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抗戰對抗戰的影響:激發了全民族的抗日熱枕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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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抗戰對抗戰的影響:激發了全民族的抗日熱枕

2016年09月28日 戰史風雲 暫無評論 閱讀 58 次

  打擊日偽氣焰

  綏遠抗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對日先後有過淞滬、長城抗戰,每次戰後無一不是以簽訂割地喪權的辱國條約而告終。而綏遠抗戰獲得了既收復了失地、又沒有簽訂任何條約的勝利。日本關東軍原以為晉綏軍不中用,一嚇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顧問,以王英部打前鋒,利用漢人打漢人……蒙古軍督後,作為第二線支援」就可取勝。事實與日軍的願望相反:近萬名偽軍和幾十名日本顧問被殲滅,「大漢義軍」徹底覆滅。此後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綏遠、寧夏地區的日本僑民,撤銷了阿拉善地區的特務機關。從此,日本關東軍也不輕信偽軍了。

  激發抗日熱忱

  其次,激發了全中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各地,「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旺,氣為之壯」 ,各地「自動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後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等,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 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廣大群眾、各階層人士及一些海外僑胞自發參加了「捐萬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綏」等運動,紛紛要求將綏戰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上海日商紗廠的4.5萬名工人為抗議日本侵綏舉行罷工。有人認為「這是『五卅』以來,對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一次打擊」。日本當局也承認,「綏戰使抗日氣氛一度上升」。1936年11月23日天津《大公報》專門配發了著名記者范長江的傑作《綏東戰役中五個民族英雄》。表彰了騎兵師長彭毓斌,旅長董其武,團長張培勳,團長蘇開元。副團長張著 。

  增強抗戰信心

  綏遠抗戰增強了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抗戰信心,誘發了「西安事變」。各地實力派為綏戰抗敵勝利而備受鼓舞。剛剛結束了兩廣事變的李宗仁、白崇禧發表通電,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軍開往綏遠,將廣西軍隊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閻錫山遵其父遺囑,將87萬元的遺產作了援綏款。李宗仁、白崇禧還抗議將抗日七君子監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國志士寒心。」應傅作義之請,宋哲元與韓復矩一度會晤於南宮,商討援綏事項(由於蔣介石的阻撓,宋、韓援綏事未能實現)。

  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西安,東北軍、第17路軍廣大將士普遍喊出了「我們要援綏抗日,收復失地」的口號。東北軍的將士找到張學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們也要自行組織隊伍援綏」。傅作義在綏遠抗戰勝利後成了全國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張學良卻戴著「不抵抗將軍」的帽子。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愛國自尊心。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援綏請纓抗敵書》。1936年12月3日、7日。張學良又兩次向蔣介石哭諫,要求援綏和釋放七君子。蔣介石不同意,還以「沒必要再派軍隊去綏遠,必須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為由,將張痛斥一通。1936年12月9日,西安學生在紀念「一二·九」一週年大會上高喊「歡迎武裝同志援綏」的口號,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的決心。張、楊於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張、楊在著名的通電中申明原因,並指出:「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於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1946年12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人民舉行的西安事變紀念會上講演時指出:「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硬要在日寇進攻綏東之際,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強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但他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由諸多原因誘發的結果。蔣介石拒絕張、楊援綏之請,也是觸發兵諫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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