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超(1906—1941)，抗日烈士，1906年生於廣東興寧。1926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成長為黨領導下上海社聯青年理論家和鼓動家，曾參加聞名全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等。1929年，先後任中共上海滬西區委宣傳部長、中共閘北區委書記，參加社會問題的論戰，捍衛黨的正確路線。在國民黨文化「圍剿」中兩次被捕，出獄後繼續從事革命活動。曾與抗日名將徐向前、朱瑞並肩作戰。 1932 年後，已成為上海社聯的主要骨幹，經常以國際共運研究專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及某些社團發表演講，並參加關於社會性質的論戰。1936 年夏，從上海到達太原，參加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劉子超先後調任華北軍政幹部訓練所所長、華北軍政幹部學校校長、山西抗日新軍太行南區遊擊司令部司令員、晉冀豫軍區第五軍分區副司令員等職，為培訓抗日幹部，發動群眾積極投入抗戰，做出卓越貢獻。1939 年6 月，擔任八路軍山東縱隊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1941年12月，其所在的山東縱隊領導機關被日軍包圍，在突圍戰鬥中不幸犧牲。

　　2014年9月1日，列入民政部公佈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劉子超(1906—1941) 原名起亞，又名蘇華，筆名夢非、王夫、辛民、漆雕華。廣東興寧縣新圩鎮鯉湖村人人。山東省戰工會委員、抗日烈士。1926年入興寧縣立初級中學學習。同年加入該校由中國共產黨興寧縣小組領導的 「讀書會」 ，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劉子超以「煽動學潮，破壞教學」的罪名被學校當局開除。此後，一度進梅州東山中學讀書，因有人告密被捕，後越獄再回興寧，受興寧黨組織的委派，在新圩、水口一帶進行黨的工作，並兼任新圩黨支部宣傳委員。此後，興寧黨組織遭破壞，轉移到上海，更名劉蘇華，入上海藝術大學學習，與「創造社」的成員來往密切，成為學校的活動分子。1929年，到華南大學工作，先後任中共滬西區委宣傳部長、閘北區委書記。先後發表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批判》、《唯物辯證法與嚴靈峰》等文章。1933年，劉子超在上海再次被捕，次年期滿出獄。此後與黨組織失去聯繫。

　　1936年去太原講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到第一戰區政訓處工作，適值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朱瑞作為十八集團軍的代表在那裡任聯絡主任，在朱瑞的幫助下， 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1937年9月開始，劉子超相繼擔任由朱瑞主持創立的華北軍政幹部訓練所黨組成員兼所長、 華北軍政幹部學校校長。

　　1938年4月，以華北軍政干校為基礎， 建立抗日新軍太行南區遊擊司令部， 劉子超為司令員。1939年2月，該部被編為晉冀豫軍區第五軍分區，劉子超為副司令;5月，第十八集團軍總部決定在山東建立第一縱隊，任命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治委員，劉子超被任命為政治部宣傳部長， 6月來山東抗日根據地。10月，第一縱隊和山東縱隊機關合併，劉子超仍任宣傳部長。

　　1940年2月，當選為山東省憲政促進會常務委員。4月組織成立山東省文化界救亡協會，為協會領導人之一。7月，出席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聯合大會，當選為山東省戰工會委員。

　　1941年冬，劉子超隨部隊進行反「掃蕩」。12月11日，在沂南縣上高湖附近犧牲。

　　2人物生平早年經歷

　　1906 年出生於廣東省興寧縣新圩鎮鯉湖村一個農民家庭。在興寧縣中，劉子超參加了轟轟烈烈的愛國學生運動，並經常作為學生代表登台演講，同學們稱讚他是一個「出色的青年鼓動家」。

　　1926 年8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 年，到上海從事地下鬥爭，改名為劉蘇華。他以上海藝術大學學生的身份為掩護，從事革命活動。

　　1929 年，他先後擔任了中共滬西區委宣傳部長、中共閘北區委書記。他很重視馬克思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在一些大學、中學進步學生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撰寫一些理論文章。

　　1932 年後，已成為上海社聯的主要骨幹，經常以國際共運研究專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及某些社團發表演講，並參加關於社會性質的論戰。

　　1936 年夏，從上海到達太原，參加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

　　抗戰時期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劉子超先後調任華北軍政幹部訓練所所長、華北軍政幹部學校校長、山西抗日新軍太行南區遊擊司令部司令員、晉冀豫軍區第五軍分區副司令員等職，為培訓抗日幹部，發動群眾積極投入抗戰，做出卓越貢獻。

　　1939 年6 月，劉子超來到山東，擔任了八路軍山東縱隊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一上任，他便立即投入到緊張的抗日宣傳工作中去。在輿論宣傳方面，他「希望《大眾日報》，首先擔負起引導抗日戰爭正義輿論的責任。其次希望能夠擔負起教育大眾的責任。最後，希望能夠擔負起反漢奸謬論和揭露日寇欺騙宣傳的責任」。當報社領導人請他為報紙撰寫稿件時， 他笑著說：「作為宣傳部長， 為黨報供稿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我剛到山東戰場不久，對情況生得很。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後來，情況熟悉後，儘管工作很忙，他還是利用行軍和戰鬥的間隙，為報社撰寫社論、專論十幾篇。他寫的論文觀點鮮明，說理透徹，通俗易懂，在山東軍民中，起到了積極的教育作用。

　　1939年12 月，在山東省召開的紀念「一二·九」運動四週年大會上，劉子超做了《紀念一二·九與華北青年當前的任務》為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論述了「一二·九」運動的重大歷史意義後，強調指出：廣大青年的重大任務，就是到民眾中間去，做喚起民眾、組織民眾參加抗戰的工作。要廣泛動員千百萬青年，積極參加抗日部隊，參加遊擊隊、自衛團、青救會、職工會、婦救會，進行站崗放哨、偵察警戒，幫助軍隊作戰，打破日寇的政治進攻、經濟進攻等，使廣大青年進一步明確了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責任。

　　1940 年3 月，大漢奸汪精衛投降日本之後，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公開為日本侵華政策效勞。為了揭露汪精衛投降類的醜惡行徑，使人們識破汪精衛的漢奸真面目，劉子超在《大眾日報》上接連發表了《汪逆兆銘賣國事敵的罪惡種種》《駁斥汪逆的偽三民主義》等文章，以大量事實，揭露了汪精衛賣國的種種罪行，從理論上戳穿了汪精衛標榜的所謂「三民主義」的投降實質，動員山東抗日軍民，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口號，同國民黨的反共分裂行為做堅決的鬥爭。

　　1941 年冬，日軍對沂蒙山區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掃蕩」，在隨部隊轉移途中，他仍主動克服各種困難，抓緊一切時機進行宣傳鼓動工作。12 月11 日凌晨，劉子超和部隊十幾名同志轉移至沂南縣高湖村時，與敵遭遇，不幸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