人授官時比原襲職務高一等。可能是為了減少儒官的競爭，由地方機構胥吏出身的官員可以出任的最高職務自四品官降為五品。

　　仁宗皇慶開始推行的考試制度，應被看作為施行平等任官機會的漢人觀念和作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結合。因此，愛育黎拔力八達恢復科舉考試制度，既有文化意義，也有社會和政治意義。把儒家學說作為甄選精英的標準，給漢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條正常的道路。這對江南的士人更為有利，因為直到此時他們多被排除在官場之外。此外，考試制度也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學習漢學，特別是那些不屬於貴族家族的人，並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漢化。

　　四是加強中央集權。

　　元仁宗按照中原傳統方式對元朝政府的改革無法走得太遠，因為他不能削弱蒙古諸王的行政權、司法權和經濟特權來加強中央集權。儘管忽必烈已經推行了中央集權的政策，蒙古諸王仍然擁有對他們領地（投下）相當多的行政、軍事、財政、司法權。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權力是政治冒險，因為這將面臨蒙古和元帝國一條最基本原則的正面挑戰。所以，嘗試削弱諸王權力的改革未果。

　　五是延祐經理，核實田畝。

　　延祐經理也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經濟措施之一，是要通過核實田土佔有狀況來甄別隱占，考較田糧。延祐元年冬，遣張驢等人分道經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糧，「詔江南東、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實土田」。由於當時各地吏治腐敗，「郡縣並緣以厲民」，因此「經理考核多失其實」。奉行過當的結果，「自實土田」演變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毀民廬，「夷墓揚骨」以虛張頃畝。延祐經理的慘烈，於「贛為甚，寧都又甚」。

　　仁宗通曉儒術，熟知佛教「明心見性」之理，其為人和藹，對近臣貴戚以禮相待，平時生活不尚豪華，較為儉樸，從不巡遊，也不沉溺於酒色。又罷土木工程百餘處，又禁諸王、大臣營建私第，精簡禁衛。《元史》評價：〞縱其一生，他還是一個有所作為的皇帝〞。

　　明、清兩代史官評價：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慾，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

　　「武仁授受之際，無可議者，仁宗初政，首革尚書省敝政，在位九年，仁心仁聞，恭儉慈厚，有漢文帝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