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之際，中國的外交界卻出現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當南京國民政府孫科內閣決定遷往廣州，並且照會各國使館也跟隨政府遷往廣州時，一向與國民政府親近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及其使館的主要工作人員並沒有離開南京，只是派出了一小部分工作人員隨國民政府遷往「臨時首都」廣州，而一直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蔣介石視為中共「後台」的蘇聯卻遵照國民黨政府的建議，指示其駐華大使羅申將大使館隨同國民政府一道遷往廣州。

　　諸說紛紜的解釋

　　對於蘇聯大使館為什麼會跟隨國民黨政府南下廣州，而不是在南京等候與中國共產黨的會合，歷來史學界存在著多種說法。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蘇聯大使館南遷廣州完全是為了「不給美國武裝干涉中國以借口，是打算以自己的行動帶動其他國家的外交使團撤離長江一線，為解放軍南下排除外交障礙，是為了防止美國以保護在華利益和美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名進行軍事冒險」;另一種相反的觀點則認為，蘇聯大使館南下廣州是完全為維護蘇聯的國家利益而採取的外交行為，主要是為了維持雅爾塔協定之後蘇聯在中國所取得的利益。

　　隨著俄羅斯政府相關檔案的解密，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也日趨明朗化，但是至今也沒有形成定論，仍是一個尚待破解的外交之謎。

　　人民解放軍飲馬長江，國民政府敗逃廣州

　　1949年，南京城已經是危如累卵，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已經取得了三大戰役的偉大勝利，消滅了國民黨的主要武裝力量，基本肅清了國民黨在長江以北的勢力(除新疆、甘肅等少數省份還未解放)。此時人民解放軍陳師百萬、飲馬長江，隨時準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當時的國民政府早已人心渙散，雖然有長江天險以及海軍和空軍的絕對優勢，但腐敗的政府對自己的軍隊早已失去了信心。呆在南京城裡的每一個官員都知道南京是守不住的，而現在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便是將首都遷往廣州--這個曾經是國民黨發家的地方。1949年1月l8日，國民政府通知各國駐華使館，政府將在21日由南京遷往廣州，並要求他們一同前往。蘇聯政府答應了這一要求。蘇聯大使羅申遂率領使館的大部分人員於l月30日和2月2日分兩批遷到廣州，其餘21人在參贊什巴耶夫領導下留守南京。捷克和波蘭等使館隨同蘇聯一起行動。但美國國務院卻訓令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繼續留在南京，採取「觀望」政策，派公使銜參贊克拉克前往廣州。其他西方國家也效仿美國，將他們的駐華使節留在南京。 蘇聯計畫落空，國民黨希望破滅。

　　蘇聯駐華使館到達廣州後，同國民黨中央政府及地方當局官員保持著類似以往的外交接觸。對於國民黨政府來說，他們最希望蘇聯大使館能在蘇聯政府的授意下，積極推動國共之間和談，以推遲其失敗的步伐：而對於蘇聯政府來說，將蘇聯大使館遷往廣州，無非有兩方面的事情要做，即繼續與中國共產黨秘密保持聯繫以及繼續與國民政府就新疆地區的經濟貿易進行談判，以期獲取在新疆地區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雙方如意算盤都沒能得逞。面對國民政府的協調請求，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這樣回答：「中國國內衝突的和平談判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應當排除任何外國干涉中國內政是最好的。蘇聯人民從自己的方面願意看到在中國盡快實現和平。」儘管蘇聯駐華使館由南京撤至廣州。但由於國民黨政府正處於逃亡和大撤退時期，因此使館在廣州同國民黨方面的接觸也極其有限。到5月31日，也就是在上海解放後，羅申低調地由廣州返回莫斯科，以至於在廣州的國民黨媒體對此也未做相關報道。

　　羅申離開廣州後，使館一切事務均由公使瓦西科夫負責。l949年6月間，廣東和香港媒體紛紛報道國民黨政府將在近日由廣州撤離到重慶的消息，這令蘇聯駐華使館再次感到恐慌。為證實這一消息的可靠性，瓦西科夫求見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西亞司司長卜道明，卜道明回答說：「政府的確通過了遷至重慶的決定，現在已向那裡搬遷各種政府機構，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佈上述消息，這主要取決於軍事形勢的發展。」

　　6月11日，即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見面的第二天，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向瓦西科夫做了如下通報：「鑒於戰線向廣州逼近的危險，政府決定將主要部門和行政院遷至重慶。這些機構的撤離已經正式開始，但廣州仍作為政府所在地保留。政府宣佈撤至重慶只是在軍事行動方面對廣州造成直接威脅的情況下進行。」

　　經請示莫斯科，瓦西科夫決定帶領一部分人員隨廣州政府西遷，但由於重慶方案未得到落實。蘇聯駐華使館也就沒有再離開廣州。蘇聯使館由南京撤至廣州期間，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同蘇聯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保持著平穩的關係。儘管國民黨方面對蘇聯支持中共的做法一直不悅，但彼此心照不宣，也未提出過正式的反對意見。但在劉少奇使團秘密訪問莫斯科期間，蘇聯政府同中共領導的東北人民政府簽訂的為期一年的貿易協定，還是令國民黨政府感到憤怒。

　　8月6日，國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長葉公超約見蘇聯駐華使館公使瓦西科夫並就上述事件提出抗議。葉公超指出，中國政府從來都是本著維護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立場，並最後請瓦西科夫盡快將照會內容轉告蘇聯政府。瓦西科夫表示，他立即將照會的內容和部長的口頭聲明轉告莫斯科。但蘇聯方面明知理虧，遂採取迴避問題的辦法處理此事，對上述照會一直保持沉默，不予回答。這種沉默一直保持到l949年10月2日蘇聯同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係。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改變了蘇聯同中國國民黨政府外交關係的命運。在宣佈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同時，蘇聯政府同時宣佈與閻錫山領導的國民黨廣州政府斷絕外交關係。蘇聯政府的這一外交舉動完全激怒了國民政府。10月4日，葉公超約見瓦西科夫，向其宣讀了國民黨政府對蘇聯政府照會的答覆，指責蘇聯方面違反l945年條約，應對外交關係的破裂負全部責任。

　　面對國民黨方面的指責，瓦西科夫保持沉默，不發表任何意見。10月5日，國民黨政府照會的內容被刊登在廣州的報紙上。由此，蘇聯政府同國民黨政府徹底地斷絕了外交關係。由於蘇聯政府已經與國民黨政府斷絕了外交關係，那麼，蘇聯駐廣州的大使館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為此，蘇聯大使館的人員撤離廣州一事也就成為了當務之急。儘管葉公超在同瓦西科夫會面中答應將為蘇聯使館人員撤離提供幫助，但在具體辦理過程中，國民黨政府方面卻要求蘇聯使館人員撤離應在莫斯科國民黨政府外交人員撤離之後。

　　因為國民黨政府駐莫斯科使館的外交人員不想去北京，而是想去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意圖很明確，就是要把蘇聯駐廣州大使館工作人員作為人質，保證國民黨外交人員能順利返回台灣。蘇聯使館人員30人，包括兒童和家屬在廣州經歷了為期一周足不出戶的漫長等待，甚至連生活食品都是由廣州當地的俄華後裔葉夫達季莫夫幫助購買的。

　　到1949年10月10日。蘇聯使館人員終於獲得了離境簽證。但好事多磨，英國駐廣州總領館卻以香港當局擔心蘇聯船隻通過珠江口時會遭到士兵和海盜的襲擊為由，拒絕向蘇聯使館人員發放中轉香港的簽證。為此，蘇聯政府通過外交渠道與英國政府取得了聯繫，請求其迅速發放其使館人員通過香港中轉的簽證。

　　蘇聯政府的請求很快得到英國方面的響應。l949年10月12日，英國駐廣州總領館不但向蘇聯使館全體人員發放了外交簽證，而且派卡車將使館人員送到廣州白雲機場，再由那裡乘飛機至香港，與前來接應的蘇朝聯合船務公司船隻會合。蘇聯使館人員在前來接應的船隻上等待數天後經南中國海，在渤海海面開始了漫長的航行。由於對途中的情況估計不足，輪船在航行中煤和水等供給材料短缺，輪船及使館人員被迫在大連稍事休息後繼續前往天津。

　　由於當時天津港沒有能力接納3000噸噸位的輪船，所以輪船最後只好停泊在海河出海口6公里處的塘沽新港。在塘沽新港，蘇聯使館人員直接換乘等在那裡的火車，於1949年10月30日，即新中國成立後的第30天安全抵達了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北京。

　　蘇聯大使館南下廣州這一歷史事件已經過去60年了，在這60年裡，中蘇(俄)關係一直是新中國對外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蘇(俄)之間既有對抗也有合作，歷史已經證明雙方只有合作才能共同發展，而對抗只能使雙方受到更大的損失。在新中國成立60週年之際，我們相信在新的國際環境背景下，中俄之間一定會吸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使得中俄關係朝著更加健康、和諧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