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和一個快言快語的老者聊起過「二戰」。老人19歲時曾作為德軍坦克兵參加了從比利時阿登山區突入法國的閃擊行動。

1944年10月17日，穿越南斯拉夫的德軍勃蘭登堡師2團在貝爾格萊德以南被蘇軍圍住了。當天半夜，部隊下令突圍，士兵們奉命摧毀所有的車輛和器材，連長讓戴寧留下了電報機以備不時之需。在突圍過程中，部隊很快被打亂。

第二天清晨，他們在一條通往貝爾格萊德的山谷大路上和蘇軍坦克部隊遭遇，很多兄弟在敵人猛烈的火力下紛紛中彈倒地。戴寧身邊也倒下了一個戰友，他的腿被打斷了，請求戴寧給他補一槍。他對這個傷員說：我幹不了這種事，你自己解決吧。於是傷員把他的士兵證交給戴寧，希望戴寧能把自己的死訊帶給家人，隨後他用手槍抵住自己的胸口開了槍，眼睛還看著戴寧，只是目光逐漸變得冰冷僵硬。

突圍之後，戴寧的身邊只剩下了11個戰友，全部的武器是8只步槍和一支40式衝鋒鎗。大家商量了一下，決定朝西北方向的薩瓦河前進，行程大約有20公里。他們相信河邊應該有德軍的大部隊。

走到19日的中午，他們在一個山谷裡失去了方向，於是找了一個老農問路。那位滿臉恐懼老農順從地給他們指了一條路，那條路一直通往遊擊隊的包圍圈。等這群德國敗兵意識到這一點的時侯，已經有一大圈槍口指向了他們。

活下來的願望讓他們放棄了無謂的抵抗。一個胖大媽形象的女遊擊隊員搜出了戴寧身上的兩本士兵證（其中有一本是那位自殺戰友交給他的）、小記事本和家信。胖大媽三下兩下把這些東西撕成了碎片，然後隨手一拋。戴寧克制著自己的強烈憤怒保持著原地不動，此時他的腦海裡浮現出的是一路上看到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德軍屍體，他害怕自己也變成那個樣子。

12個德國俘虜被帶進附近的一個小村莊。一群村民從泥土壘砌的小房子裡跑出來看熱鬧。在一個空房子裡，遊擊隊命令他們脫掉外套、褲子、皮靴和襪子。一個胳膊打了夾板的傷員無法自己脫上衣，遊擊隊員用槍指著他的頭，讓其他俘虜上前幫助他脫掉了衣服。這群只穿著襯衣和內褲的狼狽不堪的德國人被帶到了室外，分成兩排站立。對方用鐵絲綁住了他們每個人的雙手，又將他們一對對地用鐵絲連接起來，然後掄著棍棒驅趕他們走進了一片荒草地，天上飄起了小雨。

氣氛漸漸變得恐怖起來。衣服被扒成了這個樣子，人被捆起來往一個沒有道路的荒草甸子上趕，大家都預感到將要發生什麼了。隊伍中開始出現了低聲議論。

有人說：「如果他們不是絞死我們而是槍斃我們，這對我的母親肯定是一個安慰。」有人說：「我的母親如果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她會哭死的。」此刻戴寧發現，將死的士兵在告別生命之際最先想到的都是媽媽。

隊伍停止行進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非常突然。遊擊隊殺俘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程序，一片清脆的槍聲驟然響起，戴寧聽到了自己的一聲嚎叫，然後就一頭栽倒在了地上。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恢復了知覺。值得慶幸的是，這群做事馬虎的遊擊隊員在處決這批戰俘後並沒有採取德國式的逐個驗屍並在必要時補槍的措施，而且根本不做掩埋。也許他們突然得到了出發的命令，也許他們根本就沒準備埋葬這十多具德國兵的屍體。此時的南斯拉夫反正到處都是屍體。戴寧費了很大的力氣弄開了捆在手上的鐵絲。發現不遠處有一個戰友仰面朝天輕喊了一聲「醫務兵！」戴寧過去問他有什麼話要說，對方不再出聲了。

戴寧的中彈部位是左肩，他從死者的身上扯下衣褲包紮一下肩部的傷口，又把一雙赤腳裹好，接著就開始了獨自逃亡。

第二天（1944年10月21日），戴寧在向西北方向逃亡的路上遇見兩個和他一樣狼狽的散兵。他們結伴走到黃昏，然後在野外睡了一夜。第二天他們準備再走時，發現誰都走不動了。

他們進入了一個村莊，挑選了一幢民宅闖了進去。屋內的人在看見這三個衣衫襤褸，渾身血污的德國人時都驚呆了。這家好心的塞爾維亞村民給他們端出了白麵包和熱牛奶，並告訴他們，這一帶到處是遊擊隊，他們的出路只能是進戰俘營。對此，他們三人已經毫無異議。

他們被送到位於貝爾格萊德西南方向約100公里的瓦列沃。那裡設有一個戰俘營，已經關押了200多名德軍俘虜。戴寧剛進去就有人告訴他：千萬不要說他來自勃蘭登堡師。因為這個師在南斯拉夫素有「巴爾幹救火隊」的稱號，是德軍和當地抵抗力量作戰的主力。來自這個師的俘虜在戰俘營裡都不會有好果子吃。

「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戴寧在戰俘營裡開始了他的「活受罪」路程。

戰俘營裡的條件非常簡陋，吃飯連餐具都沒有。他們晚上的臥榻是充滿尿騷味的潮濕的麥秸，白天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每人每天得到的食品是250克麵包和兩次和水一樣稀的豆湯。每天的飢餓使人坐立不安。傷病人員雖然可以得到諸如換藥和消毒的簡單處置，但醫護人員並不來戰俘營，需要處置的傷病員必須在押送人員的帶領下步行穿過整個城市去求醫。

對於在歐洲以患有潔癖而著稱的德國人來說，在戰俘營裡上廁所是一件極為可怕的事情。他們不僅要在那骯髒的廁所裡赤腳蹲茅坑，而且必須在湊夠10個人時才被允許集體如廁。由於拉肚子的人較多，很多人在等候出發之前就已經拉了褲子。

1944年11月下旬，戰俘們終於告別了「麥秸床」睡上了長木板鋪，但寒冷變得越來越難以忍耐。戰俘營不提供任何服裝，戰俘們進來時穿得是什麼就一直是什麼。晚上冷得難熬了，大家就擠在馬廄中間唯一的燈泡下面，一來可以用體溫相互取暖，二來可以借助燈光尋找身上的最肥大的虱子並對其處以「擠刑」。

一些人開始考慮如何逃離這地獄一般的戰俘營，但他們在經過一番商量後又放棄了這個念頭，因為戰俘營的管理者早就警告在先：「只要逃跑一個，其他的人都得死。」大家相信他的這句話是認真的。

1941年，駐沙巴茨的德軍在殺害了一批平民後將屍體合埋在了距離德軍「王子猶金兵營」不遠處的野地裡。戰爭結束後，一個老婦人在這片巨大的荒地上準確地指出了那個合葬坑的位置，接著就輪到戴寧他們這群戰俘登場開挖了。他們挖了不到一米深時就碰到了第一具屍體。接著，掄鎬舞鍬式的挖掘方式停止了，他們開始用小手鏟配合著手指輕輕地把一具具屍體和土壤剝離開來，再用抬屍架把死人抬到草地上，然後把屍體逐一裝入塗著巨大紅五角星的白色棺木裡。高度腐爛的屍體發出的惡臭讓很多挖掘者嘔吐不止。一些屍體在挖出來時還是完整的，但稍一搬動，四肢或頭顱就會從身體的軀幹上脫落開。挖到最後，屍坑裡的積水越來越多，戰俘們只能挽起褲腿赤著腳在粘稠的漿液中繼續清理……

屍坑的周圍站滿了當地的老百姓，哭聲喊聲罵聲連成了一片。在這種情況下，戴寧他們不僅要從事著連死者親屬都不肯染指的挖屍工作，還要以確鑿無疑的兇手身份承受著人們的毆打、咒罵和口水。戴寧說，此刻他願意接受各種攻擊，儘管他從未參與過任何一次屠殺行為，但這畢竟是他所在軍隊犯下的罪行，他為此羞愧萬分，毫無怨言。

這是讓戴寧終身難忘的一次勞動。晚上大家的情緒都異常低落。從「還債」的意義上說，戴寧感到勝利一方對戰俘們採取的殘暴態度變得多少有些能夠接受了。

1945年9月，戴寧他們一群戰俘被調到一個林場去伐木。這時他們終於獲準可以給家裡寫一張明信片了。這是戴寧在被俘近一年以來第一次和家人聯繫。他給家裡寄去的那張明信片被父親一直保留到去世，上面寫著：「我的健康情況良好。為了我們的重逢，我在盡自己的一切努力。」

1946年10月－12月，戴寧被送到貝爾格萊德參加一個為德國戰俘舉辦的反法西斯培訓班。在那裡，他第一次看到了揭露納粹集中營罪行的記錄影片，第一次接觸到了外部世界對納粹德國的看法，第一次思考和參與討論了造成戰爭災難的制度原因，也第一次學會了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的國家奉行的國內外政策。

戰爭的煉獄，使戴寧在後來的60多年裡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反戰人士和極端主義的批判者。他讀懂了人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