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十三年(1585年)，年過古稀的海瑞起復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此時他已閒居16年。本來明代南京的中央機構，自永樂北遷後多為閒秩，而海瑞復出不久，就向萬曆上疏，「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要求在萬曆之世行洪武酷法治貪，罔顧情勢變遷，引得朝議紛紜，萬曆不得不出來息事寧人。這事發生在海瑞身上，並不奇怪。這位以「尸諫」嘉靖聞名的直臣，在隆慶三年(1569年)巡撫應天時，就不識時務地力遏土地兼併，乃至不惜開罪前首輔徐階，搞得官怨沸騰。官場的評價是海瑞「滯不達政體」，然而作為道德模範「鎮雅俗，勵頹風」，則「未為無補」。

　　萬曆首輔張居正對海瑞的看法亦大抵如此。然而張居正甚至對海瑞「鎮雅俗，勵頹風」的作用也視而不見，當國十數年，「憚瑞峭直，卒不召」。海瑞賦閒之時，張居正大刀闊斧改革，使得明代儼然有中興之象。「宰相肚裡能撐船」，張居正的識見與胸襟自然遠非以指摘謀進身的言官可比，然則中興名相為何也容不下道德模範?

　　分歧在於對待「祖宗之法」的態度上。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雖然張居正和海瑞都「希望尋找出一種適當的方式，使帝國能納入他們所設計的政治規範之內」，但「張居正的措施多少帶有變法的意味，而海瑞的做法卻是力圖恢復洪武皇帝擬定的制度」。張居正作為「儒而有為者」，雖然尊重祖制，但稽古而不泥。他以干濟才入主文官系統，「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經濟上清查土地，改革稅賦，軍事上起用戚繼光等名將整飭邊務，開創「萬曆新政」。比如改革官僚體制、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制度創新「考成法」就脫胎於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化腐朽為神奇，吏治因之澄清。海瑞追慕成法，心繫民生，但不願意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他巡撫應天時雖「銳意興革」，使得「民賴其利」，但所秉者唯「剛勁之性」，操之過切，終於半途而廢。其實儒學雖然因循守舊，但又強調舊邦新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張居正得「祖宗之法」要旨，因勢利導，終能起衰振隳;海瑞執著「祖宗之法」形相，求治心切，反而難有作為。對於海瑞的癥結，張居正看得很清楚。在給海瑞的信中他說：「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他認為「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鯁之節，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鎮雅俗，不當重煩民事」。因此，雖然張居正和海瑞都提倡知行合一，經世致用，但一個是務實的改革派，一個是激進的理想主義者，抵牾在所難免。我們可以從李贄的說法中管窺一斑。李贄是當時有名的異端，其思想取道陽明心學而近禪宗默觀，在他看來，非但朱熹、二程不足論，連孔孟老莊也與常人無異。這樣一位狂生如何評價海瑞和張居正呢?李贄認為，海瑞雖清，不過「萬年青草」，張居正卻是「宰相之傑」，乃是經邦濟世的偉大人物。看來李贄雖熱衷「酷評」，在這個判斷上卻不失公允。

　　用現在的眼光看，張居正對於「祖宗之法」的靈活態度，無疑顯得比海瑞更「理性」，而海瑞方鑿圓枘，未免有些意氣用事，但不應就此忽略張居正和海瑞的共通之處，他們「趣向雖殊，大歸則同」。張居正和海瑞所處的年代內憂外患，危機四伏。邊事有俺答、倭寇之患，內則災害頻仍，民生凋敝。就改善民生、振作國威而言，張居正和海瑞是完全一致的，他們身上體現了儒家士大夫「上下求索」、「以天下為己任」的優秀傳統。「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轂誰當萬里侯」，張居正早年即對邊備不修憂心忡忡;海瑞以六品戶部主事冒死上疏，直斥嘉靖迷信方術，罔顧民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都是「不恤人言」的改革家，他們施政的目的都在富民強國，比如後來構成「萬曆新政」核心措施之一的「一條鞭法」，海瑞就是最早的推行者之一。這自然會招來既得利益者、庸碌無能之輩的嫉恨。海瑞巡撫應天，「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給事中戴鳳翔收受請托，彈劾海瑞「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御史房寰害怕貪污事洩，「先發制人」，說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攻擊可謂不遺餘力。張居正厲行新法，遭謗甚多。遼東巡按劉台搶報軍功，因「考成法」坐罰，上疏離間君相，滿口「祖宗之法」，要求「抑損相權」;御史傅應禎曾行賄不成，也攻擊張居正的新法，說什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極盡危言聳聽之能事。

　　平心而論，劉台諸人未必不是在履行言官的職責，然而相比張居正、海瑞的公而忘私，就實在顯得識見淺薄、等而下之。孔子曾諄諄告誡子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小人儒乃有才無德之輩，「以私滅公，適己自便」，甚至「挾才以為惡」，當然不能體會「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君子儒境界。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伸天以屈君，用心良苦，但到了後世小人儒手裡，就只言「祥瑞」不見「災異」，甚至「災異」也變成「祥瑞」，成了其粉飾太平、拍馬逢迎的工具，反而強化了專制皇權，教訓不可謂不深。小人儒還往往成為改革創新的巨大阻力。對於新規惠政，蓄意阻撓者有之，陽奉陰違者有之，以致遮蔽了有利改革進展的有益對立面。

　　天變到底足不足畏?其實，「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未必是王安石的口號(鄧恭三先生認為「三不足」反映了王安石變法的基本精神，台灣史學界亦有詳細考辨)，更不是為了肆意妄為，它體現的是王安石、張居正等改革派一以貫之的實踐精神。敬畏天命，約束不受限制的權力固然不錯，但回答「天變足不足畏」恐怕還要直面民生福祉、國家興衰這些更為重要的判斷標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不僅惠愛民眾，也佑助執政為民的美政良治。「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三代之法」何嘗不是為了物阜民豐的大同盛世?所以，「三不足」之說真正反對的是「不足恤」的「流俗之言」，特別是借口「天變」、「祖宗之法」行阻撓改革、維護僵化體制與既得利益之實的各種浮言雜議。我們既要認真對待思想遺產，審慎決策，以制度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全面性，更要抓住時機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善於甄別各種言論，絕不能因言廢事。事實上，真正的君子歷來是有所畏的。倘若發揮孔子的「君子三畏說」，要求當今執政者「敬畏人民、敬畏法治、敬畏科學規律」，不亦宜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看來不僅是個哲學命題，還有豐富的歷史內涵。

　　萬曆十五年(1587年)，73歲的海瑞卒於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去世前大概也意識到「道不行」，連疏乞休卻未獲致仕。5年前張居正卒於首輔之任，生前備極聖眷的他，死後不久即遭言官交章攻擊，乃至遺禍子孫。弔詭的是，海瑞這位敢罵皇帝的清流、最富盛名的言官卻並未攻擊過張居正，反而堅持認為張居正功不可沒。半山詩云：「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剛峰太岳，樂山者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