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亂世裡的非凡女人影響了20世紀中國史」，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如此評價宋美齡。作為「上世紀30到50年代一直代表中國面向西方世界的標誌性面孔」，宋美齡的魅力和人們對她的好奇絲毫不因其成為歷史人物而稍減。她逝世不過六年光景，卻已有兩本關於她的英文傳記問世。近日，美國知名女性傳記作家漢娜·帕庫拉完成了最新的傳記作品《最後的皇后》，在這部被基辛格稱為「蓋棺論定的權威之作」裡，作者以787頁的篇幅及大量生動的細節，詳細記錄了宋美齡漫長、傳奇而又豐富的一生。基辛格在接受該傳記作者採訪時說，宋美齡晚年心情和健康受到尼克松中國政策轉變的巨大影響。《最後的皇后》一書，用極其詳盡的筆墨，描述了宋美齡在美國最後近30年的生活細節。

　　在長島的20年

　　1975年9月，蔣介石過世 5個月後，宋美齡以赴美就醫的名義，帶著十幾個隨從和護士前往美國。當然，她離開台灣也許另有原因。有傳言說，宋美齡及其支持者認為她應該在她丈夫死後繼任國民黨主席，隨後她又試圖將外甥孔令侃推上台灣政界頂層，當這些嘗試都歸於失敗之後，這位遺孀意識到她在政治上已經成為多餘的人。

　　到美國後，宋美齡先是住在長島羅卡斯山谷藍丁頓市的孔家宅子，後來搬到曼哈頓的一棟公寓裡。宋美齡在長島的寓所是一棟兩層小樓，掩映在綠樹中，四周是草坪。與她住在一起的，還有外甥女孔令儀。

　　書中引述藍丁頓市長的話，「她在這裡住了20年，卻直到她離開的時候人們才知道。」藍丁頓的鄰居們也說，除了時不時經過的加長豪華轎車，他們不曾見過宋美齡。只有在購物中心關閉的節假日，她才會去當地的美發沙龍洗頭髮。有人看見她由兩輛車護送，走進沙龍後，會有兩名中國保鏢神情緊張地在外面踱步。上世紀 70年代末，中美建交後，當地報紙的一位編輯說，「我幾次看見她的加長豪華轎車來來去去。她一定非常生氣，因為美國現在決定承認中國的9億人口了。從個人角度而言，我不在乎她怎麼想，我只想為她寫個訃告，因為她給世界帶來了很多痛苦。」

　　1998年，孔家將藍丁頓的府邸賣給了一家地產開發商。宅子裡傢俱、物品的拍賣引起《今日美國》、《財經日報》、ABC電視台等媒體的關注。這是因為數以萬計的在美華人紛紛湧來這裡，在宅子裡走走看看，悄聲交談，琢磨著是否要拍下些什麼。貴重物品都已經被帶走，除了一對19世紀的法國燭台、一個 19世紀的英國座鐘、三幅宋美齡自己的油畫，其他的物品都沒什麼特別。宋美齡本人也並未在這次家族用品拍賣時露面。

　　1999年12月13日 9時，拍賣開始。據書裡記載，由於人實在太多，拍賣被迫在兩個小時後暫時停止，但人群仍不斷湧來，並發生騷動，當地警方不得不出動了近30名警察維持秩序。那些來得早的人們則在房子裡轉悠，坐在宋美齡的床上，撫摸她的衣櫥，或者在她的照片前擺姿勢拍照。然而，人潮並未抬高成交價格，大部分東西都按照原來的估價售出，唯一例外的是一張平淡無奇的床，估價300美元，賣出了 8000美元，據說宋美齡曾在這張床上就寢。

　　格雷西街10號的最後時光

　　宋美齡在曼哈頓的公寓位於格雷西街10號，是紐約最雅致的建築之一，為孔令侃生前購買的一處房產。孔令侃在世時，就曾經多次對小姨宋美齡表示：「將來您老人家一旦不習慣在城外居住，隨時可以搬到這所公寓裡來。」不過那時，住慣了瓦房和低層樓房的宋美齡，並沒有馬上住進人聲喧囂的曼哈頓高層住宅區，直到 1995年，她的身體實在難以承受城外就醫不便等諸多實際困難，才在孔令儀的多次勸說下，搬進了這所高層住宅。

　　《最後的皇后》詳細描述了這套公寓的裝飾情況，它俯瞰東河，共有18個房間，包括7間主人臥室和許多僕人間。房內裝飾以紅色為主色調，大量運用了錦緞，地上滿鋪地毯 。宋美齡的臥室放置著她的畫像，起居室裡有著美麗的翡翠、象牙，精妙的油畫以及中式櫥櫃。

　　據一位格雷西街10號的住客說，宋美齡有三隻小型犬，一隻約克夏，還有兩隻比雄犬，「和女主人一起，它們也逐漸變得衰老而蹣跚」，一位紐約的專欄作家這樣寫道。這位專欄作家也提到，鄰居們逐漸對碗碟和北京烤鴨發出的刺鼻氣味有了牴觸，而最後，越來越多的蟑螂終於引來鄰居們的抱怨。「檢查人員過來進行探測，看看別人家的壁櫥總是非常有趣的，而看這樣一位曾大權在握的女人的壁櫥更是如此，比如，有一個壁櫥裝滿了金條。」

　　2000年的1月，宋美齡應《世界日報》之邀到法拉盛參觀書畫展覽。開幕當天，她穿著一件黑色的長外套，低跟船鞋，佩戴著鑽石耳環和一枚碩大的鑽石戒指。兩千多人蜂擁而至，大多數都是為了來看宋美齡的畫作。兩個月後，宋美齡的畫作在舊金山展出， 獲得很高評價。

　　雖然在需要時，宋美齡能夠勉力公開露面，但在接近100歲的那幾年，她開始真正隱退。她的朋友埃利諾說：「她很難步行出門了。她來和我們吃午飯，然後我們一起回去，接著她的思維就開始跳躍 ，以至於開始重複說過的話。」

　　深居簡出的宋美齡卻從不缺席她自己每年三月的生日慶祝會，來賓包括朋友、親戚以及身著喜慶紅衣的台灣地區「國家婦女同盟會」成員。盛會為期兩天，前一夜先在宋美齡侄女羅絲密德的家裡歡聚，然後在格雷西街10號的宋美齡寓所用晚餐。走下樓梯露面的那一刻，她總是光彩照人，在孩子們一擁而上一番親吻之後，她被護送進餐廳。而當告別客人上樓時，她總是像女皇般揮手，並用堅定的嗓音說：「各位，再見!」

　　宋美齡人生的最後十年，她的侄子每年來看她兩次，當被問到宋美齡是否神智清楚時，他說，「她以自己的方式保持著清醒」。宋美齡有時會把他當成別人，所以他們的談話也有些異常。據說，宋美齡每天都接到來自台灣的報告，多是秘書做的剪報，以及她最喜歡的雜誌。她對侄子說：「我姐妹們死了，我的兄弟們也死了，我不知道為什麼上帝留下了我。」在整整一周內，她每天都提起同樣的問題，有一天她似乎找到了答案，認為上帝留下她，是為了讓她帶領那些沒有皈依耶穌基督的家人。 對宋美齡來說，家人永遠是她關注的重點。

　　2002 年5月，宋美齡如常慶祝了她的105歲生日，「她在紫色錦緞上佩戴了翡翠珠寶，看上去狀態極好」。而第二年，她不再能和親朋好友們聚在一起歡度這一年一度的盛會了。她被肺炎擊垮，並因此住院。幾個月後，她的感冒再次發展成輕微的肺炎症狀。10月23日晚上11點17分，宋美齡非常平靜地在臥室床上安然逝世。她的侄女、侄女婿和另外一位不知名的家庭成員在她臨終時陪伴著她。據一位格雷西街10號的住客說，移靈的過程寧靜、莊重而神聖，由一名年輕的護衛在車道上守衛著宋美齡的遺體上靈車。街道上卻亂成一片，攝影記者試圖衝破警察的封鎖，搶拍幾張照片。2003年11月，宋美齡的葬禮在紐約公園大道舉行。

　　兩個女人的緣分

　　在1999年前後，宋美齡的人生就已經引起了美國專攻女性歷史傳記的女作家漢娜·帕庫拉的關注。1985年以來，每間隔十年左右，漢娜便會在世界範圍內，推出一位身居後位的著名女人的傳記。她的上一本書，關於德國腓特烈皇后的傳記《不凡的女人》出版於1997年。

　　漢娜今天已屆古稀之年，在50歲之前，她對自己作為知識女性的才情與天賦從未有過清晰洞察。漢娜本人的故事可說是自上世紀50年代至今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中上層社會女性探求與改變自身命運的經典寫照。她曾對《紐約時報》記者說：「我無法寫我自己，這就是我為何寫他人的原因。」

　　漢娜在洛杉磯長大，她的父親是一個汽車零件製造商，母親一心希望自己美麗的女兒將來嫁個好老公。猶太裔出身的漢娜與她同時代的很多女性一樣，是被當作完美的太太、體面的家庭主婦和母親來培養的。上世紀中期，正是美國經濟繁榮的年代，漢娜也步入她人生的黃金期--青年時代。中學畢業後，雖然漢娜非常想上老牌的著名文理學院拉德克利夫學院，但父母並不希望她將來做一位女學者，而將她送入了韋爾斯利女子學院。這一決定最終使漢娜成為若干年後她第三位傳主宋美齡的學妹(宋美齡曾於1913至1917年在韋爾斯利女子學院就讀)。就這樣，相隔38年的機緣巧合將東西方不同膚色、種族女性的命運暗中締結在一起。

　　在韋爾斯利讀三年級時，漢娜嫁給了一位金融家，這段美滿的婚姻持續到她35歲那年，其丈夫因心臟病發作猝死。4年後，漢娜與著名電影家艾倫·帕庫拉結婚，他是電影《殺死一隻知更鳥》的製片人，也是《索菲的抉擇》、《水門事件》等名片的導演和編劇。當帕庫拉先生拍攝電影《水門事件》時，漢娜也找到了自己的職業：傳記寫作。雖然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但她能自律，極具耐心，且求知慾旺盛。她花了七年時間沉迷於巴爾幹歷史，為的是寫作她的首部作品，瑪麗女王的傳記《最後的羅曼史》，這部作品1985年出版後，好評如潮，多次再版。那時，漢娜早已步入中年。

　　漢娜有著天然瀟灑的社交風采與自信，但要想成為一位作家，她仍感覺心虛。她的導演丈夫給了她信念上的強力支撐。 漢娜回憶說：「他給予我足夠的空間去嘗試。那對我而言，是巨大的恩賜。無論成功與否，他都對工作這件事本身保持著敬意。」

　　1998年11月，漢娜的第二任丈夫--成就卓著的艾倫在70歲時死於紐約長島高速公路上的一起車禍。那之後，她一心一意投入到自己的創作中。

　　為撰寫宋美齡傳，漢娜採訪了很多當事人，並從書信、回憶錄、論文集與公共文史檔案中尋找資料。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最後的皇后》終於面世，引起強烈反響。書中引用抗戰時長期任美國《時代》週刊駐重慶名記白修德的分析，「國民黨的行止在外表上看似乎很完美，唯錯在領導階層腐敗，秘密政治之殘忍，和無法兌現承諾，吸乾了中國人民的骨血眼淚」，念及宋美齡為何飽受西方教育，卻對丈夫的獨裁統治無任何制約，以至於他的執政黨迅速淪為一個低效而昏聵無能的政府，作者「總不免感覺她離開韋爾斯利之前，並未能真正學到多少關於西方民主精神與政治的精髓，倒是在麻將桌前虛度了許多大好午後光陰」。

　　在這本書裡，漢娜也對她的新傳主--宋美齡表達了女性的同情，認為宋美齡作為一位風姿綽約、懷著新思想的新女性，從美國回到中國後，她所面對的時代，依舊將女人視為丈夫的妻子和兒子的母親，她的丈夫早有妻室，在婚前就染有性病，因此她不得不獨自探索生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