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圖]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講述歷史
李素芬。當時年齡:14歲。1937年年底,其母親和10歲的小妹被日軍強姦,父親受到刺激得了腦溢血不久去世,嬸嬸也被日軍殺死。
薛玉娟。當時年齡:14歲。1938年年初,在大光路家中胸部被日軍刺傷,父親也被砍傷。
倪翠萍。當時年齡:11歲。1937年12月,其父親、母親、爺爺在江浦被日軍刺死,他被日軍刺中肩膀,嬸嬸被日軍強姦,姨父、姨娘被日軍刺死。
常志強。當時年齡:9歲。1937年12月13日,在張府園其父親戴英俊、母親戴張氏、大弟戴二龍、二弟戴阿三、三弟戴小發、四弟戴小來均被日軍刺殺,姐姐戴桂珍被先姦後殺。
明天,200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70週年的紀念日。
70年前發生在古都南京的那一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慘痛的一頁,是任何一個中國人不該忘記、也決不會忘記的民族記憶。
70年過去了,當年這段歷史的受害者、倖存者、目睹者不可避免地慢慢地老去。在過去的十年間,當年曾在南京軍事法庭作證的李秀英、羅謹、潘開明,第一個公開慰安婦身份的雷桂英等歷史的重要證人已經逝去。不難想像,其他的重要證人,也將在下一個十年終將遠去。
從11月20日起至今,20天來,本報攝影記者赴南京完成了30多位倖存者的現場人物肖像, 力求從影像的角度,留住這最後的人證。
文/圖 本報記者 杜江
11月29日,南京燕子磯化工新村,倖存者常志強老人家,採訪開始了。
一瞬間,沙發上的老人彷彿承受著難以估量之重壓,他身軀緊縮,牙關緊咬,雙拳緊攥,關節似乎會隨時會碎裂,面部肌肉極度地扭曲,抽緊,是抵抗與生俱來的痛楚?還是在糾結悲傷難言的思緒?他喉結重重的蠕動,嘴唇連續幾次開合,幾次翕動,卻未能吐出一個字……
記者難以相信,這就是剛在叫「團坡」的車站迎接我的老人嗎?10分鐘前,戴著老花鏡的他在冬日的陽光中向我走來,像任何一位可敬的長者,有著平和的微笑,溫厚的握手……
「那場大屠殺,10歲的我親眼看到日本人殺死我的父母,戳死我四個弟弟,強姦了我的姐姐,又刺殺了我的姐姐,我從死人堆裡爬出來……」
老人終於開了口,聲音劃破這凝固已久的空氣。
「地上全是死人,地上到處都是血,踩在腳底下發黏。小弟弟爬得滿身都是血,兩隻手都紅了,我跑過去把他抱起來,他哇哇地叫,我把他抱到我媽媽面前,我說媽媽,弟弟來了,然後把他輕輕地放到我媽媽面前。媽媽不能講話,拚命把衣服拽開,小弟弟就趴到我媽媽身上拚命地吃奶。媽媽把衣服拽下來以後,血還在冒出來,我說媽媽你的血不能再淌了,我替你捂著,捂著捂著,媽媽頭歪過去了,這時候媽媽就死了……」
「……我爸爸跪在地下,動也不動。我說爸爸你起來,後來看他棉袍背心上面有個劃子,我以為是刺刀戳的,就用手伸進去,摸到我爸爸的肉了,我以為爸爸昏過去了,我說你醒來,推他也不動,我用力推,一推,倒過去了……」
陳蘭卿。當時年齡:16歲。1937年12月底,她在黃家圩目睹一個躲在柴草堆裡的老婦和一對老夫妻被日軍刺死;他們的小孫子被日本兵用刺刀挑起來折磨至死。
吳秀蘭。當時年齡:22歲。1937年8月16日,3架日軍飛機在中華門一帶投彈,1枚炸彈落在河中,其兩個女兒當場被炸死,她的左腿被炸斷,右腿被炸傷。
薛秀英。當時年齡:7歲。1937年日軍佔領南京後一天,日軍到金陵女子學院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其大哥薛裕賢和表哥鄭厚慶被押上卡車拉到下關江邊集體射殺。
周粉英。當時年齡: 22歲。1938年農曆二月廿二日,在如皋白蒲鎮被日軍搶走,強作「慰安婦」慘遭蹂躪達三個月之久。
窗外冬日和煦,室內徹寒刺骨。
「鬼子又過來拖我姐姐,但我姐姐不能起來(已被戳了5刀)。鬼子就拽著我姐姐走。我聽著我姐姐喊的那個聲音,心裡難過極了,我沒有槍,沒有刀,要是有槍有刀,殺了他,跟他拚命……」
「南京大屠殺」,至少30萬同胞遇害,2萬至8萬中國婦女被強姦……
20多天來,記者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尋找到30多位倖存者,年齡從70多歲到90多歲不等。 這是一次如此沉重的採訪任務,災難已過去了70週年,受難者淋漓的鮮血似已消退,受傷者撕裂的創口早該癒合。然而,回憶的烈度仍如此碎裂人心。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認定是指那些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屠城6周內,在南京及附近地區親身經歷、親眼目睹、親身受害的「三親」人員。1984年,倖存者的數字是1756人。「目前倖存者的總數約400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告訴記者。
怎麼估計這些倖存者的價值,都不會過。已逝的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曾說過,她寫作《南京暴行》的最大希望是:「能夠喚起其他歷史學家和作家的興趣,使他們能夠在最後一縷由過去傳來的聲音中盡早調查、研究倖存者的故事。畢竟,這些聲音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
「就這樣開始吧……」「但我還是要講……」
每一個講述的開始,都是這樣一種決絕的表情。風燭殘年,生活清苦的他們,卻很清楚自己作為一個倖存者的歷史責任和意義。
拿起相機,記錄下這一副副或激動或平靜的表情,記者感到手中的相機很重,這些表情的背後,是中國人民族記憶中,最為滄桑沉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