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個怎樣的人?韓愈為何敢對皇帝吹鬍子瞪眼
韓愈,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散文成就很高,以「文起八代之衰」在當時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同時,更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在中央做官時,他意氣風發,評點時政,敢對皇帝老子吹鬍子瞪眼;被貶到偏遠小縣後,也是胸懷磊落,盡自己所能,真心實意地為老百姓辦了不少好事。
一、直言敢諫的風骨
公元803年,韓愈當上了監察御史,這是一個紀檢的位置,負責糾察朝中官員是否稱職,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事情發生。韓愈很滿意這個位置,準備在任上一展才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上對得起皇帝的信任,下給天下百姓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上天好像也故意在考驗韓愈的才能和膽識,這一年,關中地區大旱,顆粒無收,老百姓沒有吃的,只能是到處乞討。而朝廷的有關部門卻對這種現象視而不見,不僅不減免人民的賦稅,發放販濟,反而欺上壓下,變相多收。韓愈從儒家的「仁政」思想出發,認為老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如果人民都沒有好日子過,起來造反,最後遭殃的還是國家。就給德宗皇帝上了一篇《論天旱人饑狀》,如實描繪了因天早造成的損失和災民吃不上飯、草根樹皮都被吃光的慘相,請求免除賦稅,發放救災糧。接著,又就京城中的強買強賣現象發表了一大通議論。德宗皇帝是個只愛聽好話、不愛聽實話的人。一生氣,就撤了韓愈的官,並把他貶到邊遠的連州陽山(今廣東陽山)去當縣令。這是韓愈政治上遇到的第一次大挫折,當時真有點讓他蒙了頭,但他很快清醒過來,覺得自己做的沒錯,雖然被貶也不後悔。所以,當後來韓愈又被召還到朝中為官時,他仍然是本色不改。
在唐代,佛教特別流行,到了唐憲宗時,更是喜歡佛教到了癡迷的程度。由於有皇帝的提倡和支持,信佛的人在全國也就非常普遍。當時陝西風翔法門寺有一座護國真身塔,塔裡面供奉著一節佛祖釋迎牟尼的指頭骨。對於佛教信徒來說,這可是了不起的「聖物」,每三十年拿出來展覽一次,供大家膜拜。公元819年正月,憲宗皇帝派人把它從寺中請出,準備拿到皇宮中供奉三天,以表示皇帝的虔誠。這個舉動更使朝廷內外、舉國上下的信佛活動幾乎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在這片狂熱中,韓愈是清醒的,他對這件事極力反對。寫了一篇措辭尖銳的《諫迎佛骨表》向憲宗進諫。詳細闡述了佛教對國家的危害,並說自東漢以後所有信佛的皇帝就沒有一個長命的(這等於是在咒憲宗皇帝早死了),萬萬不可信佛。還提出應該把那段骨頭交給官府,一把火燒掉,再把灰扔到水裡沖走,以徹底斷絕人們的佛念。並表示「如果佛祖真的有靈,能給人們降禍,那麼一切禍殃都衝我韓愈來吧。」真正是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這份上表在朝廷上下激起了軒然大波,憲宗皇帝當然是聽不進去的,盛怒之下,要把韓愈處死。多虧大臣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地說情,他才免了死罪,再次被貶偏遠的廣東潮州去做刺史。
二、勤政愛民的典範
韓愈被轟出朝廷之後,家屬也被趕出長安,年僅十二歲的小女兒不堪顛沛流離,生病慘死在驛道旁。政治失意,家庭蒙難,韓愈的心境之苦可想而知。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沒有消沉、沒有頹喪,而是不忘修身治國的本色,在潮州訪民疾苦,興利除弊。
按當時的規矩,朝臣被貶到地方之後,是沒有實權的,只能領少數的生活費。被貶的人一般都是在磨時間等朝廷大赦,以便東山再起,決不會主動參政。更不會去想著為老百姓做點什麼實事。韓愈卻不是這樣,他立志要用自己的所學所能給民眾做些好事。他初到潮州上任的時候,正好趕上潮州境內的河流鱷魚成災,給當地老百姓的生產生活都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偏偏這裡的百姓都很迷信,認為鱷魚是水中的神靈,不能傷害。每到鱷魚成災的時候,只是向江裡投下屠殺後的牛羊豬狗等物,沒有別的辦法。扔的那點食物當然不夠鱷魚吃的,上岸傷人的事也就時有發生。韓愈決心要為百姓除去鱷魚這一禍害,他一方面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祭鱷魚文》,以神靈的外衣應對當地的迷信風俗,拿到江邊大聲宣讀,命令鱷魚自行離去,說給你們七天的期限,到時再不走,就要採取強力行動了。另一方面準備了弓箭棍棒,選了一批精壯青年,武力驅逐,終於將為害己久的鱷魚轟到了大海裡。之後又是興修水利,推廣北方先進的耕作技術,給封閉的潮州大地帶來了五穀豐登的好年華。還針對嶺南地區奴隸買賣比較普遍的現實,下令賣身為奴者可以用錢贖,沒有錢贖的也應該得到工錢,攢夠了工錢就可以獲得自由,以後不得再買賣、蓄養奴隸。為從根本上改變這裡的落後面貌,韓愈開始興教育,辦學校,推廣國語。正是由於韓愈這種不計個人榮辱、體察民情、真心為一百姓辦實事的胸懷,使他贏得了潮州百姓的愛戴,雖然在潮州只有短短的八個月,卻使一片山水盡姓韓:鱷魚曾經為害的溪水,被稱為韓江,城東的筆架山,也被改叫韓山。
離開潮州之後,韓愈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這裡也是奴隸買賣猖獗,並且還有借債到期不還子女就要去給債主當奴的風俗。韓愈不僅把已經淪為奴隸命運的七百多名男女青少年,統統贖還給他們的父母,還徹底廢除了以子女抵債的陋俗,使更多的窮人避免了淪為奴隸的悲慘命運。
三、忠君衛道的人傑
不可否認,韓愈是忠君的。
雖然他多次向皇帝上書,直陳時弊,然而這正是大忠的表現。不盲從,不明哲保身,敢於說真話,說實話,體現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難能可貴的品質。同時,當君王有難、皇權不穩時,他更能挺身而出。
統兵在外的大將割據一方、不聽朝廷調度是唐朝自玄宗以來的老問題。到了中後期更是愈演愈烈。814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病死,他的兒子吳元濟自立為節度使,公開背叛朝廷,發兵攻掠周邊地區。當時朝中主和的大臣眾多,御史中丞裴度極力主張應該派兵征討,韓愈給憲宗上《論淮西事宜狀》支持裴度。平叛的戰爭打起來後,由於將領不齊心、指揮不得力等原因竟斷斷續續地打了四年,到了817年,裴度在憲宗的支持下,到前方親自督戰,擔任前敵總指揮,並任用韓愈為行軍司馬(參謀長)。韓愈先行來到沐州(今河南開封),恩威並用,勸說駐軍首領韓弘歸順朝廷,剪除了吳元濟的羽翼,使吳元濟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接著韓愈又向裴度建議派兵直人蔡州(今河南汝南)吳元濟的大本營,為平叛行動的最後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叛亂平定後,韓愈也以功升任刑部侍郎(副部長)。
821年,朝廷派往鎮州(今河北正定)的節度使田弘正被手下大將王廷湊殺掉,王廷湊自立為節度使,並發兵四處攻擾。穆宗為此調發了十五萬大軍前往討伐,但卻遲遲攻打不下,反而被王廷湊圍困了河北另一重鎮深州(今河北深縣)。次年二月,穆宗派遣韓愈前去王廷湊營中「宣慰」,實際上就是讓他去當「說客」。朝中的大臣們都認為此行險惡,凶多吉少,搞不好連性命都難保。韓愈的好朋友元植不斷歎息「韓愈可惜」,以為他一定有去無回。穆宗也告訴韓愈說,要見機行事,不一定親自到叛軍營中去。但韓愈認為既然領受了皇帝的命令,就應該勇往直前,臨危不懼,不管有多大危險和困難也不能退縮。他騎馬直入王廷湊軍中,在叛軍的刀劍相逼中面不改色,對王廷湊曉以利害,並列舉了安祿山、史思明等叛軍的例子,勸他遵從朝廷的領導。後來王廷湊被說服,設宴招待韓愈,送他回朝。
韓愈自幼飽讀詩書,二十五歲考中進士,深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在他眼中,忠君衛道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他的忠君,卻不是愚忠,是在符合儒家道義基礎上的忠。儒家思想中重視民眾生活、敬鬼神而遠之的處世原則,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神境界給他以很大的影響。所以,在君王的皇權不穩時他能不避艱難,當皇帝迷信神佛時他能直言抨擊,當百姓生活困苦時他能大聲疾呼、想辦法解決。
四、文傳後世的名家
雖然韓愈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員來說,其事跡是可圈可點的,也是傑出的。但是,真正使他傳名於後世,卻是他的文學成就。他的《講學解》中「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於隨」,《師說》中「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馬說》中「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等都成為流傳千古的名句。正因為他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被後人尊奉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更把韓愈的散文與杜甫的詩歌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也稱他是「文起八代之衰」,他與柳宗元一起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朝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
從來是文為心聲,韓愈的文學創作也是這樣。作為唐代古文運動健將,他畢生以發揚儒家學說,排拒佛、老思想為己任。他寫的散文、詩歌,絕不是無意義的吟誦或是往來唱和,而是為他的政治主張服務的。在占主體地位的論說文中,抨擊現實中不合理的因素是其主要內容。如在《原道》、《諫迎佛骨表》、《原性》、《師說》等篇中,鮮明地突出了尊儒反佛的特點,以巧妙的佈局、分明的層次全面闡述了佛教的危害以及從師學習的必要。而《雜說》、《獲麟解》、《送窮文》等,則是嘲諷社會現狀的犀文,既比喻巧妙,寄寓深遠;又構思奇特,鋒芒畢露。
此外,韓愈又是一位卓越的詩人,是中唐時期韓孟詩派(韓愈、孟郊)的領袖,與元白詩派(元鎮、白居易)相對立,一生留下了四百多首詩篇。他的詩,與他的散文一樣,具有深刻的現實內容。意境開闊,想像奇特,洋溢著浪漫主義的氣息。
縱觀韓愈的一生,雖然積極追求功名,但並不滿足於個人的富貴,而是始終把天下蒼生放在首位。他認為,作為一個士大夫,對社會、對國家應該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因此,他在朝中遇事能搶先發言,說別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在被貶之後能不計個人榮辱,盡所能為民眾做些好事實事,表現了一個正直的儒家士大夫應有的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