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駐東京大使說：「事實上，是德國人在組織中國的抗日戰爭。」

法肯豪森向蔣介石呈送了《總顧問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分析道：「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切近者當屬日本」

截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接受德國顧問訓練並有部分德式裝備的軍隊已達30萬人之眾。整理處共調整了15個師，整理了24個師

佛采爾從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在華四年間，參與指揮了中原大戰和淞滬、長城抗戰

法肯豪森也親自在上海前線指揮作戰，直到會戰結束才離開上海。淞滬一戰，徹底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妄念，倫敦海外通訊社當時報道說：「……（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而由於德式中國軍隊的英勇表現，日本和一些西方人對淞滬會戰甚至直呼為「德國戰爭」

台兒莊戰役時，法肯豪森也參與了戰場指揮。他將台兒莊戰役與德軍統帥興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圍俄國軍隊的塔恩堡戰役相提並論，並為戰役後中國軍隊未能按他的計畫乘勝追擊而懊惱

■《先鋒國家歷史》記者 白偉志

台兒莊是中國正面戰場第一次打贏日軍，德國人法肯豪森也參與了戰場指揮

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們花了10年時間試圖幫助中國建立一支德式軍隊。這支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加上於長江流域初步整建起的國防工業，使中國達成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最低標準」。

1937年6月12號晚，薩爾茨堡，在貝西特斯加湖畔可以遙望湖光山色的豪華別墅裡，希特勒言笑晏晏，接見了孔祥熙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會見結束後還親自將中國客人送出大門。

當汽車發動時，孔祥熙回首間意外地發現，希特勒出現在別墅二層陽台之上，正高舉右臂向他們致以納粹軍禮。

然而，希特勒的禮遇並不能讓憂心忡忡的孔祥熙感到絲毫輕鬆。隨著德國遠東政策的改變，1936年11月25日，德日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標誌著德日政治上已正式結盟，中德的十年合作危機凸顯。孔祥熙行前，中國政府還接到駐德大使程天放密電，稱德日勾結甚已，棄中國取悅日本之心已顯端倪，「請中央預籌良好對策」。

作為蔣介石的私人特使，孔祥熙此行表面目的是參加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然而「應邀」訪德，銜命說服德國政府繼續與中國合作，才是孔祥熙此行任務的重中之重。

果然，一年以後，1938年5月21日，德國外交部正式告知中方，要求召回全部在華軍事顧問，並電令法肯豪森等全體顧問回國，否則，「以叛國論處」。中德十年合作的黃金期宣告結束。1941年7月，希特勒宣佈承認汪精衛的南京傀儡政權，自此，德國與重慶政府繼續對話的最後一線希望也破滅了。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宣戰，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加入盟軍並且對德宣戰。

法肯豪森淚別中國

1938年7月8日，德國軍事總顧問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在廣州揮淚登船返國，告別了工作四年零三個月的中國。他的離去標誌著德國顧問團在中國活動的徹底結束。行前，法肯豪森等向中方官員保證，決不向日本洩露中國的軍事機密。

而就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英國駐東京大使說：「事實上，是德國人在組織中國的抗日戰爭。」這番表述從側面反映了在中國抗戰初期德國顧問發揮的作用。而其中，作用最為顯著的就是這位德國陸軍上將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於1878年出生於德國一個皇家貴族家庭，1900年曾隨八國聯軍來華鎮壓義和團，這次經歷使他對東方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回國後曾在柏林大學東方學院進行專門研究。1912年他被派遣到日本東京擔任德國駐日使館武官。從軍中退休之後，納粹黨曾許以高官邀其入黨，但遭到他的拒絕。

作為蔣介石的最後一任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在幫助蔣介石整訓軍隊、推動中德貿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抗日戰略部署提出了大量的建議，幫助蔣介石擬訂了抗日戰略藍圖，並參與指揮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

法肯豪森對日本軍隊及其軍事戰略做過深入研究，深知日本全面侵華勢在必行。因此，法肯豪森上任不久，就多次考察中國的江防、海防。

1935年8月20日，他向蔣介石呈送了《總顧問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分析道：「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切近者當屬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期其實現。」

法肯豪森並明確指出，國際上對於日本侵略行徑「一時無聯合或單獨干涉之可能。華盛頓九國之公約實際早已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面拔刀相助」，認為「日方苟遇真實抵抗，則局勢迥異」，「萬不可不戰而棄寸土」。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丟掉幻想，「竭盡全力，為保全國土而奮鬥」。

《建議》針對日軍的進攻方向和戰略部署，提出了中國方面的作戰方案，不僅為國民政府應付華北危機提出了對策，也為爾後的長期抗戰擬訂了總藍圖。建議書中提到的「持久抗戰」、以四川作為抗日的「最後防地」的兩大設想，為後人稱許。

法肯豪森很瞭解,以當時中國的工業能力、財力與官兵素質，要建立真正德國標準的陸軍是有困難的，中國的「國軍60個師的整軍計畫」只能算是具備現代陸軍初步的雛形，與真正現代化的標準有相當距離，故而法肯豪森認為國軍應先成為「輕裝快速部隊」。

根據法肯豪森的整軍備戰建議，中國政府於1935年春在武漢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由陳誠任處長，總理整軍事宜。

這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次軍政軍令系統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接受德國顧問訓練並有部分德式裝備的軍隊已達30萬人之眾。整理處共調整了15個師，整理了24個師，此外還調整了東北軍15個師、廣東部隊10個師、川康部隊26個師及9個獨立旅。通過這次整軍，中國軍隊在質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中央系的30個師，基本實現了裝備德式化，並接受德國顧問的系統訓練，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

而在此期間，從1934年開始，大量的德制裝備開始運到中國。1936年德國運交中國2300萬馬克軍火，1937年德國運交中國8200萬馬克軍火。

透過這些努力與建設，國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間，於長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國防工業與新式陸軍，為日後爆發的中日大戰奠下了一個能持久抗戰的軍事基礎。

法肯豪森還積極參與指揮了中國的初期抗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法肯豪森到保定前敵總指揮部視察戰事。全部使用德式裝備和經由德國軍事顧問訓練的87師、88師、36師等軍隊參與了淞滬會戰，各師都有德國顧問隨軍參與作戰計畫的擬定和指揮。法肯豪森也親自在上海前線指揮作戰，直到會戰結束才離開上海。淞滬一戰，徹底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妄念，倫敦海外通訊社當時報道說：「……（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而由於德式中國軍隊的英勇表現，日本和一些西方人對淞滬會戰甚至直呼為「德國戰爭」。

台兒莊戰役時，法肯豪森也參與了戰場指揮。他將台兒莊戰役與德軍統帥興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圍俄國軍隊的塔恩堡戰役相提並論，並為戰役後中國軍隊未能按他的計畫乘勝追擊而懊惱。在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之後，為防止日本從淞滬地區進攻南京，法肯豪森又到鎮海、乍浦、江陰、鎮江、連雲港等地視察，制定了一套江陰、鎮江和南京江防的計畫，並協助張治中在蘇州和嘉興之間建立一道堅固防線——中國的「興登堡防線」。

可惜在中德關係急轉直下之後，法肯豪森不得不揮淚回國。回國之初，他拒絕接受任何工作，免費當起了中國的抗戰宣傳員。二戰結束後，他不斷給蔣介石去信，無償給蔣提供軍事情報和政策咨詢。他還一度出任過德中文化協會會長。1966年，法肯豪森在德國塞納河畔的厄姆斯村逝世。

　　蔣介石和他的德國顧問們

其實在法肯豪森之前，歷任德國顧問都在中德貿易，幫助當時的中國政府整軍建軍、採購軍火、推動軍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底開始，直至1938年中德關係惡化的十年中，蔣介石先後聘請了以馬格斯·鮑爾、喬治·佛采爾、漢斯·馮·塞克特和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為總顧問的四任德國軍事顧問團。

職業軍人馬格斯·鮑爾是蔣介石聘請的第一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他是一戰期間德軍總參謀部核心成員，曾起草了著名的「興登堡計畫」和總體戰的戰略構想，名噪一時。1928年11月中旬，鮑爾率領一個包括10位軍事訓練專家、6位軍械後勤專家、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鐵路管理、醫療、化工專家共25人的顧問團來到了南京，首創顧問團的模式。

鮑爾來華後，把主要精力理所當然地放在了全力幫助蔣介石整軍、建軍，極力加強以蔣為首的中央政府權威上。按照鮑爾的建議，南京政府成立了一個教導隊，下轄一個步兵隊、一個重兵器隊、一個工兵隊和一個通信隊。教導隊全部配發德式裝備，並由德國軍事顧問指導訓練。後來，該隊被擴建為教導師，幾年後又被擴編為三個師，最終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第五軍，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中的精銳。

鮑爾還積極參與了蔣介石為剝奪各地方實力派的力量而實施的軍隊編遣計畫，建議將當時全國分屬各派系的260多萬軍隊縮編到80萬，統歸南京中央政府指揮。不過，這一編遣計畫激化了蔣介石與各實力派之間的矛盾。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4月，鮑爾親隨蔣赴武漢協助指揮作戰。

6個月後鮑爾因在前線染上天花病逝，蔣介石十分難過，在為鮑爾舉行的空前隆重的葬禮上，蔣介石悲痛得像個「被遺棄的孤兒」。後來，蔣介石還把這位前軍事總顧問的兒子召到中國，安排在身邊做隨身顧問，並視其如手足。

第二任德國軍事總顧問喬治·佛采爾從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在華四年間，參與指揮了中原大戰和淞滬、長城抗戰。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按照佛采爾的建議，集中兵力對付實力最強的西北軍，實行大規模步炮空聯合作戰，充分顯示了德式武器和訓練的威力。中原大戰最終以蔣系中央軍大獲全勝告終，蔣介石為此給予佛采爾「功不可沒」的四字評價。

但是，佛采爾遠不如鮑爾那樣人情練達，常好居高臨下，頤指氣使，擺擺總顧問的架子，甚至越權干涉人事，漸為蔣所不容，最後灰溜溜離開中國，後來被戲稱為「德國的史迪威」。

被譽為德國「國防軍之父」的漢斯·馮·塞克特是蔣介石聘任的德國顧問中資歷最老、威望最隆、見識最廣的一位。1933年5月8日，被削去德國陸軍總司令一職後沉寂數年的塞克特以私人名義應邀來到中國。蔣介石派交通部長朱家驊前往上海迎接並全程陪同，還專門從同濟大學醫學院調來一名教授作為他的保健醫生。5月22日， 蔣又特派一艘炮艇把他接上廬山見面。

隨後，塞克特對華北進行了數周的考察。在7月底回國前，向蔣提交了一份「陸軍改革建議書」。這份建議書在軍隊訓練、軍官培養、武器裝備的購置、軍事機關的整頓、特種兵建設等方面對前面幾任顧問的做法進行綜合、補充和發揮，對改進中國官員與德國顧問合作關係也提出了一些辦法。蔣介石看了建議書後讚不絕口。

由於受到蔣介石的格外推崇，塞克特也有點飄飄然，他在給他妹妹的信中說，在中國，「我被當作軍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滿智慧的導師」。

1934年4月蔣介石授予塞克特總顧問的職位，還准許他以「委員長的委託人」的名義，在「委員長官邸」內代表委員長進行「與中國各機關之談話」。蔣介石指示，凡塞克特在委員長官邸召開會議，參謀本部、訓練總監部、軍政部部長或次長以及軍事委員會各廳主任、兵工、軍需各署長均應到會。顧問團還在南京設立了「總顧問辦公廳」，由法肯豪森任「總顧問參謀長」，以「委員長代理人，馮·塞克特」的名義發號施令。

在塞克特的提議下，國民黨方面根據軍隊每月的實際需要，制定了一個「精確的後勤供應計畫表」，據此向德國公司定購必需的軍火器械和有關設備。同時通過德國商人克蘭加強了中德兩國貿易，促成了中德雙方《中國原料及產品對德國工業產品交易合約之實施》的簽署。通過這一合約，一方面滿足了中方對德國軍火與工業設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決了德軍整軍備戰對戰略原料的需要，極大地促進了中德兩國關係的發展。

由於健康狀況一直不好，塞克特於1934年底向蔣提交了辭呈。臨行時，塞克特以「最誠懇的心情」推薦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為繼任者。

五年計畫和三年計畫

德國的軍事援助並不僅限於人員的訓練和組織，同時包括軍事硬體。

基於馮·塞克特的看法，中國大約80%的軍工生產落後於時代或並不適用於現代戰爭，因此規劃了諸如對長江沿岸已有兵工廠的擴建升級和設立新的兵工廠和其他裝備生產工廠。此後，法肯豪森又和兵工署長俞大維一起擬定了一套「五年軍火發展計畫」，期望中國能獨立自造各種武器，而不必仰賴國外輸入。

按照這一計畫，漢陽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進行了現代化改造，生產德國98Ｋ步槍的中國版——中正式步槍，以及馬克沁機槍、幾種82毫米迫擊炮等。中正式和漢陽八八式步槍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都是中國軍隊的主要步兵武器。另一個新設的工廠生產防毒面具，計畫中還有建設芥子氣生產的工廠，但最終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幾個兵工廠已經能夠生產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個生產軍事光學裝備的工廠在南京完工，生產例如狙擊步槍瞄準鏡等設備。其他的新建或升級的軍工廠的產品包括MG-34機槍，各種口徑的山炮，甚至還有生產在中國服役的輕型坦克備件的廠家。

一些研究所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導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學德國的工程人員負責。1935年至1936年，中國訂購了31.5萬頂M35鋼盔，大量的88、98型步槍，和C96型毛瑟自動手槍。其他裝備進口包括少量的斯圖卡、容克、亨克爾和梅塞施密特飛機，部分飛機在中國組裝。

抗戰必須之「最低標準」

專事中國政治史研究的上海學者蕭功秦認為，有必要客觀地評價蔣介石在1928年全國統一到1937年這十年中的一些正面成績。他認為，國民黨從1928年到1949年以國家主義為特徵的權威體制，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繼慈禧的開明專制化模式、孫中山的議會競爭模式、袁世凱的軍事強人權威主義模式之後的第四次政治選擇。而蔣介石在1928年基本完成全國統一以後，在現代化方面也確實取得了相當的成績。

在國防方面，通過德國軍事顧問的引進來幫助中國實現軍事現代化，頒布陸軍典範令與兵役法，使陸軍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工廠，使最基本的彈藥能自給自足。這一時期，中國空軍飛機擴充至600架，此外，國民黨政府又在各省督導修建公路，粵漢、浙贛這兩條對國防具有重要意義的公路也在這一期間完成，1935年之後，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擴展到雲貴川三省，使之成為日後的大後方。這些成績使中國達到了進行抗日戰爭所必須的「最低度的標準」。

然而，蔣介石所領導的政府，仍難以避免最終在戰爭的炮火中灰飛煙滅的命運。黃仁宇教授對此給出的答案是：如果沒有民間產業、相配合的國家經濟、社會習俗、民間管理，以及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現代化的軍事設施就無法發揮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