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人知的諜戰:滇西對日情報戰
情報戰,素以隱秘殘酷著稱。《1944:松山戰役筆記》一書中,作者為我們真實地還原了中國遠征軍與日軍的情報戰交鋒。真實的情報戰雖不及影視作品中那般高潮迭起,但慘烈的往事與時間一紙相隔的力道,依舊攝人心魄。
1942年5月,中國遠征軍敗退怒江東岸後,重慶軍委會軍令部對於滇西日軍敵情曾作錯誤判斷,認為沿滇緬公路追擊的日軍不過是臨時編成的快速部隊i,最多不過二三千人,孤軍深入必不能持久。因此,於5月13日下令讓第11集團軍反攻騰沖、龍陵,想把滇西失地奪回來。第11集團軍於22日渡江後打了5天,遭到日軍猛烈反擊,毫無進展。28日,第71軍第88師第264團在松山至龍陵間公路擊斃日軍第113聯隊第2大隊大隊長入部兼廉少佐,從其圖囊中繳獲日軍第56師團作戰計畫及地圖一張,這才知道第56師團全部都在滇西,分設騰北、騰沖、龍陵、臘猛(松山)、芒市、新濃6個守備區,師團部及直屬部隊駐芒市,兵力約為1.5~2萬人。文件迅速上報,蔣介石遂於31日下令停止攻擊,將主力部隊撤回固守東岸,留少量兵力在西岸打遊擊。這樣,在滇緬公路上的戰爭,演變為隔怒江對峙的局面。
國民黨軍高級將領後人方知今(其父為國民黨第79軍軍長方靖中將)在其《中國遠征軍——血戰滇緬印紀實》一書中說:中國遠征軍與日軍第56師團隔江對峙的2年,可分為3個時期:第一階段是宋希濂率第11集團軍進行防守,做出了一定貢獻;第二階段是陳誠任期內,主要是接受美械裝備和訓練,無其他作為;第三階段為衛立煌上任後,已經迫近反攻,只能積極加強戰前準備。3個階段的領導人各行其是,卻有2個共同的疏漏:第一,眼睜睜看著松山日軍進行陣地工事建設,沒有進行干擾活動;第二,對日軍松山的防禦措施沒有進行充分的偵察。 在反攻準備階段,宋希濂於1942年在大理開辦的「滇西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及一年後在昆明成立的「軍委會駐滇幹部訓練團」,均開設有諜報工作班,選拔當地青年,培養了一些情報骨幹。後來,組成電報小組,派遣到敵後搜集情報。然而,由於滇西群眾長期以來對滇系國民黨駐軍胡作非為印象惡劣,對遠征軍缺乏瞭解和信任,處於對立狀態,工作很難開展。獲取有價值的情報,往往靠一些偶然性因素。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幾件事:
1943年,遠征軍司令長官部直屬諜報組周炎涵少校一行,在騰沖以北的江苴街活動時,得到一位自稱是教書先生的中年男子的主動幫助,提供了一個練習簿,詳細記載著騰沖淪陷以來的詳情,包括日軍部隊番號、兵力、裝備及城內外工事位置、強度等重要內容。這是對騰沖方向取得的一份重要情報,提供者是一個愛國知識分子,未留下姓名。此外,時任騰沖縣政府民政科長、國民黨騰沖縣黨部書記長的李嘉祜於遠征軍反攻前20天,向保山第六區行政公署呈報了一份《騰沖敵情報告書》,較詳盡地反映了日軍在騰沖的軍事、政治等情況,亦有一定參考價值。
在龍陵縣鎮安街,一位原從事滇緬公路養護工作的愛國青年餘在海,主動參加了第71軍情報隊,並發展幾位好友建立了一個情報組。後來,還配合日軍建立了鎮安區公所,以這一合法身份掩護遠征軍情報組活動,搜集了一些重要的軍事情報。1943年端午節前的一個深夜,根據余在海送出的一份重要情報,遠征軍第87師第259團第二營第六連杜伯章、屠伯豪遊擊組,在鎮安街東北雷家寨附近伏擊了日軍一輛汽車,擊斃日軍7名,繳獲機槍一挺、步槍數枝及部分彈藥、文件,在日軍中引起很大震動。1943年11月18日,由於叛徒張五九、漢奸張歲春等告密,余在海、張德周、趙金開、張小貴4人被日軍龍陵行政班和憲兵隊誘捕,在嚴刑拷打未取得口供的情況下,以繳獲到的一封密信為依據將4人殺害,割下人頭用鹽醃過,懸掛在鎮安小學門口的照壁上示眾。同時,還秘密殺害了他們的8位親屬。此事在當地影響較大,此後遠征軍利用當地群眾搜集情報日益困難。
第71軍軍長鍾彬在戰後所作的《龍陵會戰》總結中,道出了當時搞情報之難:「第71軍駐保山,為了騰龍以至臘戍之情報,非得人民之助,用重賞徵求不為功。雖兩年餘來,對敵軍裝備、工事位置、強度及敵軍動態,尚能熟悉預知,但已至感運籌此種經費之苦。尤以諜報工作本身,因知識過低及技術未精,每為敵間所利用而不自知。」鍾斌在這裡道出了「國軍」搞情報的最大特點和難處:得靠重金贖買,這筆經費很難籌措;同時,還免不了被「雙料間諜」利用。他舉了一個例子:據戰後調查,在龍陵附近的小猛柳鄉,遠征軍從集團軍到師級情報單位,在那裡佈置了5部電台,但遠征軍想不到的是,日軍在那裡也秘密安置了一個情報組,同受那個鄉的保長保護,簡直就是敵我雙方的一個情報交換所!這個保長兩頭得好處,自在地當起了「雙料間諜」。鍾彬為此感歎,「故敵對我遠征軍之行動及國軍內容,頗為熟悉,此乃無可諱言之事實。」
方誠歸納遠征軍情報工作不利的原因,認為「敵軍威迫我生活無依、缺乏愛國思想的同胞,不願為而又不得不為者,予以訓練,給予優待,有組織有計畫地搜集我軍情報。我軍對情報,雖也重視,因待遇太低,通信聯絡困難,實在難能如願。」
在自己的國土上搞情報還主要依靠重金贖買政策,還經常遭「雙面人物」欺騙,抱怨「待遇」和「通信聯絡」這些客觀條件,這事情要被共產黨、八路軍知道了,不知當做何感想!日軍在華北搞「治安戰」,軍事力量遠比國民黨弱小的共產黨何以能打破「囚籠政策」,在日軍無數次「鐵壁合圍」的大「掃蕩」中生存發展,廣泛發動群眾、注重情報工作無疑是重要因素之一。要靠掏錢來買,共產黨肯定出不起大價錢,他們有自己的辦法。抗日根據地自不必說,即便在淪陷區,即日軍所謂「治安區」,也到處有八路軍的情報網絡;對「雙面政權」的利用,更是我得之實、敵得之虛。美國《時代》雜誌派遣中國的記者白修德(西奧多·懷特)1944年訪問延安後,評價八路軍情報工作說:「他們的通信聯絡網是初級的,依賴從淪陷區割來的電線,或是從日本人佔領的城市裡走私來的零件裝配的無線電報機。但他們的情報工作卻令人刮目相看:他們準確地掌握日本師團的戰鬥序列;敵人的通信網絡;佔領區的發射頻率等。他們的情報工作可達到日本各級陸軍將佐的書房,可依能力、出身、劣跡和合作態度對蔣介石的將軍們分門別類。」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撰的《華北治安戰》一書則感歎:「中共掌握農民大眾之方法極為巧妙,已在華北各地施行,此點,日本望塵莫及。」
在滇西淪陷的2年裡,在民國元老、時任雲貴監察使的李根源及愛國士紳、騰沖「偽縣長」張問德等號召、組織下,也做了大量群眾工作,在徵糧、派夫、築路等方面為配合反攻作戰作出了較大貢獻。但其性質仍屬於民間精英人物領導的官方救亡路線,無法與共產黨廣泛動員群眾、加強敵後政權建設的效績相比。講國民黨片面抗戰、不重視發動群眾,反映在軍事上,這個細節可為註解。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兵家最不瞭解的地方,正是要付出最大代價的地方。無論是鍾彬、宋希濂還是衛立煌,他們在滇西戰役中最不能釋懷的戰場,必然是他們在開戰時才開始熟悉的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