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簡介：宋神宗趙頊(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本名趙仲針，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謚號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英宗趙曙長子。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國公;後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受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1064)進封穎王。治平三年立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為神宗，時年20歲。

　　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後，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即位後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由於改革操之過急，不得其法，最終失敗收場，不過神宗還是維持新法將近二十年

　　熙寧變法與新舊黨爭

　　神宗即位後，對北宋積貧積弱深感憂心，而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即位後命王安石推行變法，振興北宋王朝，是為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稅、保馬等新法相繼出籠。新法幾乎涵蓋社會的各個方面，惟操之過急，利弊互見。北宋學者陸佃說：「造元豐間，積票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當時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7億畝，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

　　但是變法受到守舊派激烈的反對，朝中的司馬光、范鎮、趙瞻紛紛上書陳述對新法的不滿，司馬光與呂惠卿為了青苗法在皇帝面前爭辯，新法維持了將近二十年，直到司馬光盡罷新法為止。此一時期，面臨朝廷和後宮的雙重阻力，神宗受到的打擊可想而知，高太后更是對神宗說：「王安石是在變亂天下呀!」，岐王趙顥也從旁勸說神宗應該遵從皇太后的懿旨，神宗心煩意亂，怒斥歧王說「那你來當皇帝好了」，岐王誠惶誠恐，失聲痛哭。

　　與西夏的關係

　　時值夏惠宗在位，母黨梁氏專權，西夏國勢日非，圖一舉殲滅羌夏。王韶在慶州(今甘肅慶陽)大破夏軍，佔領西夏二千里土地。不過後來在永樂城之戰中慘敗，「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滅夏之舉未能實現。事後，宋神宗在朝中當眾痛哭。他有抱負，勵精圖治，想滅西羌，惜壯志未酬，於元豐八年抱憾而歿，得年37歲。其子宋哲宗親政後，竭盡所能完成父親遺志。

　　啟用人才

　　據《宋史》記載，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當太子時就喜讀《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 一世一生文章網

　　神宗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至治平二年(1065年)虧空已達1570多萬。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困乏之際，神宗沒有氣餒，力圖「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表現出「勵精圖治，將大有為」，「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的政治氣概。

　　趙頊在即位之前已聞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負和才能，並「由是想見其人」，因此即位不數月，就讓王安石出任江寧知府。幾個月後，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寄以治國安邦的厚望。神宗對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滿。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本該輔佐新帝，有所作為，然而見神宗提拔新人，卻堅辭相位，出判相州。神宗問：「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韓琦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表明了他反對王安石執政的態度。

　　元老重臣富弼在罷相位時，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薦了文彥博。對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對，或以默然置之，堅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當朝大臣如參知政事吳奎、御史中丞呂誨、參知政事唐介、侍讀孫固等也都以王安石「護前自用」、「論議迂闊」、「狷狹少容」等為理由，極力反對王安石為相。面對種種阻撓，神宗不以為然，力排眾議，於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果斷地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委以重任，從而揭開了變法圖治、富國強兵的序幕。

　　推行新法

　　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還特命設置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神宗聽從王安石的推薦，進一步起用了呂惠卿、章敦、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這些人都有一定的實際才幹，對於協助王安石擬定和貫徹新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變法的過程中，神宗以君權的力量，保證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寧二年，新法逐漸出台、實施，但是馬上遭到朝內外一批守舊勢力的攻擊。他們不僅從新法的內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紛紛面前，神宗雖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至於學術、道德上的爭論，神宗則認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他講求道德與功名並重，對守舊勢力反對變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甚為反感。

　　在王安石的解釋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張，並繼續支持新政。在王安石與守舊勢力的鬥爭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後罷退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如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穎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鏐、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出彥博守魏」。相反，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權力，於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