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南地區還完整保存著我們古老首都的最後一片胡同，其中就有一座"松筠庵"。這座小四合院外表毫不起眼，和許多北京城區的小院一樣"私搭亂建"現象嚴重，被塞進了許多住戶。由於松筠庵在中國歷史上名聲顯赫，所以好奇者從未間斷腳步。院子的居民時常需要客串一下導遊，樂在其中。

　　松筠庵原名諫草堂，在明朝是楊繼盛的書房。楊在此奮筆疾書寫成了彈劾嚴嵩的奏疏。現在房內東牆上還留著兩塊清朝道光年間的石刻，內容就是楊繼盛彈劾嚴嵩時列出的"十大罪狀"。在清代松筠庵幾次修繕擴建，遊廊環抱，假山嶙峋，成了文人雅士們遊吟唱和、流連玩賞的好地方。光緒年間，著名畫家張士保客居京城，就以之為基地，和秦炳文等幾位畫家聯手組織了松筠畫社，名噪一時。但是真正讓它名揚四海的卻是之後的住客：康有為。

　　1894年底1895年初，北京大考。各地舉子雲集。在松筠庵蟄伏多年的康有為也參加了考試。考試尚未結束，大清帝國在轟轟烈烈的甲午戰爭中慘遭失敗。該役，中國顏面盡失，在東亞營造千年的朝貢體系面臨最後的大崩盤。1895年4月(光緒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條約之苛刻使得北京群情激奮。

　　根據康有為自編年譜記載，他在北京義憤填膺，發起了上書活動。"李鴻章赴日求和，議定割遼、台，並償款二萬萬兩。三月二十一日(公歷4月15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啟超)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湖南人和之，於二十八日粵、楚同遞。..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至四月初八日(公歷5月2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己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初六七連日大集..至初八日，則街上遍貼飛書，誣攻無所不至，諸孝廉遂多退縮，甚且有請除名者。孫毓漢猶慮撓其謀，即先迫皇上用寶。"

　　按照康有為自己的說法，1895年春，考完會試、等待發榜的舉子們聽到《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63 二萬萬兩的消息，群情激奮。康有為和梁啟超鼓動舉子們在松筠庵集會，商議上書拒絕和議。會後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康有為將自己有關富國、養民、教民等變法圖強的思想主張也一併寫入。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雲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都察院以皇上已經在條約上蓋玉璽為理由，拒絕代呈。同時官府對各省舉人施加了壓力，無所不用其極，造成多數舉人退卻。上書一事未成。

　　在深入調查這件為後世深信、知名度極高的歷史事件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認識兩位主角：康有為、梁啟超。

　　康有為，廣東南海人，初年學習傳統儒學。他的科舉道路不太通暢，但受廣東近代風氣影響，吸收了若干西方近代思想和當時的改良思潮，鼓吹政治改革，名聲大噪。1882年，康有為第一次來到北京，是為功名而來的。他在城南寫下了"上書驚天闕，閉戶隱城南"，"往來居城南，高齋繞槐竹"等，希望功成名就。1888年10月，中法戰爭中國不戰自敗，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石沉大海後，康有為走上了與傳統儒學為敵的道路，編撰、刊印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本書，宣稱後世文人(如劉歆)偽造了孔子理論，孔子本人是維新變法旗手等觀點，企圖動搖儒學基礎，引起了巨大爭論。爭論沒為康有為帶來實實在在的官職地位，反而將他拖入了版權官司之中。有人指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剽竊了廖平的《辟劉篇》、《知聖篇》，廖平本人也

　　出面控訴。康有為極力否認、迴避，相當被動。

　　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廣東新會人，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90年赴京會試落榜回鄉，路經上海，接觸世界新知，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兩人為"康梁"，但梁啟超的學術、思想實超其師。

　　康有為聲稱自己主導、發動了大規模上書活動，不僅"萬言書"廣為流傳，而且社會震動，掀起了變法圖強的新高潮。之後，康有為等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影響日廣。光緒帝最終啟用康有為等，發起戊戌變法。兩次運動雖然都失敗了，但卻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康有為據此活躍政壇近三十年。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公車上書"的評價越來越高，以至於現在的歷史教學書對此言之鑿鑿。

　　然而一直以來就存在對公車上書的"另解"。《龍旗飄揚的艦隊》的作者、晚清史家姜鳴先生就認為傳統記載大可懷疑。現在的"公車上書"是根據康有為的記載描述擴展的。作為當事人、日後的維新領袖、保皇首領，康有為的記敘深為人信;加上當年的北京城的確人情激昂，上書活動不斷。但是根據1895年5月24日在上海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序，5月2日那天，舉子們"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姜鳴又引翁同龢當日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證明那天完全沒有出現過一千三百名舉人到都察院遊行示威並且被拒的事情。宮廷檔案也證明"被拒"之事子虛烏有。松筠庵是存在的、"萬言書"也是存在的，65 但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

　　"中國歷史上根本不曾發生過如同許多史書所描述的"公車上書"事件。"

　　甲午戰敗，光緒帝同意簽訂《馬關條約》後，朝野內外一片反對之聲，不單單是康有為等舉人們。在職的各級官員之中，很多人對條約的簽訂非常震怒，北京的宗室王公、三省六部的文官和台院的諫官們，外地的總督巡撫、前敵將領們，都紛紛上奏勸阻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其中，各部院台屬的清留派和中下級官員尤為活躍。從4月14日開始，大批官員或單名具呈，或聯銜上書，少則三五人，多則數十人，最多者達150餘人。到5月初，各級大小官員以至督撫將軍、宗室貝勒共500餘人次上折上書共100餘件次，為清朝前所未有。在他們中間，禮部主事羅鳳華、兵部主事何藻翔、宗室侍郎會章、禮科給事中丁立贏、侍讀奎華等156人、廣西巡撫張聯桂、廣西監察史高燮、湖北巡撫譚繼詢、兩江總督張之洞、福州將軍慶裕、署理台灣巡撫唐景秘、河南候補道易順鼎等人的上書和言論都提出一些切實可行之策，如遷都再戰，憑險據守，相持既久，敵必困敗等等。

　　踴躍上書的人群中包括在京的舉人。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舉人上書。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342人。總計各省舉人自行上書有31件，共1555人次簽名;另有舉人135人次參加了京官們領銜的7件上書。其中梁啟超也加入了抗議的行業，領銜廣東舉人80人上書。但他的上書只是諸多上書中的一件。

　　那麼，康有為自己記載的熱火朝天的千人大上書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各省舉人在松筠庵的集會是存在的。康有為原計畫召集各省舉人於5月1日至3日在松綺庵連續開會三天，讓大家傳閱、討論自己起草的"萬言書"，鼓動大家在上面簽名，而後於5月4日集體至都察院呈遞。5月1日，來者甚多。但5月2日到松筠庵開會的人已經只剩數十百人了，5月3日就再沒有人到松筠庵去了。舉人的退出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光緒皇帝已經蓋玉璽、批准了條約。當然這也和部分舉人已經上過書表達過意見了、受到了政治壓力、對康有為不信任或不贊同萬言書的主張等因素有關。還有一個現實原因是，考試發榜了!舉人們來北京的主要目的是考試，一發榜注意力馬上就被金榜吸走了，哪還有人關注所謂的上書。其中，多次名落孫山的康有為得中了進士，後授工部主事一職--有人揣測這是朝廷在多事之秋，消除隱患，拉攏著名"持不同意見者康有為"的舉措。

　　至此，所謂的千人大上書夭折了。千人聯署應該在經過大家傳閱、討論沒有異議之後才能簽字生效。可如今連人都走光了(一些第一天同意聯署的舉人還專門派人來告訴康有為，撤回對康有為和萬言書的支持)，聯署的程序都完成不了，更不用說生效了。至於千人同去都察院集體上書的故事更是無中生有。戊戌變法期間出版的康有為年譜第一版和時人的筆記、報刊都表明，千人大上書最後流產了。

　　康有為和後世所謂的一千三百名舉人可能是根據來過松筠庵參加會議的"知單"或簽到簿炮製的。它反映的只是參加會議的人數。有人對這個參會人數也表示懷疑：北京的小四合院能夠容納下一千三百人集會嗎?就算這麼多人在院子裡人壓人擠下了，北風凜冽的冬天還不把人給凍傷了啊?

　　事實上，康有為在沒有人附和後，把親筆寫的萬言書束之高閣。他根本就沒把上書呈遞上去。

　　退一萬步來說，就算康有為拉到了上千人聯署，也拿著萬言書去了都察院，公車上書也還存在一個邏輯上的重大漏洞：當時並不存在阻礙舉人大規模上書的政治障礙。舉國上下，上自慈禧太后，下自販夫走卒，都認為對日和約是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主流政治風氣是批評和約的，那麼上書反對和約，既是"愛國"行為，又是絕對"安全"的舉動。當時朝廷收到的上書很多，來不及重新抄寫(按制，給皇帝的上書要重新謄寫清楚)，就直接送入宮中"御覽"了。都察院收了那麼多上書，為什麼就不收康有為的千人大上書呢?想想上千舉子是多大的一個群體，當中還有本67 科大考的狀元和幾百員進士呢，都察院的辦事官吏膽敢得罪這麼一個大勢力嗎?

　　可見，真正的公車上書過程是以在職官員為主的、有舉人參加的全民抗議活動。在民族危亡面前，多數舉人參加了公車上書。他們的行為發生了一些政治作用。但是康有為所謂的"千人大上書"肯定是不存在的。1895年的春天，康梁二人影響有限，還遠非是某個政治運動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