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會戰敵我兩軍傷亡:艱苦激戰後殲敵4000
鄂西會戰是1943年夏季日本第十一軍為打擊中國第六戰區部隊進行的一次進攻戰役,日本機動利用兵力,用各個擊破的戰術重創中國軍隊第六戰區的第29集團軍,第10集團軍和江防軍,將掠獲的大批船隻下行。鄂西會戰歷時月餘,第六戰區以10個軍的兵力抗擊了日軍約5個師團兵力的進攻。日軍沿長江向上遊進攻,第六戰區及友鄰部隊夾擊日軍,殲滅敵軍4000人
日軍戰報
戰後日軍的戰報中,聲稱會戰期間日軍共戰死1025人,戰傷3636人;被打死軍馬499匹,打傷280匹【註:《日軍在支那方面之作戰記錄》一捲上冊P149】。
國軍戰報
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對外宣稱日軍被消滅25,830人【註: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自身傷亡僅1萬多人,取得了空前的大捷。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更是熱情洋溢的說:「敵第39師團、第13師團主力,及第3師團、第34師團、第58師團一部,均先後轉用於宜昌西岸地區。敵酋第11軍軍長高木義人(系橫山勇之誤)親至宜昌指揮,似有一舉攻佔我第一線要塞,威脅恩、巴之企圖。我軍早有周密之準備,我最高統帥並手令江防守備部隊諸將領,明示石碑要塞乃中國之史達林格勒,為聚殲倭寇之惟一良機……當敵開始向我要塞外進攻時,我守備部隊沉著應戰,待敵陷入我之圈內,將其全部殲滅,故八斗沖、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戰鬥,屢次進犯之敵,均無一生還。敵第39師團主力及第34師團之一部,幾全部被我消滅,而由偏巖竄占木橋之敵,亦被我消滅大半……所獲戰利品,亦堆積如丘……,此次進犯之敵,總兵力約達十萬之眾……其結果只贏得數萬具屍體無言凱旋,戰馬無辜犧牲於戰場者亦達三千餘匹……」【註: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P133】。
戰後,陳誠點名表揚軍長方天,和師長胡漣,並擬升二人為任江防軍副總司令和18軍副軍長【註:《總統府機要檔案-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等呈鄂西會戰行獎懲電》】。1943年參加鄂西戰役中,七十四軍經石門對湘北松滋縣敵人側背攻擊,並截斷敵人之交通,此次會戰結束後,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仍兼七十四軍軍長[3] 。
有一種說法是:到了1988年,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突然改口,承認第6戰區部隊在這次會戰中戰死23550人,負傷18295人,失蹤7270人,俘虜日軍88人;日軍死傷3500餘人。其承認的陣亡數加失蹤數正好等於日軍點獲的國軍遺體數目。但據筆者查驗,據台灣國防研究院編寫的《抗日戰史》第20章第188頁對鄂西會戰的描述來看,台灣國防研究院否認了上述說法,其堅稱「敵軍並未達成擊毀我軍戰力之目的,反被國軍予以重大消耗」,其稱「我第六戰區,自戰爭開始,即依照預定計畫,作有部署之撤退,待到達石牌要塞,資邱南北線上,轉移攻勢。日軍倉皇撤退,遺棄軍資械無數,人馬傷亡五千眾,是則敵人擊毀我軍戰力並未達成而反被消耗。」【註:台灣國防研究院《抗日戰史》第20章P188】。另外,蔣緯國也否認了上述國軍野戰軍被擊破的說法,與台灣國防研究院的表態基本一致。這個「人馬傷亡五千眾」,台灣國方研究院也說了,是依據日軍資料而來,且其並未公佈國軍戰報。
還有一種說法是:抗戰時任第18軍參謀長的趙秀昆在《從運用檔案、回憶錄想到的》一文中提到:「1943年5月……下旬,(日軍)向長江南岸的18軍防守的石碑要塞進攻。六戰區盡其所有兵力增援18軍,但未能阻止住日軍攻勢……蔣介石急令六戰區留11師固守石碑要塞,其餘均後撤到茅坪、野山關一線,組織新的抵抗。18軍18師在撤退中發現日軍已經趁夜全線撤走,向軍長方天報告……」等等。但這種說法是在偷換概念,國軍防守石牌的是第11師,不是18師。18師撤不撤,與堅守石牌的第11師沒有任何關聯。國軍第11師一直堅守在石牌,堅持到最後沒有撤退過,其他部隊比如什麼18師的,那是其他部隊的事,他們的撤退與否不妨礙11師的堅守。
1943年6月15日,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向重慶拍發了一封密電:「……是役敵傷亡約3萬,死屍纍纍可數,傷斃騾馬3千餘頭……我傷亡自濱湖作戰至鄂西會戰約4萬餘人……」【註:《總統府機要檔案-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呈作戰情形電》】由此可以明顯看出,出於宣傳需要,事後軍令部對外公佈的戰報縮小了傷亡數字。戰後中宣部接待前線記者時,長官部雖表態能從三斗坪調2名俘虜與記者見面,但最後一名俘虜都沒有拿出【註:總統府機要檔案-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呈外籍記者對鄂西會戰映像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