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28年後，李濟深與蔣發生矛盾，蔣邀李南京面談。李濟深恐遭蔣暗算，到上海面見張靜江，問他怎麼辦?張說「蔣欺軟怕硬，若膽怯不去，今後更難出頭，還是應當去南京」，並邀吳稚暉權且充作保鏢同往南京會蔣。

　　1916年陳其美討伐袁世凱失敗、被袁所殺之後，蔣就把張靜江作為有錢、有義、有實力的依靠，事事言聽計從，對其尊重有加。但這種依靠，在1927年1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舉行世紀婚姻以後便發生了變化。蔣攀上了孔、宋兩家，能夠從孔祥熙、宋子文手中得到足夠的財力支持之後，他對張靜江的那種「依靠」也就顯得並不那麼重要了。張靜江在蔣心目中的地位也開始下降。而張卻不以為然，仍以盟兄自居自行其是，不受蔣的節制，因而時有摩擦、頂撞之事發生。

　　有經濟頭腦的張靜江，一心想按孫中山遺願搞經濟建設，蔣卻熱衷剿共、消滅異己。正是這種政見差異和不同主張，導致了蔣、張之間的矛盾加劇。

　　1927年，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全國建設委員會委員長。就在修建鐵路一事問題上，他與蔣時常發生衝突。蔣出於剿共需要，主張先建杭州至南昌鐵路，並以路權向德國人借款，一次建成重軌;張卻從「發展地方經濟」的角度考慮，主張建浙江境內及周邊鐵路，並由他親自出面向國內銀行借錢，只建輕軌。按他測算，建輕軌成本低，可在短時間內收回。於是，他置蔣的主張不顧，便下令開工修建，令蔣介石大為惱火。

　　1928年後，李濟深與蔣發生矛盾，蔣邀李南京面談。李濟深恐遭蔣暗算，到上海面見張靜江，問他怎麼辦?張說「蔣欺軟怕硬，若膽怯不去，今後更難出頭，還是應當去南京」，並邀吳稚暉權且充作保鏢同往南京會蔣。到南京後，蔣就將李軟禁於南京附近的湯山招待所。為防蔣對李下手，張與李濟深形影不離，同居一室，若張有事離開，也要等吳稚暉來後才走開，如此兩人交替陪同約有一年時間，使得蔣無法對李下手。蔣深惡李濟深，本想借此機會下手，不料張靜江來這一招，更加令蔣記恨，要找機會報復。

　　不久，浙江嵊縣發生一起土匪劫富案件。蔣介石便以此為借口，在國民政府「紀念周」例會上，對身為浙江省主席的張靜江大加批評，隨後又將「訓令」轉給各報發表。張見報後說：「要我辭職，何必玩這種手段!」隨即張以出國就醫為由提出辭職。秘書代辭呈時寫成「請辭本兼各職」，張一看便對秘書正色道：「我只辭省政府主度的行政職務，建設委員會是做建設的，我堅決不辭，除非他撤我的職。」張要見蔣，蔣借口推延，讓張等了很長時間。蔣開始疏遠、冷淡張靜江了。

　　接著，在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一議案稱：「建設委員會應將所屬各部主管的事業，交由各部接管。鐵路交鐵道部管，電廠交電力部管。」這明顯是針對張靜江的，建設委員會的職權大大削減了。

　　1931年10月，又成立以宋子文為首的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實際已名存實亡了，以後乾脆歸並給資源委員會了。

　　1935年張靜江鬱鬱寡歡之中遁入空門，以吃齋念佛打發時光。他的落寞，是他的經濟思維與蔣政治主張發生的直接碰撞，或者說是他們之間那種彼此都不負於對方的強硬。

　　然而，與張靜江不同，黃郛的落寞並不是與蔣的政見分歧，而是在湍急的對日外交漩渦中身敗名裂造成的。

　　1927年8月，黃郛隨蔣介石進退，但辭去上海特別市市長一職後，便在莫干山置購房產，過著脫掉烏紗高臥其間的隱居生活。

　　1928年1月，正值中日關係緊張之時，蔣介石復出重掌大權，又邀黃郛出山。黃郛經不住蔣的一再敦請出任外交部長。1928年5月2日駐濟日軍尋釁向中國軍隊發起攻擊，恣意屠殺中國軍民，製造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

　　面對此種局勢，蔣介石只想與日妥協，讓黃郛與日談判。但黃的背景、日本情結以及與蔣的特殊關係，都使黃對濟案的處理無法強硬起來，結果受到公眾強烈譴責。而蔣卻在這時候說，「膺白外交辦理失敗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滿意」。即於5月20日致電黃郛：「請兄暫行辭職。」蔣之態度完全出乎黃的預料，其中大有推卸、責怪之意。5月22日黃郛復電蔣，辭去本兼各職「謹避賢路」。蔣再致電黃郛向他解釋，勸其要以大局為重，不可再辭兼職，並派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出面致電慰留，但無濟於事。黃郛執意堅辭本兼各職，並多次流露出「事理人情，余勇兩無可鼓」，最終慘淡下台，歸隱莫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