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甲午戰爭謎團:方伯謙死的到底冤不冤?
甲午戰爭中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謎,很多至今在史學界仍無定論,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方伯謙。正史記載,「濟遠」號管帶方伯謙是個貪生怕死的傢伙,黃海海戰中,方伯謙謊報軍艦多處損壞,率艦逃走,由於逃跑倉促,還撞到了已經擱淺的「揚威」號戰艦。李鴻章一怒之下上奏朝廷,方伯謙被斬首,死時僅有41歲。然而,對這樣一位「逃兵」,在他死後,卻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說法,包括方氏後裔在內認為,方伯謙作戰勇猛,率艦退出戰鬥僅是出於戰術考慮,他只是李鴻章、丁汝昌為推脫失敗而找的替罪羊。
至少從履歷上看,方伯謙是個標準的海軍高尖端人才,絕不是什麼酒囊飯袋。方伯謙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州),父親是個私塾先生。方伯謙自幼好學,15歲時便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成為這個中國近代海軍人才搖籃的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後,方伯謙進入海軍,從基層幹起,隨艦巡行沿海各處。光緒二年(1876),方伯謙被選為留學生,進入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學習四年。歸國後歷任「鎮西」、「鎮北」炮船、「威遠」練船管帶。1885年,調管「濟遠」號。一路高昇為北洋水師的骨幹戰將,方伯謙靠的畢竟是實力。早在英國留學期間,方伯謙就是同學中的佼佼者,據駐英公使郭嵩燾回憶,那批留學生中,平時最愛侃侃而談的,除了後來成為翻譯家的嚴復,就是方伯謙。外國教員也評價方伯謙是「水師中聰明諳練之員」。除了學習能力,方伯謙的實戰經驗也很豐富。朝鮮「甲申政變」後,丁汝昌率艦隊赴朝,方伯謙指揮威遠號隨行,在這場事關清國榮譽的事件中立下功勞,李鴻章奏請為其邀功,方伯謙也隨即成為新購巡洋艦「濟遠」號管帶。
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後,丁汝昌派「濟遠」、「超勇」二艦護送葉志超、聶士成軍赴牙山,以「濟遠」方伯謙為隊長。後來證明,東學黨起義成為甲午戰爭導火索,牙山戰役亦成為甲午第一站,將運送兵員的重任交於方伯謙,足見對其的重視。事實上,剛一到朝鮮,方伯謙便已預料到這場戰爭的嚴峻性,他立即給李鴻章上書,提出聚艦迎戰,添置快艦等建議。但戰事風雲變幻,書信剛剛送上,戰爭便一觸即發。但歷史是殘酷的,雖然學歷和履歷無可厚非,方伯謙在甲午海戰中的不堪表現,卻徹底把他葬送。然而,時過境遷,誰都沒親身經歷過當年那場海戰,方伯謙表現如何,只能通過史料去瞭解,真真假假,多半只能揣測。我們只知道,把方伯謙的脖子推到刀刃上的是李鴻章的一封奏折:「查十九丑刻,濟遠先回旅,據稱船頭轟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茲據丁汝昌查明,致遠擊沉後,該管駕方伯謙即先逃走,實屬臨陣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這封奏折一上,方伯謙第二天就被砍了腦袋。
李鴻章的奏折既是處決狀,也是正史的蓋棺定論,一言既出,方伯謙立即成了人人唾罵的「逃兵」。然而,方伯謙究竟如何「臨陣退縮」,北洋水師並沒有拿出詳細的調查報告,方伯謙之死亦不是「法辦」,只是「聖意」。這就為日後方伯謙的「翻案」提供了空間。據說,方伯謙在旅順黃金山被殺後,其夫人在北洋水師閩籍官兵及眷屬的協助下,穿了一件繡有一百個「冤」字的長袍,千里迢迢赴京告御狀,口口聲聲稱其夫是被「冤殺」。事實上,方家投身海軍的不僅方伯謙一人,據統計,方氏家族三代先後有10人服役於中國近代海軍,且多有成就,堪稱「海軍世家」。方伯謙之死無疑讓這個「海軍世家」蒙羞,因此家族後世無人認可方伯謙是逃兵的定論。
方伯謙無罪的三個「證據」
那麼,方伯謙無罪的證據呢?「濟遠」號的作戰記錄已經徹底被丁汝昌推翻,只能尋找旁證。第一個證據是一件「血衣」。據說方伯謙夫人上京喊冤時手裡一直攥著一件血衣,這件血衣是「濟遠」號大副沈壽昌的腦漿鮮血所染,當時,方伯謙就站在他身邊,親眼目睹了手下的慘死。衣服都被血染紅了,方伯謙還能是怯場的逃兵嗎?這件證物百年間被方伯謙後人反覆提及,以證方伯謙的勇武。第二個證據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聞》一書,作者署名「冤海述聞客」。該書陳述了甲午海戰中的大量「內情」,其中多處提到方伯謙,為其冤死鳴不平。比如,書中寫道:「嗟乎!濟遠船回時,不察情形,不經審訊,強加罪名,置之死地。獨不思濟遠受傷大小七十餘處,炮械壞不堪用,陣亡者七人、傷者十三人,皆有案可稽耶?且各船得回旅順者,其陣亡受傷尚不及濟遠之多,濟遠非逃,不辯自明。況當超勇、揚威焚,致遠、經遠猶在陣攻擊,眾目共睹,而督船為全軍平日所屬,既無號令,又去其旗,牽動大局,果誰致之?」
第三個證據1981年在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發現的《盧氏甲午前後雜記》,該書作者系黃海海戰親歷者盧毓英。該書也提到「濟遠」作戰勇猛一事,「致遠既覆,超、揚既火,廣甲尤膽落,急返棹而逃。……濟遠當敵之沖,迎擊既久,炮多炸裂傾倒,無以應敵,於是亦逃。三樣證據最終都指向一個觀點,方伯謙之死無關戰爭,其率艦撤離是戰術考慮,完全無可厚非,但當時北洋水師在戰場上連受重創,李鴻章、丁汝昌為轉移注意力,拿了方伯謙做替罪羊,頗有點曹操殺糧官王垕的意思。質疑:「方伯謙無罪論」恐為杜撰但對於方伯謙無罪的這些證據,史學界褒貶不一。首先,「血衣」之證很難說明什麼問題。一些史學者認為,不屑說是否存在這件「血衣」,即使存在,其情雖動人,卻很難說明什麼問題。衣服上的血也不是方伯謙的,只能證明大副沈壽昌死得壯烈。也許,方伯謙正是親眼見到戰友死的如此駭人,才魂飛魄散,撤退保命。
其次,《冤海述聞》雖然字字擲地有聲,但卻很難作為標準史料參照。「冤海述聞客」的身份無法確定,有人憑借其描述內容的身臨其境猜測,該書作者必是方伯謙的貼身隨從,所以可信度很高。但也不排除是有人委託寫手,根據當時北洋海軍的艦航海日誌等資料或講述的故事,再收集一些當時報刊報道和官方文書(邸報等)捏合而成。且書中多處說法也不能盡信,比如書中提到戰艦撤退的原因是「炮械全壞,無可應戰」。但根據戰後統計,黃海海戰中,「定遠」、「鎮遠」、「靖遠」、「來遠」等艦中彈皆超過百發,「濟遠」的中彈數卻只有區區15發。有論者據此質疑:「來遠」中彈225發,尚能夠堅持戰鬥到底,「濟遠」為何不能呢?最後,《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的作者盧毓英雖然親歷了黃海海戰,但他當時的工作場地主要在艙內,根本沒有機會觀測到戰場上的真實情景,且其所言大部分都引自《冤海述聞》,真實性尚且存疑。因為史料無法統一,多數史學者仍然認為,對方伯謙的評價目前還是「維持原判」較好,至於其是否在海戰中真的恪盡職守,甚至勇猛無畏,只能等待更多研究成果和史證出來,才能下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