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日軍成立聯合政府陰謀破產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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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日軍成立聯合政府陰謀破產

2016年09月16日 戰史風雲 暫無評論 閱讀 50 次

日軍侵佔南京之後,第一件事是要成立一個政府,因為要是沒有這個行政組織,那麼對中國的老百姓,就沒有一種統治力量;而且蘇、浙、皖三省的治安,日軍無暇顧及,所以醞釀著要組織一個政府,作為代替國民政府的一個行政機構。雖然「維新政府」已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但日本方面最高特務頭目土肥原賢二,還不滿意,因為他早就擬了一個計畫,北方請吳佩孚出山,南方則以唐紹儀作為對象,組成一個聯合政府,這樣就可以統治一切了。他們在北方對吳佩孚的籠絡工作,做得很明顯,而在南方拉攏唐紹儀的計畫,卻進行得很秘密,一點也沒有消息走漏出來。




唐紹儀:愛好古玩斧下喪命



唐紹儀在民國史上,身世顯赫,他雖然不是國民黨的開國元勳,但是做過南北議和的清廷代表,和國民黨有密切聯繫。國民政府成立之時,對他也相當器重,因為當時分駐各國的大使政要,都是他的親戚故舊,只是對他本人,反而無法安置。



唐紹儀是廣東中山縣人,後來國民政府就請他做中山縣縣長,而且把中山縣政府的組織,改變為直屬於中央的「模範縣」,縣長是簡任職。唐氏對這個職位未必滿意,但因一時無事可為,只得勉強走馬上任,他內心其實是很委屈的。



唐紹儀當了中山縣模範縣長之後,就引用中山石岐的許多同鄉擔任縣府大小各職,又因為他是石岐唐家灣人,所以多數職員都是姓唐,他自己就住在唐家灣花園住宅中享清福,對政務極少過問。過了一個時期,這個模範縣,不但沒有什麼模範的政績做出來,反而當地人的控訴狀如雪片一般遞到中樞,大概有好幾件事牽連甚多,胡漢民力主徹查,於是唐紹儀連小小的模範縣長都做不成了。



此後,唐紹儀便移居上海老靶子路(今武進路)的舊宅中,韜光養晦,頤養天年。



唐紹儀的日常生活是很奢侈的,單單每個月的雪茄煙費用,已堪驚人,就因為開支浩繁,積蓄越吃越短,所以日方和他幾度秘密接觸之後,他就有點半推半就的意思,並且搬到一座很大的洋房中,草擬改組聯合政府的計畫,消息秘密得很,當時上海極少人知道。



那時節靜安寺路上有一幢華安合群保險公司的大廈,巍然矗立於跑馬廳前面,這是上海一座極著名的建築物,這大廈除了下面三層作為公司之用外,其餘的都租給西人居住,作為公寓。



八一三戰爭開始之後,小部分西人離開上海,但是大部分英美人還未撤退,這座大廈,就有若干房間空出來。我有幾個朋友,把它租了下來,租約是長期的,以一年為一期。租金相當昂貴,因此這幾個朋友,就想出一個辦法,把它作為十個人共有的集合場所,幾個年紀比較大的,一早都跑到那邊去談生意、進早餐,我則每天午餐之後,總到那裡去午睡,而且因為有熱水設備,各人的家眷常來洗澡,晚間大家約點朋友來聚晤傾談,那裡有連著的四間房,所以有時也在這些房間中設席宴客,其中一間房間,常有人打麻將和玩撲克,所以租金的維持,可以應付裕如,尤其是那時上海很少高樓大廈,大家到了這個地方都興致很好。



一天,華安公司當局極誠懇地來和我們商量,要求我們退租遷出,並且允諾給我們一些補貼。我們因為有合約在前,當然嚴詞拒絕,華安當局顯得很尷尬,次日又繼續派員來講,說是:「這不是我們公司爽約,而是日本人指定要這層樓的房間作為他們辦公之用。」我們聽了這些話,便覺得這個租約無法堅持,於是就在第三天默默無言地退了租。



初退租時,我們十個人紛紛通知親友,再也不要到華安大廈來,免得遭到麻煩,但是百密一疏,有一位朋友的岳父,不知道這件事,他仍然闖到這個房間去,見到房間裡的人很多,且都不相識。那位老人家氣派很好,所以坐在一旁,有人敬茶遞煙,待以上賓之禮。他坐了好久,不見熟人來到,心中正在奇怪,突然有一個書記模樣的人來說:「唐先生現在有空了,請你到裡面去談談。」那位老人家一時想不起哪位唐先生,施施然地跟了那人進去,看見房中坐著一位正是他的舊友唐紹儀,兩人已十多年未見面,當然雙方寒暄一會兒,後來唐紹儀問他:「你想擔些什麼職位,我可以代你設法。」那老翁一聽此言,心知不妙,就說出:「我原是這個房間的常客,我是來看我女婿的。」唐氏才明白,這是一場誤會,依然很客氣地送他出門。



我們遷出華安大廈之後,本以為是日人借用,後來經這位老人家的說明,才知道原來這個房間已被唐紹儀租用,其中有一位朋友心中很不服氣,竟然走到華安去交涉,華安當局吞吞吐吐不敢說明真相,只把新租約拿出來給他看,簽約的果然是日本人,語氣中還隱隱約約表示唐紹儀已經「落水」,那位朋友才無言而退。



不久,報紙上隱約透露出新的聯合政府正在組織中,並且顯示某元老將出任「總統」。我們朋友間就推測到這位總統的人選,必然是唐紹儀了。



時隔不久,也就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的九月三十日,報紙上又爆出一件唐紹儀在自己住宅中,被人用利斧砍死的新聞。新聞中說,唐氏愛好古玩,有不少相熟古董商人,常在早晨帶了大小不等的瓷器玉器等向唐氏求售,其中有一個最熟的掮客姓謝,那天早晨手捧著一隻四五尺高的大花瓶,坐著汽車,伴同一個姓林的人,手中拿著一個楠木小盒,去見唐紹儀。當時守門的人,因為姓謝的是常客,所以叫他把汽車開進住宅內,即刻再把園門鎖上。



謝、林兩人進入內室等候,唐氏起身之後,只有一個女傭端茶奉煙,姓林的人就把楠木盒中的八件玉器一一取出,唐氏細加把玩,愛不釋手,待女傭退出之後,姓謝的就在大花瓶中,突然抽出一把利斧向唐紹儀後腦劈去,傷痕深達二三寸,唐氏未出一聲已經瞑目而逝。之後,姓謝的從從容容地還是捧著花瓶出來,由姓林的人將內室的門鎖上,同時還作鞠躬道謝狀退出。



守門人問姓謝的人:「你的花瓶怎麼沒賣掉?」姓謝的就說:「老爺看不中,也沒有辦法。」說完這句話,守門的人就開了鐵閘讓他們登車揚長而去。



唐紹儀總統沒有做成,老命反而因之送掉。



唐紹儀做不成聯合政府的總統,竟死於非命,無數人對他的不保晚節深為惋惜。而最感失望的就是日軍當局,因為他們認為唐紹儀是組織聯合政府的理想人選,現在唐紹儀一死,他們又要傷腦筋了!



唐紹儀慘斃之後,日方著令租界警方全力出動調查偵緝,認為謝、林二人隱伏租界之內,非拘捕歸案不可,何況當時慘案現場,還遺留著一盒用楠木盒子裝的古玩。



原來盒中的古玩,共有八件,其中一件還緊緊地握在唐紹儀手中,大約姓林的人見到唐氏已經倒在血泊之中,不免有些心慌,就匆匆離開現場,這盒東西,也就留在唐氏陳屍的室中。



這些古玩裝在一個很精緻的楠木盒中,盒蓋上刻著四個大字,下款刻的是「莫席氏珍藏」。警方得到這件東西,就召集幾個古董商人來研究,問這盒東西的原主是誰。幾個古董商人一看見這件東西,都面有難色,不發一言。後經警方再三追問,才有一人說出,莫即洞庭山的別稱,席姓是洞庭山的大族。警方得到這線索,就傳訊一位曾經做過銀行買辦的席某,這位席某年事已高,一點受不起驚嚇,很痛快地說出來:「看來這是席裕昌的東西。」於是警方接著就傳訊席裕昌。


席裕昌以律師為業,家中十分富有,喜歡收藏古玩,他家中的一切傢俬設備都是用楠木製成的,而且在蘇州自建花園,規模不小。



席大律師在上海本也有相當聲譽,可是八一三戰爭之後,一因年事已高,二因業務清淡,所以就靠出售歷年珍藏的古玩來度日。在唐氏命案的前幾天,姓謝的古玩商人對他說:「你的那盒『翠玉八駿』,我已經有了買主,現在我想拿去給他看看。」席裕昌認為謝某向來很有信用,所以就把這盒八駿交給他,後來報紙上一透露這件命案,席氏看到了,不但驚駭,而且大跳其腳,認為姓謝的定會帶了這盒古玩逃逸無蹤了。



一天,席裕昌正在愁眉不展之時,忽然警方來了四個人,傳他到四馬路總巡捕房去問話;他本來對捕房中人都很熟稔,但是這一天他也提心吊膽起來,怕牽涉自己頭上。到了捕房,他承認這盒東西的確是他的,是由一位姓謝的古董掮客取去代為經銷的,當時許多警探都很原諒他,唯有一個日籍警探不以為然,說:「這是珍貴的東西,何以會輕易地落在別人手上?」席裕昌迫得沒有辦法,推說:「這件古玩,並非上品,乃玻璃做的,價值不高,所以隨便給姓謝的拿去。」日籍警官也看不出是真是假,竟被席裕昌這句話混過去了。後來席氏便把姓謝的店舖以及日常行蹤一一告訴了警方,方才脫身。



警方得到了席氏的資料,便大事搜尋,但是四處搜尋,都不得要領,大約隔了十五天光景,席裕昌收到一封由香港發出的謝姓來信,筆跡很工整,詞句很婉轉,向席氏道歉。席裕昌得到這封信,即向警方報案,同時向警方申請發還這件古玩,其中有一個華籍捕頭對他說:「你申請發還,夜長夢多,不如另外仿製一盒,偷天換日,省事得多。」



事前,席裕昌為了銷售這件古玩,早已攝成許多相片,於是連夜請人依照相片雕刻同樣的八駿,以假換真,才收回他所失去的原物,只是一隻楠木盒子還留在捕房。



後來,捕房得到席裕昌報案的一封信,與在謝姓人家中搜到的許多文件,核對筆跡完全相符,因此也在毫無辦法之下銷案了事。



那時節,租界捕房貪污成風,連日籍警官也同流合污,可是日籍警官,不知真的古玩已經換去,他提議將這盒古玩大家瓜分,他拿了四件和一隻楠木盒子,其餘四件由華籍捕頭拿去。



這件案子,表面上好像已結束,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姓謝的人在最初一個月,始終匿居白克路(今鳳陽路)一位老中醫馬壽民家的一間斗室之中,未離上海一步。馬壽民即已故名醫丁濟萬的舅父,他原本不認識姓謝的,這個小房間是由當時在上海辦小型報的毛子佩承租,姓謝的來居住,也是由毛氏領去。毛對馬壽民說:「這人是寫文章的,他預備在這裡寫一部書,你們每天只要供給一些茶水,吃的東西有人會按時送來。」馬壽民年高龍鍾,不以為意,就讓他住下去。有一家包飯作(即定做遞送客飯的。——編注)天天將飯菜送到,他閉門獨食,馬氏家人始終不曾同他談過話。



住了一個多月之後,此人才一去無蹤。隔了很久很久,連毛子佩也失蹤了。直到抗戰勝利後,毛子佩為了表示他的功績,才把暗殺唐紹儀的經過透露出來,連香港發的那封信,也是預先佈置好,由香港工作人員代為付郵的。



至於席裕昌掉換回的那八件古玩,原來是價值連城的翠玉雕刻的八駿,這種翡翠,叫做「玻璃翠」。雕刻之精不必說,單就翡翠而論,其價值已經無法估計。現在時勢轉移,翡翠漲得比一切都貴,如今這盒翠玉八駿,又不知落在誰家了。



吳佩孚:顧左右而言他



唐紹儀死了之後,日本人大為失望,因為這塊老招牌的號召力,在華中地區真是不作第二人想,但唐紹儀在死之前,何以拖延著遲遲不到南京去取「維新政府」而代之呢?因為唐紹儀提出的名目,要把新的政府稱做「聯合政府」,他不願當主席,要做總統,華北方面已經成立的一切組織,都要歸聯合政府管轄。這一點就受到華北方面的反對,因為華北臨時政府成立在先,認為新來的媳婦,何以竟要做起阿婆來?而且反對用總統名義,認為總統一定要人民投票選舉才行。為了這點爭執,時間便延宕下來,結果弄出這件慘案。



北方籠絡吳佩孚的工作,因南方唐紹儀一死,做得更積極。本來吳佩孚住在北平東城什錦花園,門庭冷落,車馬稀疏,但是吳氏的聲望,名震全國,所以日本軍人要演成這台戲,一定要利用這種大角色的名望來號召。可是,吳佩孚主意甚堅,儘管日本人百般誘惑,仍不為所動。



吳佩孚在那時對時局絕口不提,許多人去訪問他,他總是作「王顧左右而言他」之狀,滿口儒學理教,一會兒說孔子,一會兒講老子,有時候談扶乩,有時候論鬼神,使去的人無法談得入港。這時吳佩孚幕下還設立有八大處,這八大處就是參謀處、軍事處、執法處、軍械處、政務處、教育處、交際處、副官處,個個處長都窮得要命。追隨吳的許多老部下,只有大鍋飯可吃,有辦法的人早已各奔前程。有關方面屢次拜訪後,消息傳出,不但若干窮苦的僚屬心中躍躍欲試,而且許多多年不相來往的軍人和政客,紛紛來拜謁和送禮,吳佩孚仍是高談闊論,不著邊際。吳的太太夫人則不問什麼人什麼事,凡是送禮送錢來的,一律照單全收,而吳佩孚對時局的意見卻一無表示。這樣過了好多時間,始終不得要領,後來到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二月四日,吳佩孚患了牙疾,請日本醫生診治,得了敗血症不治身亡,使得日本軍方更為失望。



在「維新政府」成立之前,「華北臨時政府」早已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成立,華北的首腦是王克敏,維新的首腦是梁鴻志,他們的頂頭上司,同為日酋寺內壽一。至於華北政府,何以要冠上「臨時」二字,據說就是要等唐紹儀主政、吳佩孚主軍的聯合政府上場,現在唐、吳相繼死去,華北臨時政府這「臨時」二字,也就隨之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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