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近代中國著名政治人物及軍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特級上將、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等職。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時，余南庚在榮民總醫院主持醫療會議，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齡，坐次位的是蔣經國。余南庚匯報，蔣介石心臟恢復正常，肺部有積水現象，體力衰弱。當時，蔣雖已恢復進食，但體重僅四十六公斤，較前消瘦近十公斤。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蔣介石重病剛滿一週年，島內盛傳蔣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間。蔣經國為掃除外界各種謠諑，趁蔣孝勇(蔣介石之么孫)當天在士林官邸舉行婚禮之機，安排蔣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榮總與蔣介石、宋美齡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後，宋美齡、蔣經國挑選出蔣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張，交付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佈，印證蔣介石尚健在。

　　拍照前，隨從人員發現，暫時脫離重病階段的蔣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動能力也尚稱靈活，惟獨右手因纏綿病榻，長年接受注射輸液，肌肉已嚴重萎縮，不僅無力握住把手，更因不聽使喚而頻頻垂落。為不讓人看出蔣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齡外甥女孔令偉命侍從以醫藥膠布，將蔣的右手固定粘綁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時露出破綻。

　　真假遺囑

　　蔣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縮之前，曾掙扎著寫下一幅毛筆字，書謂：「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應該是蔣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興賓館」昏迷甦醒以後的作品。這幅字完成以後，交給了蔣經國，小蔣立即差人框裱起來，掛在自己堂屋內，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審視反省。

　　蔣經國在乃父去世之後，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經如此評說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十六字，付經國保存，此為經國敬謹奉藏先君遺墨最後之一件。先君崩逝，舉世同悲，經國五中哀慟，實所難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讀，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實以此為日不去心徹始徹終之志事，謹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佈於世，誠不知哀涕之何從也。」

　　由是觀之，蔣介石給蔣經國的這十六字箴言，應該就是父親送給兒子兼具公私意義的遺囑。

　　蔣介石於「中興賓館」陷入半昏迷狀態後某日，侍從醫官察覺蔣介石口中唸唸有詞，聲音十分微弱，而且蔣的寧波口音不好懂，侍從醫官立刻請值班的侍從副官翁元。翁元耳朵貼近蔣介石嘴巴，仔細聽了一兩分鐘後告訴醫官，「總統」說的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是否蔣介石意識到自己陷於性命交關，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後遺言?不得而知。

　　據醫療小組的治療報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點過一刻，蔣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後，值班的醫官鄭不非發覺蔣介石脈搏變慢，當即施行心臟按摩及人工呼吸，並注射藥物急救。一二分鐘後，蔣心臟跳動和呼吸恢復正常。四、五分鐘之後，心臟又停止跳動，醫師再施行心臟按摩、人工呼吸及藥物急救，但心臟雖然時跳時停，呼吸始終未能恢復，並三度發生心室性顫動，經過電擊，蔣介石的脈搏、血壓均已無法量出。急救了三個多小時，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蔣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臟猶有微弱跳動。醫師最後以電極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臟，但仍屬無效。宋美齡最後命令放棄急救。醫師宣佈死亡的時間為四月五日晚間十一時五十分。蔣經國觀察急救無效後，當場痛哭失聲，宋美齡則始終力持鎮定，兀自靜坐一旁流淚。

　　從蔣介石醫療報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當晚，蔣介石是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因而最後臨終之際，並未留下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令文書侍從(如秦孝儀)作任何書面遺囑。

　　秦孝儀奉宋美齡急召趕到士林官邸時，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時許，蔣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時了。秦孝儀當時奉宋美齡之命，連夜趕寫一份遺囑，純係檯面上官方版「政治遺囑」，不是真正的遺囑，更不是蔣介石留給親人的「家事遺囑」。

　　秦孝儀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連夜撰寫這份「政治遺囑」。初稿寫就後，送交宋美齡過目，宋美齡特意交代秦孝儀，應再加上一句話，強調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蔣介石的「政治遺囑」開頭即言：「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這份蔣介石死後才「補寫」的遺囑，備受時人爭議的有幾個問題：遺囑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寫的，遺囑的末尾卻寫成「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儀承命受記」，尤其最後那句「秦孝儀承命受記」，被視為畫蛇添足之作，因為，秦孝儀抵達士林官邸已是蔣死後三小時以後的事了，何來「承命受記」?即使是承宋美齡之命，也不合遺囑系記載死亡當事人遺言之通則。

　　侍從人員為此緩頰，認為是參考汪精衛寫孫中山先生遺囑之手法。此說更是不通，畢竟蔣、孫遺囑兩者情況大不相同。汪兆銘為孫文寫遺囑，一是遺囑內容完全系孫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銘本系孫中山屬意的重要骨幹，何況汪氏是在遺囑供黨政要人簽名的區域內，注記「筆記者 汪精衛」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記在遺囑本文內。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經國下令編印的一部紀念文集中，蔣介石這份政治遺囑的「秦孝儀承命受記」及首長簽名字樣，全部不見了，但是「耶穌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內，遺囑日期依舊是寫「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於蔣介石的「家事遺囑」，應該早在其晚年時期，在蔣氏父子及蔣宋夫妻之間，日常生活點點滴滴過程裡，已經作了完整的交代。綜觀而論，真正算得上是蔣介石親自授權的遺囑，還是蔣介石病中，以危顫顫的右手寫下的那十六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在蔣介石最後的日子裡，他似乎冥冥中對清明節感觸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讀那句詩：「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他應當早已體悟，此生功名塵土、榮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遺囑不遺囑，對蔣介石已不是那麼重要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