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期所言，甲午之後，似張之洞這般較透徹時局者，多因「中國民智未開，既不足與陳高深之義，君權太重，更不能容無忌諱之言」，而退居一隅坐觀形勢;結果使僅「竊東西洋皮毛」的「康有為輩」成了變法旗手。１

　　康有為賴以指導維新的思想，本就粗製濫造

　　所謂僅「竊東西洋皮毛」，雖是李鴻章對康有為的評價，卻也相當中肯。康氏學問淺陋，同時代人多有指摘。如葉瀚評價稱：「南海偽學，其勢雖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將來，必一敗塗地」;翁同龢目之為「說經家之野狐禪」……當然，最有說服力，還是康氏得意弟子梁啟超的說法：

　　「(康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有然。」２

　　康氏學說，宣揚「孔子改制」，力求將西方近代民權、立憲思想，與孔儒之學揉為一體。梁啟超早年亦沉迷此道，但日後幡然，有著極深刻的反省。梁氏曾毫不留情地批評乃師實屬「舞文賤儒」：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舞文賤儒，……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動思想界之奴性。」３

　　「例如，疇昔談立憲、談共和者，偶見經典中某字某句與立憲、共和等字義略相近，輒……沾沾自喜，謂此制為我所固有。……以為所謂立憲、共和者不過如是，而不復追求其真義之所存。……此等結習，最易為國民研究實學之魔障。」４

　　因有此種覺悟，梁氏自謂：「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即康有為賴以指導其政治活動的代表著作。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梁啟超對其學術水準評價頗低

　　康黨所謂「維新」，更有暗藏「革命」之重大嫌疑

　　康氏「維新」的思想基礎如此不堪，其實際行動，自也難免可疑。其最大疑點就是：康氏戊戌年之「維新」，究竟是要「改良」，還是要「革命」?

　　首先，須知，康黨在戊戌年之前，其活動所宣揚者，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如康門弟子何樹齡曾致信康，「注意大同國，勿注意大濁國……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５所謂「大濁國」，顯然是「大清國」的隱筆。梁啟超亦自承，當日康黨主持湖南時務學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師生)日夕以此相鼓吹」。６

　　另一康黨骨幹譚嗣同，其濃烈的排滿思想，也由來已久。譚氏師從歐陽中鵠，師徒間信件往還頻繁。歐陽中鵠之孫歐陽予倩後來披露：「在他的著作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不顯明，他給我祖父的信裡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還有一事為證，就是他曾經秘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反清復明禁書)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讀。」７戊戌前，康黨在湖南鼓吹革命，更曾秘密內定譚氏為新政權的「伯裡璽天德」(President，總統)。

　　再者，眾所周知，康氏在戊戌年，極少就具體的變法事宜，如新學堂怎麼搞，新農商怎麼搞、新軍事怎麼搞等等，發表意見。其唯一孜孜不倦致力推動者，乃是請開制度局、請開懋勤殿。所謂「制度局」，按康氏規劃：在朝廷設中央制度局;地方設「十二專局」——包括：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遊歷局、社會局、武備局。具體權力關係是：「凡制度局所議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即：中央制度局負責議政，做出決策，地方「十二專局」負責具體執行。所謂「懋勤殿」，亦與此大致相似。８

　　如此，中央制度局壟斷了新政決策權;地方「十二專局」農工商學兵無所不包，壟斷了新政執行權。現存軍機處、總理衙門、六部及地方督撫臬司衙門，則全被架空。這實際上等同於一場極徹底的政變。

　　顯然，所謂「制度局」，大有借「維新」之名，以鳩佔鵲巢之術，行「革命」之實的嫌疑。何況，在大約同期的另一份折子裡，康氏還曾請求皇帝設立「孔教」，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整套與世俗政權完全平行的神權體系，且規定教首的產生流程及權力運作獨立於皇權之外——至於教首人選，康氏在奏折中特別強調：是自己廓清了歷代學者之失，「發明孔子為改制教主」。言下之意，教首之位，非己莫屬。９此種構思，早已突破了「維新」界限，捨「革命」二字，實難以范囿。

　左：譚嗣同;右：梁啟超

　　註釋：

　　１諶旭彬：《痛苦的晚清「西學第一人」》，短史記第208期。２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1954，P56-58。３４同上，P63-66。５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下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P863。６梁啟超：《時務學堂札記殘卷序》。７歐陽予倩：《上歐陽瓣蔃師書序》８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９康有為：《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