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賣文憑之事，古今中外並不鮮見。比如，現在常見的大學招生指標，在古代便買賣興隆。因為斂財快，這甚至成為朝廷彌補國庫虧空的一種手段。

　　古代大學畢業生「包當官」

　　有人認為大學體制是西方人創造，其實不然。中國古代即有高等學府，只是辦學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興叫「大學」。商時的中國大學叫「太學」;周時叫「國學」，國學是周王辦的，諸侯辦的則叫「泮宮」;西晉時稱「國子學」，北齊易名「國子寺」;隋則改稱「國子監」，一直到清末都是這叫法。

　　真正把大學叫「大學」的，在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當年，中國誕生了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京師大學堂，即今北京大學的前身。

　　與大學不叫「大學」一樣，中國古代的大學生也不稱為「大學生」。以明代稱謂來說，通稱「生員」，在國子監讀書的學生叫「監生」，學生可享受「助學金」，由國家財政支出，因為是用於學生改善伙食，故稱為「廩膳」。

《徐顯卿宦跡圖》中太監學校上課情形

　　國子監是朝廷的中央宮學，用現代人的話說，它是中國古代的國家級重點大學，學生比現在博士的水平還高，其學術地位遠勝於今國務院「211工程」中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現在的大學生連個工作都難找，但國子監的畢業生可沒這擔心，不僅包分配工作，很多時候還「包當官」。明代便規定，「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換句話說，上了國子監就能當官，上不了便別想往上爬。

　　試想，「包當官」的大學誰不想讀?所謂「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大概就是這原因吧!

　　明代的國立重點大學「南大」「北大」

　　上大學的好處多多，但上大學得憑成績，要考，古今一理。沒有成績，如果有一個不凡的家庭背景，有當大官的老爸、太子黨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是不是沒門了?也不是，但前提條件得有錢——買個入學名額。這便是現在大家常說的「花錢上大學」。

　　古時的入學名額叫「員」，生員就是這意思，即今「招生指標」。所謂花錢上大學，就是購買到這種招生指標。招生指標並不是每個朝代都買賣的，最瘋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經明碼標價，以收取「贊助費」的方式，公開出售招生指標，這種行為叫「官倒」。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雖是布衣出身，無文憑缺學位，但卻很重視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時全國尚未統一，朱元璋便在應天府(今南京市)的集慶路附近開辦了明朝第一所國立重點大學——國子學;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時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全國統考」(鄉試)。

《徐顯卿宦跡圖》中太監學校上課情形

　　國子監是朝廷的中央宮學，用現代人的話說，它是中國古代的國家級重點大學，學生比現在博士的水平還高，其學術地位遠勝於今國務院「211工程」中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現在的大學生連個工作都難找，但國子監的畢業生可沒這擔心，不僅包分配工作，很多時候還「包當官」。明代便規定，「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換句話說，上了國子監就能當官，上不了便別想往上爬。

　　試想，「包當官」的大學誰不想讀?所謂「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大概就是這原因吧!

　　明代的國立重點大學「南大」「北大」

　　上大學的好處多多，但上大學得憑成績，要考，古今一理。沒有成績，如果有一個不凡的家庭背景，有當大官的老爸、太子黨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是不是沒門了?也不是，但前提條件得有錢——買個入學名額。這便是現在大家常說的「花錢上大學」。

　　古時的入學名額叫「員」，生員就是這意思，即今「招生指標」。所謂花錢上大學，就是購買到這種招生指標。招生指標並不是每個朝代都買賣的，最瘋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經明碼標價，以收取「贊助費」的方式，公開出售招生指標，這種行為叫「官倒」。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雖是布衣出身，無文憑缺學位，但卻很重視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時全國尚未統一，朱元璋便在應天府(今南京市)的集慶路附近開辦了明朝第一所國立重點大學——國子學;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時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全國統考」(鄉試)。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國子學改稱「國子監」。明成祖朱棣奪位後，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於是明朝有了兩所國立重點大學，即南京國子監(或「南雍」)和「北京國子監」(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

　　國子監是古代出「賢人」的地方，現在南京、北京的明國子監遺址附近都有「成賢街」就是這原因，招生指標是不應該成為商品的。但是隨著國力下降，中央財政嚴重虧空，朝廷急於搞錢，便開始「教育亂收費」了：凡想上大學、到國子監讀書者，不論成績優劣，不問家庭出身，「軍民子弟」只要肯出「贊助費」，就發給「錄取通知書」!有意思的是，明朝時收取的贊助費不要現金，只收當時短缺的糧食或是馬匹等。

　　「官倒」烏紗帽，在古代中國屢見不鮮，但像明朝這樣「官倒」招生指標的，實在少見，可以說開了中國花錢上大學風氣之先。國子監的學生，本來因為出身和入學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舉監、貢監、蔭監、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標可以買賣後，叫法又多了一種「例監」，這是給通過買指標入學學生的專有稱呼。

朱祁鈺

　　朱祁鈺首開「納粟納馬」入監讀書先河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現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實施的，竟然是當朝的皇帝、史稱代宗的朱祁鈺。

　　朱祁鈺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繼位前封為郕王。這皇位本來與他一點關係也沒有，因為大哥朱祁鎮御駕親征侵犯北方邊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餡餅砸到朱祁鈺的頭上，當上了「代理皇帝」。但當時邊境戰事遠未結束，軍費開支龐大，中央財政卻入不敷出，搞錢成了朱祁鈺的當務之急!從哪搞錢?臣僚給朱祁鈺開出的妙方之一是，「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這話什麼意思?就是給國家多上繳糧食，便能獲得進國子監讀書的機會。

　　這個口子一開，包括重新坐上龍椅的朱祁鎮在內，後來的皇帝差不多都學著幹過，國庫一沒錢，邊防糧餉一沒著落，地方一鬧饑荒，就會這樣幹。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邊大鬧饑荒，時當地主政官員便上書北京，要賣「南大」的招生指標創收。

　　行將滅國前一年的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朝廷也賣過招生指標。提出這一將國子監入學資格商品化建議的，是時擁有進士「學位」、相當於今副處級幹部的中書舍人陳龍正。他的上書得到了皇帝、後上吊殉國的朱由檢本人的讚許。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亡國當年)，朱由檢乾脆讓陳龍正當了「南大」的校長(南京國子監丞)。由此，開了中國歷史上大學校長賣招生指標的先例。

　　明景泰年間進國子監需「米八百石」

　　與現在「私倒」，或者說「暗倒」招生指標不同，由於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標交易很透明，實行「全國統一價」。那麼，當時買個大學上上，要花多少錢?

　　據《明史·食貨志二》上的數據，要想獲得國子監的入學資格，景泰年間(公元1449-1457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間(公元1464-1487年)，則穩定在100石米。

　　上面這價格是有「學籍」的，如果不在乎學籍，只當旁聽生鍍鍍金，或是插班生、肄業生什麼的，可以享受「優惠價」。以明英宗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的標準為例，每個指標需繳納20匹馬。

　　景泰年間的贊助費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標準是怎麼定下的?原來這是「買方」主動出的價錢。時山東臨清縣，伍銘等幾個在縣學(類似於今縣重點中學或地方專科學校)讀書的學生想「專升本」(大概這意思吧)，提出願意繳納800石米，求進國子監讀書的機會。山東省主管官員將此情況上報朝廷後，獲皇帝特批，於是「米八百石」遂成標準。但是能出或願出800石贊助費的，還是很少的，所以後來不斷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擴大生源。

　　二品官員一年俸祿不夠一個「入學指標」

　　這樣的入學贊助費，在當時算不算高?看看下面的分析，就會明白。

　　明朝亂收費除了教育領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據《明史·食貨志二》記載，朱祁鈺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當皇帝期間，可以花錢贖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簡單對比便可看出，明朝時花錢上大學，比「撈人」的成本還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標準來算，也要高出40石。

　　進一步分析，明朝時米1石等於120明斤，100石就等於12000明斤。明斤比現代斤要重，大約1比1.18，這樣一換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現代的14160斤。

　　以當下(2012年2月中旬)普通大米每斤零售價2.50元的行情來算，明朝100石米能賣35400元人民幣;即便以最高贊助費800石米來算，也不過28.32萬元人民幣。

　　表面上看，明朝「花錢上大學」花的並不多，但古代家長的壓力還是相當大的。當時正常年景下單季稻1畝地產量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穀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現在，每畝產量已達1500斤，「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則創造了畝產1800斤。

　　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資標準，相當於今省部級高官的二品大員，年俸祿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繳800石贊助費，明朝「省委書記」一年的工資也不夠;如果是100石米，便輕鬆了，可買5至7個招生指標。

　　相當於今縣處級幹部的七品官，年俸祿是84至90石米，如果繳800石的贊助費，明朝「縣委書記」想花錢讓子女成為國子監這所全國重點學府的大學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資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資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對「米百石」的贊助費，想都別想，能念個私塾認幾個字，已是燒高香了。

　　如同買官賣官不絕一樣，中國古代歷朝歷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賣過入學名額和資格。到了清朝，倒賣「招生指標」則成一種制度，書面語言稱為「捐學」，教育亂收費比明朝還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