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明末崇禎帝為何如此勤奮卻仍無力回天?
按照一般觀點認為,崇禎帝是明朝滅亡前的最後一位皇帝。可以說,對他的評價是眾說紛紜,既有同情也有責難,既有惋惜也有詆毀,但無論哪種看法,對其尚屬一位勤奮的帝王,幾乎沒有異議。畢竟,據史料記載,崇禎帝繼位時,年僅17歲。面對父兄留下的一個危機四伏的爛攤子,他能頗思振作,是有想幹事、幹大事的決心與勁頭的,所以總是雞鳴就起床,深夜才入睡地經常召見廷臣,探求治國方策。甚至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他因「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遭到內閣輔臣的批評,也能既感激又羞愧,特親筆寫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對自己進行批評。足見其力挽狂瀾的決心和勤奮執政的程度。
再者,崇禎帝能牢記「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的古訓,對自己要求甚為嚴格。他自幼養成儉樸的習慣。初習字時,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曾有段這樣的記載,說他某日聽講官講書,因所穿內衣袖子已破損,露在外面很不雅觀,不時把它塞進去遮掩。這講官看到了,奏道:「衣之敝雖過於位,然美德也,何必諱?」足見其克勤克儉的品德和勵精圖治的毅力。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稱得上以身作則的帝王,卻最終落得個亡國之君的下場,何緣故也?按照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看,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失去了民心的君子與政府,是不可能成為順應歷史潮流的代表的。按照辯證法的理論觀點看,事物發展變化,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一個既有內因又有外因起作用的過程。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再來分析崇禎帝何以極為勤奮卻無力回天的現象,就容易多了。以下概略談談筆者對此的一些看法。
其一,崇禎帝自身是矛盾體。他決事果斷、雷厲風行,如處理庵黨一案,也有多疑多慮、優柔寡斷之一面,如關於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內,一直拿捏不定,遂誤國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臉無情之一面,如對一些大臣的處理上,也有多情柔腸之一面,如對周後互敬互愛;他既自製極嚴,不耽犬馬,不好女色,生活簡樸,也大肆斂財、以國為家,擠占財政,關鍵時刻不肯多掏一文錢;他既經常徵求左右的意見,也剛愎自用,不能做到虛懷納諫、擇善從流;他既知人善任,如重用袁崇煥、楊嗣昌、洪承疇等具一代文武全才之人,但卻任用他們時,言聽計從,優遇有加,一旦翻臉,嚴酷無情,果於殺戮,導致用人不專,出現崇禎朝五十相局面;他既憫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詔,但又搜刮民膏,加派無度,置百姓於水火;他既勵精圖治,常平台招對,咨問政之得失,與臣下論討興亡之道,為政勤奮,事必躬親,欲為中興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責臣太驟,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斷絕,常謂所任非人,終成孤家寡人,以至於煤山殉國,從死者唯一太監耳。由此看來,崇禎之所以成為亡國之君,其內在因素,不是已經一目瞭然了嗎?
其二,明朝此刻已積弊太重。就醫學觀點分析,病入膏肓再高明的醫生也無能為力。200多年的明朝到了崇禎時期,顯然已經積重難返。政治上的腐敗、軍事上的失利、經濟上的衰落,是崇禎帝面臨的最大困境和難以逾越的障礙。政治上,經過近300年的風雨侵蝕,大明王朝的統治機器已經從內部腐爛,有能之人紛紛被排擠被誣陷被關押被砍頭,而無德的人卻越來越多地佔據了顯要位子,既然整個政府機構基本是「不肖者集,賢者逝」的局面,政府機構的功能焉能不徹底喪失?軍事上,正值國家內憂外患最嚴重之際,內有黃土高原上百萬農民造反大軍,外有滿洲鐵騎,虎視耽耽,山河冷落,風煙四起。到後來,在遼東失守,清軍直接面對山海關,牽制了明朝的精銳部隊。而且當時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備廢弛的明軍根本不是其對手。加上,崇禎手下幾位重臣洪承疇、吳三桂等紛紛倒戈降清,大勢已去……
經濟上,當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本應賑災濟民,卻不斷加重稅賦,搜刮民脂民膏;輔以明末土地兼併嚴重,土地大量集結在大地主及貴族的手中,更使得農民流離失所。故饑民暴動,不僅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性,反壯大了農民軍的主力軍。自然就形成了一種明末農民起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惡性循環。試想,這種環境下,這種趨勢裡,崇禎帝即便是再勤奮勤儉又能起到多大作用?我想此時此刻,以心有餘而力不足來形容他是再合適不過了。畢竟,明朝末年已經是政治的失德、軍事的失敗、經濟的失衡、民心的失去,任是誰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了!不過,這裡筆者並沒有為崇禎帝開脫的意思,他身為帝王,必須也應該為明朝滅亡負主要責任,這是不可能推脫得了的。明朝滅亡的教訓,很值得我們今天深思,很值得我們時刻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