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政府加強干預經濟力度的所有舉措，都簡單看作是橫徵暴斂，這未免有些偏頗。王安石自然也不能苟同這一強詞奪理的說法，他運用動態經濟學的觀點，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就是通過實施廣辟財源、發展生產的政策，以增產增收的辦法來充裕國家財政。王安石也搬出本朝的史實，來證明賞賜並不是癥結所在，節用也不是解決癥結的辦法。他指出，本朝開國之初，宰相趙普等人常常受到太祖、太宗動輒萬數的重賞，那些賞賜的數目通常都非常豐贍。而如今，群臣往往受到賞賜的數目不過區區三千，遠不能和祖宗時代相比擬，又怎麼能說多呢?所以，還是應該堅持賞賜群臣的老規矩。本朝以孝道治天下，故而最重視「祖宗舊例」，此乃國之法度。

　　搬出這頂大帽子，王安石認為足以壓服司馬光了。不過這點兒，他明顯低估了他的老朋友司馬君實，作為史學家的基本素養，就是對於相關史料的透徹解讀。司馬光的心中一定一陣竊喜，王介甫這回可撞到自己的槍口上了。他不慌不忙地歷數趙普這些開國元勳運籌帷幄、平定諸國的歷史功績，告訴大家對這些前輩「賞以萬數」是非常應當的。可是如今的群臣，誰又能為國家建立如此彪炳千秋的功勳呢?如今兩府官員在參與助祭典禮的時候，不過是做些奏中嚴外，辨沃盥、奉帨巾的事，有什麼能與趙普相比的功勳?既然沒有也不能，哪又憑什麼受到如此豐厚的賞賜呢?無功不受祿，這是人之常情。未建尺寸之功，便受千萬之賞。長此以往，必然使得世風日下、廉恥具廢，而奢賞無度更造成國庫虧空，談什麼拯救國家財政危機呢?

　　兩位名滿九州的翰林學士，在延和殿上各執己見，爭論不休。年輕皇帝也極力裝出和他年齡不相符合的深沉老道來，穩坐於御椅之上，一言不發，認真傾聽兩人的唇槍舌戰，絲毫沒有表態的意思。這可真讓參加集議的群臣們，一腦袋漿糊了，皇帝到底傾向於誰的意見呢?他們又該站在誰的一邊，更能得到皇帝的聖眷呢?

　　辯論進入白熱化階段，雙方互不相讓，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兩位執拗相公費盡口舌，既不能說服對方，也不能使得年輕的神宗皇帝有絲毫傾向性的表示。兩人一時無語，正好喘一口氣裡，各自在一旁準備下一個回合的招法。偌大的延和殿上，就這樣死一般的靜寂下來。靜寂得好像「這裡黎明靜悄悄」的第171鐵路會讓站，哪麼誰來做費多特「葉夫格拉維奇」瓦斯科夫准尉呢?

　　兩位名滿九州的翰林學士，在延和殿上各執己見，爭論不休。年輕皇帝也極力裝出和他年齡不相符合的深沉老道來，穩坐於御椅之上，一言不發，認真傾聽兩人的唇槍舌戰，絲毫沒有表態的意思。這可真讓參加集議的群臣們，一腦袋漿糊了，皇帝到底傾向於誰的意見呢?他們又該站在誰的一邊，更能得到皇帝的聖眷呢?

　　辯論進入白熱化階段，雙方互不相讓，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兩位執拗相公費盡口舌，既不能說服對方，也不能使得年輕的神宗皇帝有絲毫傾向性的表示。兩人一時無語，正好喘一口氣裡，各自在一旁準備下一個回合的招法。偌大的延和殿上，就這樣死一般的靜寂下來。靜寂得好像「這裡黎明靜悄悄」的第171鐵路會讓站，哪麼誰來做費多特「葉夫格拉維奇」瓦斯科夫准尉呢?

　　自然有人，這個人就是王安石的同年、翰林院的負責人，翰林學士承旨王珪。這年，王珪已經五十歲了，在擔任這個翰林院資深職務之前，他曾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任過開封府的知府。王禹玉有文采、善文翰，典內外制凡十八年，朝廷典策多出其手。他是位好好先生，好得乃至於有些滑頭了。看到兩位部屬爭得面紅耳赤，特別是他的年弟王介甫稍顯下風。大家這樣乾耗下去，腿腳僵硬倒在其次，關鍵是年輕皇帝不表態，再爭論下去也毫無任何意義，徒費口舌、徒傷感情。於是，他出來做合適佬打個圓場，想讓大家都能體面地找個台階下來。官場上嘛，大家都是有身份、有面子的人，這樣爭來爭去地打嘴炮成何體統?況且，作為翰林院的長官、一位資深翰林、也是兩人的老朋友，他應該也有必要出來做個總結性發言。王珪和顏悅色地說：「司馬光說省費要從貴近做起，這話說得對;王安石說賞費不多，恐傷國體，這話也說得對。」既然大家都對，也都說得合情合理，哪又該聽誰的呢?他順勢一個漂亮的弧線球，把難題傳給了年輕的神宗皇帝，他請皇帝乾綱獨斷，自行裁奪。

　　年輕的神宗，顯然對王珪突然傳過來的這個弧線球，沒有做好思想準備。他還沉浸於剛才司馬光和王安石的激烈辯論之中，正在努力整理思維，在兩個看似都完全正確的理論中，尋找跟自己變法思想暗和的那個政治同盟者。很明顯，在這次辯論中，司馬光那豐富的歷史知識、清晰的邏輯思維、悅耳的北方官話，使得他佔盡了上風。但青年皇帝心中，卻似乎不大偏向這位贏家。趙頊需要的，不是哪裡進風漏雨就把哪裡修補一下的裱糊匠，而是能夠在前人基礎上再造輝煌工程的建築家，是助他籌劃主持變法大業的股肱重臣。「節流」，是歷朝歷代諸多君臣屢屢別彈的老調兒，嚴重缺乏新意，效果也堪憂。青年皇帝將要開拓的是一番建功立業、恢復中興的亙古鮮見之偉業，這番事業需要極大的財力支援，一味的節流挖潛，也顯然不足以支應大局。但目下，司馬光的主張明顯合情合理，也更得到了群臣們的支持。同時，神宗也認為司馬光和王安石皆本朝英俊、人材難得，不願兩人為此構怨而影響團結。故而，他也走了一下調和主義路線，把矛盾暫時擱置開來。不置可否地說：「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雖然延和殿辯論中，好像王安石略輸文采、稍遜風騷。但種種跡象表明，年輕的神宗皇帝還是越發中意於這個拙於言辭的失敗者。如果說肇端的話，這裡就不能不提到韓維和曾公亮，在此間起到的重要作用。最早使神宗開始關注王安石的，還應該算是韓維。韓維字持國，是仁宗朝名相韓億的兒子、真宗朝名相王旦的外孫。在趙頊還在淮陽郡王和穎王潛邸的儲君時代，皆為其記室參軍，二人經常在一起評論天下政事，君臣私交甚厚。而此人恰恰又是王安石的好友，還是他虔誠的崇拜者，今天可以叫做「粉絲」(fans)的。據說，早在韓維做潛邸侍從之時，「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他甚至要推薦王安石代替自己太子左庶子的職位。對此，「帝由是想見其人」(《宋史「王安石傳》)。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就是通過韓維的渠道，年輕的趙頊開始廢寢忘食地閱讀王安石的一系列政論文章。《上仁宗萬言書》，被近代大儒梁啟超贊曰，「此文為秦漢以後第一大文，其稍足方之者，惟漢賈生之《陳政事疏》而已」。千年之後的那場大變法的參與者梁任公，讀後亦為之感慨三歎：「吾論公文，吾恨不能手書公全集也!」自封素王的康南海給這位愛徒起號「軼賜」，有超越端木子貢的意思。可梁任公讀了這篇文章，也不能不頂禮膜拜。趙頊未必不是通過這篇文章，開始認可王安石這個同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