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同蔣介石關係不錯的報人是不少的。其中最著名的許就是陳佈雷了，作為蔣介石倚靠的筆桿子，事實上蔣介石的很多文章演講稿都出自他手。作為與蔣走的最近的一個人，關於蔣介石的事，陳佈雷事無鉅細都要管。蔣介石另一個報界好友，應該就是民國報界的大腕張季鸞了。張季鸞所辦的《大公報》，蔣介石每日必看。但還有一位，較為神秘的好友，他叫陳景韓。蔣介石每有大事，必到上海訪陳，聽聽他的議論。曹聚仁說，陳景韓應該是蔣介石的「師」，足見陳景韓對蔣介石有多重要。

　　陳景韓是松江人，那時候的松江是個報人窩子，在上海甚至有「無松不成報」的說法。他在主筆《時報》時，首創短評，大辦副刊，短時間內就讓一張萎靡不振的報紙，很快在上海首屈一指。史量才創辦《申報》的時候，拿月薪300的高價(當時一個普通的報人，一月也就二三十塊)把陳景韓挖了過去。為此《時報》的總經理狄楚青差點對史量才動手。陳景韓主筆《時報》期間，同史量才、張竹平等一起把《申報》辦成了上海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影響力極大的報紙之一。1930年，因為在辦報主張和風格上，同史量才的分歧日益變大，陳景韓遞上辭呈，之後便再沒有進報館。

　　而陳景韓在民國報界，到底有多牛呢?《中央日報》的首任社長程滄波最推崇的新聞人有三個，首推陳景韓，其次是張季鸞和成捨我。張季鸞是公認的民國報界大咖，人稱其為《大公報》的報魂;成捨我是世界報系的創始人，民國報界極有影響力的人。可在程滄波的眼中，他倆排名只能在陳景韓之後，足見陳景韓在當時之影響力。

　　北伐戰爭期間，陳景韓主筆的《大公報》每日一評，對北伐讚賞有加。北伐軍，最初抵達上海時，陳景韓在《申報》上用黑體字頭版直排的刊登「歡迎蔣總司令抵滬」，通過這種方式，可謂是給足了蔣介石面子。

　　也是從這時起，蔣介石和陳景韓有了交情。因為陳景韓的能力確實非常出眾，蔣介石很多時候在陳景韓是帶有敬畏感的，這一點究蔣介石一生，也再少有。而且兩人之間的關係，非常不錯，周邊有很多人都是知情的。南京政府成立之時，各種政府部門都在不斷的建立，正是用人之時。蔣介石很快就想到了陳景韓，他希望陳景韓能夠出任民國政府的文官長或中央黨部秘書長。當他像陳景韓提出邀請之後，均被陳景韓拒絕。即便如此，蔣介石還給陳景韓在租借送了一套洋房。

　　史量才在著手《申報》改革時，重用了一大批鬥士級別的先進知識分子，沒過多久就和蔣介石有了矛盾。甚至有一次，他用「我有百萬讀者」來抗衡蔣介石的「我有百萬雄兵」。這件事，弄的蔣介石對史量才是恨之入骨。史量才周邊的人怕他出事，還專門讓陳景韓出面向蔣介石說情。但那時候陳景韓和史量才在辦報主張上已經有了分歧。不久後，隨著陳景韓離開《申報》，史量才就被蔣介石暗殺了。

　　陳景韓在離開《申報》之後，蔣介石多次邀請，他都謝絕。最後蔣介石安排他擔任浙江財閥開辦的中興煤礦公司董事、六河溝煤礦經理等職。而且還有好幾次，邀請陳景韓去廬山為他講《孫子兵法》。而蔣介石若去上海，都會去約見陳景韓，請陳景韓給他分析國內國際的一些形式以及變化。

　　近年蔣介石日記面世，裡面也多處都提及「陳景韓」，從側面證實了報人曹聚仁在《陳景韓(冷血)》一文中說到的「每有大事，蔣必至上海訪陳，聽聽他的議論」。而且從很多細節看得出，陳景韓和蔣介石訂交不僅早，而且還非常的好。曹聚仁在文中稱，陳景韓是蔣介石的「師」。由此可見，他兩人的私交可能會超過陳佈雷、張季鸞、邵力子、陶希聖等人。就在蔣介石大勢已去，準備赴台的時候，還曾在上海約見陳景韓，可見二人之私交。

　　陳景韓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很長時間以來，人們是很少知道的。因為對陳景韓的研究，很多都是從文學的角度入手的。他早在《時報》的時候，就創作翻譯了不少作品，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也有這非常重要的影響。

　　而他本人，也是一個極其有趣的人，不少人都稱他身上有一股魏晉之風。也確實，他的這種魏晉之風極其的明顯，稍微舉幾個例子，就能明顯的感受的到。

　　他在主筆《申報》的時候，月薪300元。那時候在上海，和他收入差不多的人，都配有專車，可他每天深夜下班，仍然堅持坐出租車回寓所。當時出租車常出車禍，朋友們都勸他自己買車，別再冒風險了，他卻冷冷答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當時上海出租車的價格是每二十分鐘路程收一元錢，僱車人還得付司機二角錢小費。陳冷血對這個規矩卻懶得理會，他從來不付小費，因為是老主雇，司機倒也不向他索要。有一天晚上，出租車到寓所後，司機對他說：「陳先生，明晚我要回家辦婚事，不能來接您了。」陳冷血若有所思，請司機稍等，幾分鐘後從寓所出來，將五十元錢不容分說塞到司機手中，以示祝賀。要知道，那時候的50元，可是一筆不少的錢。

　　還有一次，曾經有兩位同事在報館裡為一元錢推來讓去，恰巧被陳冷血遇見。「你們都不要，那就扔了吧!」陳冷血說完，果真將錢往窗外扔去。報館裡的僕役趕緊跑下樓去檢，累得氣喘吁吁，卻已不見錢的蹤影。他又冷冷地說：「沒有最好，省得推來推去。」

　　還有一則逸聞，說滬杭鐵路招待報館人員到浙江海寧觀潮，早晨天氣涼，陳冷血那天正好穿了一件很新的夾大衣，走了一段路後，身子熱乎了，他便脫下來，正巧路旁有一個老乞丐，他便順手將大衣丟給乞丐，也不多言，「揚長而去」。

　　類似的任性事件，在他身上還有很多。說他有魏晉風度，應是極恰當的。

　　在民國複雜、有趣、激烈、龐亂的報圈裡，陳景韓是個名人。

　　如今我們回頭看這位民國初年，報界首屈一指的報人，不得不驚歎的稱他為奇人。

　　陳景韓趣談

　　現代文壇上曾有一段趣談。錢玄同年輕時曾語出驚人——「四十歲以上的人都該殺」。於是他過四十歲生日時，許多文人好友都給他送來了輓聯，以示調侃。但很少有人知道「年過四十者殺」的創意，是始於陳冷(陳景韓)的「年過五十者殺」。陳冷在1904年的俠客小說《刀餘生傳》中以極端決絕的姿態譜寫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殺人譜」，列出28類可殺的人，「年過五十者殺」赫然名列第三。

　　說起陳冷，研究中國近代新聞史與文學史的人都略知一二，他是清末民初報業和文壇上的激進派，是改造國民性、啟蒙民眾的開路先鋒。至少從上個世紀初至20年代末，只要翻開《時報》和《申報》，每天都可以看到一篇他的時評，犀利峻冷、短峭活潑，猛烈抨擊醜惡勢力和國民性痼疾。當時人把他比作倫敦《泰晤士報》的狄雷(John T Delane,1817—1879)，認為我國讀者不可不讀陳冷的時評，猶如英國讀者不可不看狄雷的評論。

　　陳冷同時還是頗負盛名的小說家和翻譯家。他率先在日報上刊載微型小說，創作「橫截面」式小說，是中國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之人。與包天笑合編《小說時報》並編輯《新新小說》時期，他嘗試了多種小說題材和文學體裁的翻譯和創作，是翻譯「虛無黨」小說和偵探小說最早、用力最勤的作家之一，創作了一系列「俠客小說」，被視為近代武俠小說的先祖。1904年至1915年，各小說雜誌爭相刊登他或譯或著的小說，把刊登他的小說作為雜誌營銷的重要手段。

　　蔣介石一度對陳冷非常仰慕，多次請他登廬山，講解《孫子兵法》。每次到上海，也必定請他分析國際國內形勢。1931年，陳冷從《申報》辭職，國民黨當局曾力邀他擔任國民政府文官長及中央黨部宣傳部長等職,但他不願成為陳佈雷和張季鸞那樣的御用文人和高級幕僚，均謝絕。

　　陳冷在其生前可算是大名鼎鼎，但隨著時代的巨潮後浪推前浪，關於他的歷史記憶也似乎漸行漸遠漸無聲了。有關他生平的資料寥落零星，他也沒有留下坦情露性的日記、回憶錄、散文之類，除了包天笑與鄭逸梅兩位過往並不甚密的「文字知己」外，熟知他的人都沒有留下回憶性的文章。儘管如此，在對他的文字持續近兩年的細緻閱讀過程中，這位被湮沒在歷史洪流中的老報人形象還是在筆者眼前逐漸清晰和鮮活起來。

　　三十功名盡報業，守正不阿顯本色

　　陳冷(1878—1965)，1878年11月25日出生於江蘇松江(今屬上海市)，名景韓、景寒，筆名冷、冷血、無名、不冷、華生、新中國之廢物等。父親陳菊生是私塾先生，他從小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科舉功名是當時讀書人的普遍選擇，他也理所當然地考慮過這條出路，並中了秀才。但他很快就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變革的氣息，不願固守陳規，希望尋找到別樣的實現人生價值的道路。1897年，經好友鈕永建介紹，陳冷進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武昌武備學堂，接受新式科學和軍事知識的教育，並初步接受了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洗禮，後來還加入秘密的民間革命會黨，受到張之洞的通緝。經過父親和姐夫雷奮的四處奔走及松江士紳的極力疏通，張之洞這才放過他，只是開除學籍而沒有嚴厲制裁。1899年，他隨姐夫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文學，1901年參加同盟會，1902年回國，進入革命黨人戢翼翬在上海創辦的《大陸》月刊做編輯。

　　1904年春，羅孝高和狄楚青在上海創辦《時報》，陳冷被聘為主筆。當時《時報》的實際投資者是流亡海外的保皇派康有為和梁啟超。康梁的意思是把《時報》辦成自己黨派的喉舌，但是作為一個職業報人，陳冷強調的是報紙的獨立品格，能公正地代表「輿論的良心」，不為黨派勢力所左右，所以在實際的辦報過程中，他多次勸說狄楚青摒棄黨見，獨立辦報。

　　梁啟超對於狄楚青的「轉向」強烈不滿，對陳冷則尤為憤恨，在1906年寫給康有為的信中說道：「楚卿信任陳景韓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實非吾黨，孝高亦袒此人，怪極。故於黨事，種種不肯盡力，言論毫不一致，大損本黨名譽，弟子所深恨者在此。」語氣之怨憤儼然已將陳冷視為仇敵。其實，他二人早就結下過「梁子」。早在1900年7月，陳冷與梁啟超見面並會談，但由於當時的政見不同，陳冷傾向革命，而梁啟超主張立憲與改良，所以倆人並沒有進一步的交往。非但沒有再交往，反而打起筆仗來。1903年2月26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對出版未久的《大陸》作了評論，認為「敷衍篇幅者居全冊之半，無甚精彩……雖鋪張揚厲，其價值自為識者所共見也」。《大陸》對此大為惱火，接連刊出5篇反駁文章，不斷地對康、梁進行人身攻擊，極盡醜化詆毀。陳冷是1903年《大陸》報主筆之一，大概脫不了攻擊梁啟超的嫌疑。此外，陳冷提倡的俠客、刺客精神也顯然與梁啟超的言行多變異趣，1905年他寫了六回的《刺客談》，譏諷了康梁空洞的論說和在現實中的畏葸，把他們描繪得如同跳樑小丑，把「聖人」刻畫成到處招搖撞騙的人物，說其徒弟不過是「一班無行文人，敗類子弟」。「新仇舊恨」夾雜在一起，無怪乎梁啟超對陳冷「深恨」了。

　　說來有趣，倆人不但政見不同，連文風都有點針鋒相對的意味。清末民初文壇上流行兩種不同的文風，一為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的「新民體」，一是陳冷犀利峭冷的「冷血體」。不僅文風截然不同，連筆名也有較勁的意味，梁啟超叫「中國之新民」，而陳冷偏偏要叫「新中國之廢物」，一熱一冷也反襯出二人迥異的性格和人生態度。但是政見的不同，並不代表辦報理念的不同。對於梁啟超流亡海外後「以報紙為利器，批評時政、開啟民智」的做法和思路陳冷是贊同的，從實際辦報過程中也可以看出陳冷是梁啟超報業思想的積極且成功的實踐者。或許陳冷對梁啟超的態度正像阮籍對於儒教那樣，心中是認同梁啟超的報業思想的，只是鑒於梁的思想多變，不能完全言行一致，故對於其人採取漠然態度。

　　事實證明，狄楚青對陳冷的倚重完全是正確的。在陳冷的大膽改革下，《時報》打破了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替中國報業開了許多先路：分欄分版塊報道時事，奠定了現代報紙的基本版面形式;首創「時評」欄目，配合時事抒發議論，被各報紛紛倣傚;率先在日報上刊載微型小說，開始了「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歷史」。《時報》因此很快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個寵兒，躋身上海三大報之一。胡適曾飽含深情地回憶過《時報》及陳冷對同時代人的影響。《時報》不僅在國內新聞界獨佔鰲頭，在國外也闖出一片天地，與《中外日報》一道成為在歐洲銷售的中文報紙。而《時報》進行營銷的一張重要名片就是陳冷「簡潔雋冷，令人意遠」的短評與小說。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對清末民初文壇的小說，除了林紓的之外，較為關注的就是陳冷的，覺得「有趣」，在後來的翻譯和寫作上，魯迅顯然受了陳冷文風的影響。

　　1912年，史量才接辦《申報》，高薪聘請陳冷為主筆。進入《申報》後，陳冷逐漸放棄了文學創作和翻譯，把全部精力獻給了新聞編輯事業。他在上海新聞界工作了28年，先後作為《時報》和《申報》的掌門人，將兩大報分別推到其歷史上的巔峰狀態，為黯淡的近代中國編輯了兩份真正有品質的報紙，對於促進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可謂是功不可沒。同時代的報人曾給予陳冷極高的讚譽。1922年的《申報館五十週年紀念》，1927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1932年張蘊和的《六十年來之申報》等書、文中都對其讚歎、感佩不已。1947年出版的《上海時人志》這樣評價他：「陳冷先生肅穆寡言，頭腦冷靜，總攬社政，守正不阿，筆苛如劍，尤注意社會黑暗面之揭發。凡大義所在，不為利誘，不為勢屈，均能奮勇以赴。《申報》之超然姿態，獨立風格，殆先生數十年來孕育葆養所致。左右以其資望日隆，力勸從政，而先生唯置一笑，仍堅守其新聞崗位不懈。嘻，如先生者，亦大足風世已!」

　　從當時人們對陳冷的推崇，可以想見他當年在報界的影響力。在中國新聞界還處於墾荒時代，他以鮮明的辦報宗旨、勤懇的耕耘、別出心裁的創意，及對社會獨特深刻的洞察力，當之無愧地成為當時輿論界的權威之一。陳冷於1929年冬辭職《申報》，退隱江湖，到江浙財閥所屬的中興煤礦去任總經理。其年52歲，也算是自動實踐了「年過五十者殺」的救國設想。

　　外顯魏晉風度，內則俠義心腸

　　由包天笑和鄭逸梅憶及的陳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世說新語》裡「任誕」、「簡傲」一類的人物，狷介傲然，不諧世俗，在當時詩酒挾妓的上海文壇顯得「另類」且我行我素，「脾氣古怪而突兀」，然而他的內心卻存有扶危濟困的「俠」氣與擔當社會重任的道義。茲有幾事，頗可證明其「怪」。

　　留日期間，陳冷廣泛接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他剪去辮子，信仰基督教。回國後，依然保持西式生活方式，據包天笑回憶，1904年左右，上海穿西裝的人還很少，大家拖一條辮子，全《時報》館只有陳冷一人剪了辮子，穿了西裝。陳冷喜歡騎腳踏車，不坐人力車，隨心所欲，往來如飛。安靜時口銜煙斗，腳踏在書桌上，作靜默構思狀，包天笑問他是從福爾摩斯那裡學來的嗎，他也不理。《中國報學史》登有陳冷的一張照片，西服領帶，長筒皮靴，立於腳踏車旁，很摩登的樣子。年輕時代的他的確是洋派氣味十足的人，喜歡拍照、養狗、拳擊、打靶等等，這在一般文人中還是罕見的。

　　陳冷與包天笑同處一個編輯室，兩人桌子上都堆滿了各類報紙、信函、雜件，待要清理時，包天笑往往遲疑不決，陳冷卻看也不看，把桌上的東西，雙手捧起，統統扔到紙簍裡。包天笑問他「這一件應當留著吧」他說「不要!不要!留此徒亂人意」。

　　一日，在《時報》息樓裡，林康侯和雷奮為了一塊錢，你推我讓的，一個要給，一個不要。恰巧陳冷走來，說：「你們都不要嗎?那就丟了吧。」隨後掂起這塊錢，向窗外馬路上一丟。茶房下去拾取時，早已沒了。陳冷說：「沒有最好，省得再推來推去。」如此乾脆利落的處世風格，他在時評中多次大力提倡。

　　包天笑在《時報》上連載《空谷蘭》時，往往被迫當天交貨。正譯寫到「兩女爭鬥，搶奪一個藥瓶」時，恰巧他有個侄女在醫院裡病死了，他急欲料理喪事，便把《空谷蘭》的日文原本交給了陳冷，請他代譯一段。誰知陳冷不看原文自作主張，把兩女相鬥時這個藥瓶擲在地上打破了，而這藥瓶在原文中是用來救一個孩子的命的。包天笑說陳冷就是有這種怪脾氣，他也曾譯一部日文小說，已譯了大半部，不高興譯了，弄出一條狗來，把書中那個主角咬死了。包天笑駭問何故，陳冷說：「他也不是好人，死了就結束了。」

　　陳冷青壯年時代常常出外旅行，有些「任俠」的灑脫氣度。有一天，無緣無故忽然失蹤了，幸而狄楚青接到郵局寄來一封信，卻從東三省寄來的，他一人遨遊於白山黑水之間去了。

　　可以說，陳冷是個特立獨行的人，至少是喜歡標新立異、我行我素的，青年時代甚或有些張揚，不夠低調。正因為此，他才在留日前有革命傾向，甚至有被通緝的危險。陳冷個性中的「不安分」貫穿其一生，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青年時代因不滿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有革命傾向;中年以筆為旗，在報業疆場對抗一切有礙社會發展、文明進步的黑暗勢力;晚年到中興煤礦任總經理，實踐自己一直提倡的「實業救國」的理想。恰恰是他的這種上下求索的「不安分」，給近代中國報業帶來了活力與驚喜，也正是因為他的不隨俗流、灑脫個性，才能使時評在他筆下豐富多彩、血肉豐滿。怪異的個性也顯現在他的創作和翻譯中，他之所以選擇翻譯「虛無黨」小說，創作武俠小說，正是因為他從這些作品中看出了自己，從而寄寓「任俠」的情懷與救世的熱忱。

　　凡屬親友的婚喪喜慶，陳冷概不送禮。如果是弔喪、慶壽，絕對不來，結婚或者來看，亦不到賀。大概他認為喪慶之事屬於個人的事情，亦是怕客套與寒暄吧，但在外人看來難免不識世情，冷漠自私。對於他的「冷」，也有兩個小故事。

   　陳冷和包天笑都在上海城東女學義務教過書，學生們無論怎樣調皮，包天笑都能與之和睦相處，而陳冷則常常罵得學生垂淚，他自己也撅起嘴唇，面相很覺難看，所以陳冷上課，學生不敢多說話，背後卻罵他「冷血動物」(筆名為冷血)。

　　還有一事更能說明陳冷的「冷」。他和包天笑同事了若干年，後來兩人各任其他工作，睽違了近二十寒暑。一次園藝家黃岳淵邀客欣賞他所培植的名菊，兩人在黃氏園中相遇。朋友們認為陳冷雖沉默寡言，一旦遇到二十年不見的老友，一定有許多話要說，不料天笑招呼了他，他略點頭，僅說了一句話：「久違了!」天笑也只好回答他：「久違久違!」兩人便相對無言了。不知道的，以為他們兩人有些仇隙，實則兩人是很莫逆的。

　　當然性格並不等於品質。陳冷筆名為冷、冷血，但是對於國家、工作乃至人生他實則是心熱於內的。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後，為緩和輿論氛圍，其心腹鄭汝成脅迫性地宴請報界名流，大家推舉陳冷坐於首座。陳冷平素沉默，終席不發一言，那天卻向鄭氏發問：「我國究屬須若干年，始得和日本一戰?」能在強權者的「鴻門宴」上哪壺不開提哪壺，故意唱反調，讓主人難堪、下不來台，這分明是公開向強權挑釁。一個平素沉默的人，卻能在刀尖上說話，已不僅僅是勇氣的問題，而是「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佛的救世情懷了。

　　對於工作，他更是以「獻身」的方式表達著對於報業持久的熱情。《申報館五十週年紀念》的編者評價他：「視新聞事業恍如第二生命，新聞事業以外一切謝絕。」在《申報二萬號紀念感言》中，他自己也深情地感慨道：「每號之中，無一不有點點心頭之血，蘊於其內」。多年的職業習慣漸漸浸潤形成他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堅忍、負重、堅持不懈，就像魯迅《故事新編》裡的大禹，忠誠、苦幹、不苟言笑，又滿懷熱忱。

　　對於人世他更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表達著「熱」。陳冷到《申報》後，史量才每月給他三百元的優厚待遇，因此他的經濟比較寬裕。當時，史量才等人都買了汽車，而他卻在深夜下班後坐出租汽車回寓所。那時出租汽車常出車禍，許多朋友都勸他「與其天天冒這種危險，何不自己買部專車?」他幽默地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那時「雲飛」出租汽車每二十分鐘要價一元錢，僱車人還得另外付給司機二角錢的「小賬」。陳冷坐車可從來不付「小賬」，司機因他是老主顧，也從不索要。有一天，車在他的寓所門口停下後，司機對他說：「陳先生，明晚我要回家辦婚事，不能來接您了。」陳冷點點頭，要他略停片刻，返身入內，數分鐘後，他把五十元錢塞給司機，以示祝賀，算是一筆不尋常的「小賬」。對於他人的幫助與祝福，陳冷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體現，不做面子工夫，不譁眾取寵，本色待人，不介意外在評價與褒貶，單從這一點就可看出陳冷為人不媚俗、不做作、不賣弄，是個本色真純之人。

　　包天笑這樣評價陳冷：「人每目景韓為怪人，當時的所謂怪人者，便是不諧世俗，好自立異，或者出於禮法之外。但景韓實一志士高尚的人，凡所作為，亦未有損於人」。「志士高尚」在他26年為真理和正義而寫的時評中得到了最好的證實。在實際生活中他雖怪異，卻也以「冷漠」的方式顯現著品質的高尚，同時，「冷漠」的背後是淡泊名利、少欲豁達的生活哲學。

　　淡泊名利「捨得」間，

　　是非功過任評說

　　《時報》時期，滬杭鐵路曾招待陳冷等人到海寧觀潮。到江岸邊要走一段路，早晨天涼，陳冷穿了件夾大衣，走路時不覺熱了，脫去大衣攜在手中，甚覺累贅。同行的一個朋友說道：「既然累贅，棄之可也。」路旁正坐著一個老乞丐，陳冷便把這夾大衣丟了給他。這個乞丐正在錯愕間，他說：「給你!給你!」而後揚長而去。這樣灑脫為人的俠者風範實際是他少欲無求的生活哲學的外顯。他在1928年寫過一篇時評《人生問題》，其中揭示了自己的人生觀：「我嘗譬之人生於世也，無異出遊而攜行李。所攜之行李多，則受累，而需人相助;所攜之行李少，則不特一己者可自提攜，而無須人助，且可出其餘力以助他人。夫所謂人生之行李者，何也?嗜欲、奢侈、榮華、尊嚴、姬妾之眾、子女之多、使役趨奉之徒之廣，以及一切虛榮之心、好名之念，凡非已力所及、勉強以行之者，皆受累之物也。」正是本著這種通脫、懂得「捨得」的人生態度，陳冷才能在各種政治誘惑面前咬定青山不放鬆，保持獨立求真的報人本色。

　　對於功名利祿之事，陳冷淡然處之，他為事為人追求是否有益於其事其人，而不在乎別人知與不知。他曾在時評《功》中表露自己的功名觀：「真心為國為民者不必人知而為之，為之之後仍不必令人知之。」或許正是這樣一種不介懷於他人評價、只顧悶頭苦幹的人生觀，導致了其性格「冷漠」的假象。也恰是因為不介意世俗榮辱的「冷漠」造就了他豁達的心胸，隨性自適的逸然風度。

　　1946年，《申報》由國民黨CC系統掌握，請陳冷續主報事，他希望恢復《申報》原有的主張和民間色彩，但被國民黨CC系統掌握的《申報》不可能實現他的理想，因此他再次脫離《申報》。該報卻在報頭下標著總編輯陳景韓之名，每月打一支票，致送薪金。他把支票壁還，但是報上仍刊載他的姓名，有人勸他和該報交涉，他說：「世間同姓名的很多，《申報》的陳景韓，可能是另一陳景韓，和我陳景韓無涉」，一派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姿態。正因他對名利的淡泊態度，才能在結識蔣介石後依然保持君子風範，與之淡然交往，不因知遇之感而改變純粹文人的處事底線。

　　1927年後，在激烈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中，陳冷感到《申報》似乎處於三夾板中，他的理想越來越萎縮，辦事越來越謹慎，他一直堅持獨立辦報，但言論方面卻長期處在被各種力量左右、朝秦暮楚、無所適從的苦楚中。由於辦報時愈感力不從心，左右難以逢源，以及多年職業習慣導致的人生疲憊感，他告別《申報》。對於他1930年離開報界，當上中興煤礦經理的晚年選擇，回憶文章都所談甚少，唯有《申報》老報人孫恩霖提及，說他「周旋於達官貴人之中，不再是個局外人，而是個同流者了」。是否確實，因史料缺乏，無從稽考，但從陳冷一貫的性格來推測，掛上高收入的閒職並非想「同流」，很可能只是「大隱隱於朝」的一種表達。一個人的性格發生大的變化，通常是由於生活中發生大的變故、思想變遷所致。陳冷的生活並未發生大的變故或威脅，「突變」的可能性很小。拒絕成為蔣的御用文人，又拒絕成為已被國民黨CC系統掌握的《申報》的總編輯，足以證明他始終保持著「剛正不阿」的品性，加之他隨性自然，不俯仰隨俗、近於冷漠的性格，更難以讓人相信他會周旋於達官貴人之中。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於陳冷晚年個人生活道路的選擇，我們應該抱以充分的理解。

　　毋庸諱言，陳冷在新聞界是當之無愧「無冕之王」，在小說界是辛勞耕耘的「園藝師」，而在人格上，或許他更像一位俠客或戰士。雖然後人對於他的關注如其筆名一樣始終沒有「熱」起來，但他的報業精神與小說思想卻一直延續至今，或許這對淡泊名利、置他人評說於不顧的陳冷算是最好的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