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南京大屠殺」對國人的情感記憶確實是一場災難。但是如何來看待這次災難？僅僅通過對數字的抽像思維或者是義憤填膺的情感就能記憶它麼？

「仇恨的思維模式只能帶來屠殺的合理性，處罰性的解釋和開脫罪責的解釋都不能令這場災難更具警示意義，也不能形成自我認識的途徑。如果我們認定通過道歉或報復就可以軟化對這個人類災難的記憶，未免就事論事。」

按照猶太裔德國漢學家舒衡哲的觀點， 抽像是記憶的最狂熱的敵人。

他說：「我們常常說納粹殺害了600萬猶太人，日本兵殺害了中國南京30萬人， 實際上是以數字和術語的方式把大屠殺抽像化了。」

在他看來，這些數字雖然看起來很觸目驚心， 但以這種概括的方式去總結歷史， 大屠殺真正意義反而在數字的抽像中被淹沒。

1937年底，侵入南京的日軍將中國軍民押到下關江邊用機槍射殺，屍體堆滿了江邊。此照片由日軍目黑輜重兵聯隊兵站第十七中隊村瀨守保拍攝

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日軍活埋中國士兵的情景

◎舒可文

有關美國紀錄片《南京》的消息，從7月3日開始，持續出現在各地報紙娛樂版上。這部根據張純如作品《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年南京浩劫》改編的紀錄片，被美國人稱為中國版的《辛德勒名單》。7月13日，在北京望京星美影城二號廳，我和另外4個同伴完全沉默地觀看這部紀錄片，直到走出影院，我們仍然不知道該做何議論。這個紀錄片以第三者的立場，呈現給我們一系列複雜的問題。最迫近的一個問題與所謂「中國版《辛德勒名單》」的廣告語相關，作為敘述者，製片人和導演確實有效地完成了「辛德勒式」的人道主義敘事，而對於中國觀眾而言，《南京》不是一個真相告知的環節，它在美國引起的震驚讓人不可避免地對比猶太人大屠殺和廣島原子彈爆炸在世界範圍的被熟知，它還在不經意間對比出對個人情感和處境不同的記憶方式，以及對記憶不同的敘述方式。

發生在南京的大屠殺並不是一個被淹沒了70年的災難，在屠殺開始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就刊發了記者斯蒂爾發自南京的報道，說他最後看到的是約300名中國人「井然有序地遭到處決，屍體已堆積到膝蓋高」。12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登了記者德爾丁發自上海的報道，他在12月15日以前在南京目睹了日軍破城後最初幾天的暴行。但在冷戰開始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信息和研究就從美國民眾視野中消失了。這當然與當時美國的對日政策有關。美國是保留南京大屠殺資料相對集中的國家，但遲至1996年8月，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才舉辦了「美國傳教士對南京大屠殺的見證」展覽，首次向公眾展出了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守傳教士的信件、日記、筆記、照片等資料。關於集體屠殺的痛苦記憶就這樣被國家關係的策略所遮蔽。

而因為種種原因，中國真正的相關研究從1982年才真正開始。受害者本身的沉默是原因之一，此外，50年代和80年代之間發生了什麼？第三者立場的美國教授布魯瑪說:建設新國家、朝鮮戰爭、大躍進需要的豪邁英雄氣概，電影裡那些手握陳舊武器卻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抱頭鼠竄的戰士顯然比在南京殉難的無助市民要合時宜。以色列也有類似的輪迴，以色列建國15年後，大屠殺的倖存者才開始打破沉默，講述自己的故事，苦難和沉痛依舊，時光的流逝減輕了講述者身上背負的羞辱感，而基布茲社區中猶太復國主義充滿自信、勇敢勤勞的英雄形象開始褪色。如同以色列作家奧茲的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裡那個復國主義新青年，依照新的價值觀，他的「皮膚最後曬成了深褐色，但內心依然蒼白」，因為你壓抑著一種更為深刻的記憶。

個人記憶為什麼能被壓抑？在這種課題中，社會學家分析了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的粘連:如果沒有社會記憶以及歷史學家通過史料形成的歷史敘述作為背景，個人記憶難以形成確定的結構，也缺乏講述方向。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時隔多年，倖存者們才能夠講述自己的記憶。但是又如何解釋「二戰」猶太人狀況的研究者瑟奇(Serge Klarsfeld)(其父死於奧斯威辛)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

「二戰」後，許多學者在敘述大屠殺種種獨特的歷史事件中，嘗試尋找到適當的表述形式，紀實文學或傳記的手法被大量運用來描述那些慘絕人寰的經過。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顯然是運用了這種表述形式，這一點在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網站上充分體現著。

打開紀念館的網址www.yadvashem.org，首頁是一個大眼睛的帶著燦爛笑容的小女孩，她的照片帶領人們打開遇難者名單，名單第一頁是一對母女的照片，她們也有著燦爛笑容，幸福地相依著，這是瑪格麗塔和她的女兒黑爾佳，有一段文字講述了母親的出生日期，結婚日期，女兒的出生日期，她們生前生活的城市，照片是母親的兄弟拍攝的等等個人情況。這個「猶太大屠殺遇難者姓名中央數據庫」在2004年建成。這個數據庫可以查詢到300萬左右大屠殺遇難者的姓名和個人資料。在這裡查詢者看到的不是數字，而是名字和名字背後那個有個人生活的人。待我再登錄到南京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網站www.nj1937.org，首頁中欄是相關新聞，第一條是駁斥日本右翼言論的，第二條是《南京》在南京首映的報道;右欄是為紀念館捐贈的賬號，下面有滾動的受難者名單。

我沒有去過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2006年12月10日參觀柏林的猶太人博物館的經歷帶給我的感受卻對應地回想起來。這個博物館建於1995年，建築本身就表現了極強的暗示性，整個造型從被扭曲的猶太六角星標誌而來，由表及裡，所有線條、面和空間都參差不齊，窗戶也窄如裂縫地斜刺刺地分佈在牆面，整幢建築幾乎找不到任何水平和垂直，反覆連續到處是銳角曲折，置身其中必定被捲入扭曲的空間。這個建築沒有門，只能從旁邊的老博物館進入，主要展館都在地下，地面只是三條通道，通道的牆面裝有櫥窗，每個燈下都是一個猶太人紀傳體式的物品陳列。一條通道通向的地方展示著猶太人自8世紀進入歐洲後的歷史、民俗，以及他們的音樂家、作家、醫生等偉人生平，提琴、餐具、小照片、圍巾都標有詳細註釋，順延著歷史時間走到了「二戰」時的苦難，卻還伴隨著這些令人想念生活的物件。另一條通道通向一個叫做霍夫曼庭院的花園，這花園的地面是傾斜的，49個水泥柱也是傾斜的，我沒有進去，可想而知，在這些傾斜的水泥柱間隙中看到的外界會是怎樣的缺少穩定感。最後被同行的德國嚮導帶到了一扇沉重鐵門前，鐵門後是一個陰冷黑暗的幾十米高的垂直空間，正如猶太人受刑前所處的封閉空間，它會推動你感受大屠殺受害者臨終前的絕望與無助。微弱的光線從高高的頂部罅隙裡透過來，誰能在這裡停留？

這個博物館和以色列的紀念館網站，以及為世界廣為知曉的《辛德勒名單》、《鋼琴家》、《美麗人生》等電影中個人化的情感記憶或許印證了匈牙利作家、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凱爾泰斯·伊姆雷說的:「我們只有在感性想像力的幫助下，才可以對大屠殺不可思議的事件形成一個較為真實的認識。」最終這種認識帶來的歷史問題可能是理性思考，而不是落入《第三帝國與猶太人》的作者、以色列作家索爾·弗裡德蘭德(Saul Friedlander)所指責的「關於死亡的庸俗行為藝術」。

奧斯威辛之後，當歐洲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把屠殺猶太人上升到人類生存困境的高度時，猶太人倖存者和死難者的個人記憶在這樣的歷史敘述中不斷完整和深入，成為全世界的苦難記憶。南京大屠殺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以及人類生存的影響與意義該如何追問呢？遭受災難的心靈與記憶最終該怎樣得以解救？它的確形成了一種質詢。在歷史敘述中，如果個人記憶被當成社會活動、政治活動而非個人活動的時候，它就容易被看成是對一個歷史的回憶，不僅遮蔽個人的記憶和情感，而且只能呈現為一種程序的一致性。再多的事實累積，總是回歸到某種刻寫好了的抽像情緒鏈中，在這種鏈條中，與生命相連的情感很難激活，最直接的收穫是通過收集材料形成一個統計結果。「數字真實固然重要，」美國歷史學家舒衡哲為此申辯過，「但數字並不能增強受難的真實性。也未必能夠真正瞭解痛苦的本質。僅把大屠殺數字化和抽像化的所謂客觀公正的政治與學術傾向則可能使大屠殺成為遠離我們切身性的一種輕飄飄的存在。」缺少情感化的個人記憶來支撐，歷史敘述就會缺乏動力和所應承擔的倫理意義。

記憶是一種與倫理有關的責任，對記憶的敘述方式導致的是對生活和未來的塑造。怎樣講述記憶，表達著不同的倫理追求。德國歷史學家費捨爾提醒過，關於猶太人被屠殺的敘述通常會碰到兩個極端:恐德症和道歉性質的修正主義。仇恨的思維模式只能帶來屠殺的合理性，處罰性的解釋和開脫罪責的解釋都不能令這場災難更具警示意義，也不能形成自我認識的途徑。如果我們認定通過道歉或報復就可以軟化對這個人類災難的記憶，未免就事論事。

「中國版《辛德勒名單》」也許是美國觀眾認識這部《南京》的方便之道，如果我們也不假思索地簡單借用猶太人的受難敘述來整理南京的記憶，顯然是缺乏歷史觀念的，那麼我們該如何整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這不僅是歷史學問題，也是存在論問題。

《南京》 :大聲講出人類的災難

「你是否想過，如果當年你也在南京，你會怎樣做？會像約翰·馬吉一樣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下這些資料麼？」

「今年初在紐約，有一個人掉到了捷運軌道上，一列車正在駛來。這時，另一個人跳了下去，從軌道上把這人救了出來。我認為，人們都想做那個救人的人。你問我，如果當時我在南京會選擇留下並拿起攝像機嗎，我想，我不僅會拿起攝像機，還會做更多的事情。」

回答的人是比爾·古登塔格，他曾以1988年的《你不必去死》和2003年《世貿雙塔》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今年7月，他的最新作品《南京》在中國公映。這部紀錄片在2007年的聖丹斯電影節上放映數日，場場爆滿。它讓觀眾看到了一段發生在中國的人類暴行，在聖丹斯電影節上，這部電影被稱為「又一部《辛德勒的名單》」。

記者◎馬戎戎

挹江門附近是南京大屠殺中遇難同胞屍骨叢葬地之一，葬有遺骸5100多具（關海彤攝）

被遺忘的大屠殺

「怎麼能夠把『大屠殺』和『遺忘』放在一個句子裡？」比爾說。第一次讀到張純如的《南京暴行》一書時，讓他震撼的是封面的小標題:《被遺忘的二戰大屠殺》。

《南京》在中國正式上映的日期被安排在7月7日，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個特殊的日子。但是對於美國人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或許無法理解這一天對於中國人的意義。比爾說，在讀到《南京暴行》之前，他曾經在美國的歷史書上讀過這個事件，但「僅僅是幾句而已」。

「在拍這部電影之前，即使是我們劇組中的許多人，也對此一無所知。」丹·斯塔曼說。他是這部電影的聯合導演，有猶太血統。但是顯然，在西方世界，至少在美國，發生在中國南京的故事遠遠沒有奧斯威辛廣為人知。丹承認:「從西方人的角度，南京大屠殺的故事非常獨特，而這種獨特性在於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鮮為人知。你知道，在美國，你可以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卻不知道南京悲劇的人。」

即使是張純如自己，也曾經是「受過良好教育卻不知道南京悲劇」的人。張純如的外祖父張鐵君曾擔任南京國民政府的教員，教授三民主義。日軍轟炸南京時，他和家人為躲避轟炸，曾躲進用木板和沙袋掩護的溝裡。到了10月，他認為留在南京對即將臨盆的妻子不安全，兩人回到妻子在宜興附近的娘家。11月，張鐵君去宜興看望妻子和家人。幾天後回到南京，他發現同事們正在整理行裝，準備撤退，他們被安排乘船前往安徽蕪湖。張鐵君趕緊帶信給家人，讓她們立刻前往蕪湖與他會合。當時日軍摧毀了宜興與蕪湖之間的鐵路，交通只剩下水路。張鐵君在碼頭上足足等了4天，到第4天，家人還是沒有到達，他只好決定乘坐最後一趟船離開蕪湖，前往後方。絕望中，他呼喊妻子的名字，居然聽到了回答。回答來自一艘正從遠處靠近碼頭的小船，船上載著他的妻子、女兒和幾位親屬。就這樣，南京大屠殺發生前一個月，張純如的外祖父母逃離了厄運。

這是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故事的最初印象。但真正打動她的，卻是1994年加拿大NGO組織戰爭史實維持會在加州一個小鎮看到的展覽。她把那次經驗寫進了《南京暴行》的序言:「毫無掩飾的黑白圖像:被砍下的頭顱、被開膛的腹腔以及裸體的婦女，強姦她們的士兵迫使她們做出各種色情的姿勢，而她們的臉上則露出令人難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正是這令人震撼的視覺經驗，讓她做出了懷揣幾千美元就飛往廣州，從廣州和數名陌生人一起乘坐硬臥到南京的決定。

1994年張純如看到的圖片展覽當然不是美國人第一次用圖片來敘述南京大屠殺的故事。南京大屠殺發生時，約翰·馬吉是一名牧師。他冒著生命危險，用攝影機悄悄拍下了400英尺的影片，其中包括經威爾遜救治的一名懷有身孕而身中37刀的中國婦女的故事。這些影片，一部分由約翰·拉貝帶到了德國，一部分由喬治·費奇送到了美國，還有一部分輾轉到了英國。1938年，馬吉選擇了他拍攝的10張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刊登在美國《生活》週刊上。「二戰」史專家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早發表的揭露侵華日軍製造南京暴行的圖片。

「沒有約翰·馬吉留下的資料，就沒有我們這部電影。」丹·斯塔曼說。在拍攝《南京》的過程中，比爾和丹還發現了美國記者在1937年就曾對南京大屠殺進行過報道:美國記者弗蘭克·蒂爾曼·德丁在當年12月18日的《紐約時報》頭版發表新聞報道《屠戮意味著佔領南京——俘虜全部被殺》，指責日軍「大規模地搶劫，對婦女施暴，殺戮平民，把中國老百姓從家中趕出來，大批處死戰俘與強迫徵集壯丁，把南京變成恐怖城市」。耶茨·麥克丹尼爾在同一天的《芝加哥論壇報》上發表《戰地記者日記內描述的南京恐怖》，無奈地說:「我對南京的最後印象——死亡的中國人，死亡的中國人，死亡的中國人。」

很多倖存者在回到自己的國家後都發表過回憶文章，喬治·費奇的回憶文章還刊登在美國《讀者文摘》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官方使用各種資料和渠道在國內宣傳南京大屠殺:1942年3月，美國以南京大屠殺為例出版了《1937年至1938年冬日軍在華暴行》，向美國民眾宣傳日軍的凶狠和殘暴，激勵美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和鬥志。然而，冷戰開始後，南京大屠殺卻從美國民眾的視野中消失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美關係研究者徐志民曾在《世界知識》上撰文，認為對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美國政府在冷戰期間存在過「刻意的忘卻」。其中緣由，徐志民的分析是:既有日本右翼勢力對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阻撓，也有受害者本身的沉默，使亞洲以外的國家對南京大屠殺知之甚少。而親歷南京大屠殺的美國傳教士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先被逐出中國大陸，回到美國後又遭審訊和隔離，身心遭受重創，大都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如，斯邁思博士1951年被迫離開金陵大學回國，邁納·瑟爾·貝茨則遭到拘留審查，馬吉於1953年在美國去世。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此時出於扶植日本的目的，包庇了許多日本戰犯，使他們重返政壇。

但在採訪中，比爾說，他本人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他認為，恰恰是美國在保存這些歷史。對於南京的故事不如奧斯威辛這樣廣為人知的問題，他寧願認為是由於華裔的國際移民比不上猶太人:「猶太人在美國、在歐洲國家都有大量移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這個事情的國際關注度。而日本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行為。」

《南京》的投資人、美國AOL副總裁泰德·萊昂西斯今年50歲，他也是從張純如的書開始認識這段歷史的。2005年的聖誕節，泰德·萊昂西斯在加勒比海度假。他在翻閱一份舊《紐約時報》時，通過一則訃告粗略瞭解了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寫作《南京暴行》一書又在不久後吞槍自殺的不幸身世。「看完報紙後，我隨手放進了廢物籃裡。但報紙沒有掉下去，刊有張純如訃告的第一頁露在外面。」泰德說，「每次經過這份報紙，她的眼睛始終盯著我。」

接下來，泰德去買了張純如的書。然後，《華盛頓郵報》是這樣描述的:「這個故事讓萊昂西斯大為震驚，由於書中的情景在他腦中不斷浮現，他掏出了支票簿。」

「泰德掏出200萬美元，成立了一個攝制組。我們認為，此舉完全是慈善家的行為，他在花錢方面很有智慧。」丹幽默地說。在接受NPR電台採訪時，泰德說，對於《南京》，他的目標是能讓10億中國人看到:「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即使盜版我也不在乎。」

最壞的和最好的

「資料畫面上第一聲槍聲響起的時候，瑪麗·海明威徹底被發生在70年前的屠殺場面驚呆了。」丹回憶道，「她感到了戰爭的恐懼，也強烈感受到了要通過某種方式來回應和表達。」和那些戰爭時期的美國人一樣，《南京》劇組的工作人員得到的第一個震撼是戰爭本身的殘酷。

瑪麗·海明威是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孫女，也是好萊塢著名演員和作家。在這部紀錄片中，她以當年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區以救護平民的美國女子米妮·沃琴(曾被譯為魏特琳，南京倖存者回憶中的華小姐)的角色出鏡，朗誦她當年的日記。當她念出「我洗了澡，用了護膚霜，灑了香水，但那些味道依然還在，那是死亡的味道」時，丹注意到，她的手在抖。

丹本人也被約翰·馬吉的紀錄嚇壞了:「我看到那些資料，第一反應不是激動、興奮，而是恐懼。那些場景是那麼真實，那麼震撼，那麼恐怖。」約翰·馬吉的孫子克裡斯·馬吉，也曾在劇組中工作，他看到那些資料影片後脫口而出:「我真想不出我爺爺是怎麼活下來的。」

然而這不是比爾所要的方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已經有好幾部，呈現屠殺的慘烈。」比爾說。在《南京》之前，2006年，已經有一部叫做《南京夢魘》的紀錄片，在網路上得到了廣泛傳播。所以比爾希望找到新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我們刻意避免將此片做成那種典型的歷史題材影片——即由那些教授在前面長篇大論，然後鏡頭在一張張照片上移來移去。」

拉貝給了比爾新的方向。「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故事，我說，等等，他是納粹？通常都是納粹幹壞事。我很驚訝。」比爾說。接下來，當他進一步深入到拉貝的資料中時，他迷惑了:「我讀他的資料比一般人都要多，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他是個納粹，他勸說大量的女性回家，但這些女性顯然會面臨被強姦的結局。這是他的錯誤。但同時，這個人幫助建立了南京安全區。我需要呈現出這個納粹的善良一面，我想這是個障礙，需要跨越。」一個納粹為什麼要幫助建立南京安全區？比爾不得不承認，走進一個人的內心，是困難的。他為拉貝的行為找到的理由是:「他是被正義的力量驅使。看到了戰爭的恐怖場面，日本兵都很凶殘，很多西方人的表現都很英勇。」

拍攝之前，比爾、丹和劇組委派了35名「特派員」在美國、英國、德國、韓國、日本和中國台灣、南京等地尋找各種資料:影像、文字、研究書籍。影片拍攝只用了1個月，但是前期調查長達18個月，丹說，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1937年的每個資料影像片段和每幅照片。他們拿到的資料達上萬頁，僅在南京，拍攝下來的採訪就長達80個小時。丹和比爾親自採訪了21名倖存者。影片裡日本老兵的回憶都是在日本拍攝，他們拍攝了60名倖存者和士兵，他們都很老了，最年輕的也已經年過90，而且大多數又不肯說，採訪工作很艱難。最終，他們找到了日本和平主義者Tanmaky Matsuoka，她做了250個採訪。在全部看過後，劇組選用了「一些採訪」。比爾把這個過程稱為:「複雜、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在他看來，其中最難的就是對事實細節的核實，比如當事人當時的年齡，他描述的地點等等。張純如的書出版後，很多日本右翼分子以細節不符而對《南京暴行》一書進行攻擊，進一步否認南京大屠殺。比爾對此很憤怒:「怎麼能夠因為細節的錯誤就否認整個史實？」為了避免《南京》遭到同樣攻擊，比爾強調，「每個細節都必須要反覆核實」。

經過大量研究，比爾和丹最終選擇從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區的那些西方人的視野去回顧這場劫難。但他選擇的不是靜態的日記本和旁白，而是找演員來扮演這些當事人，面對鏡頭講出那些曾經鮮活的記憶和感受。

「瑪麗·海明威說的每句台詞都是真實的，這只不過是真實的另一種呈現方式。」比爾說。

比爾承認，這樣的角度和敘述，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傳播效果的考慮:「對於西方觀眾來說，對於西方人講述的故事，情感上更容易接受，更有公信力。」而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萊昂西斯則拒絕了中方入股的要求，因為他認為，如果這個故事由第三方來講述，可信度會更高。

在《南京》完成前，2006年，美國導演、心理學博士約瑟夫已經拍攝過反映南京暴行的《南京夢魘》。這部電影在網路上已經被超過100萬人次下載。吳海燕是《南京夢魘》的促成者之一，也是導演的助手。她是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國際關係與亞太研究的碩士，在國內曾是CCTV經濟半小時的記者。促使她幫助《南京夢魘》的導演約瑟夫進行拍攝的起源，是一場約瑟夫的演講。那是2005年3月，美國加州一個學術論壇上，約瑟夫博士發表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演講，吳海燕說，那場演講的視角是她「前所未聞」的:「從來沒有人像這位演講者，超越中日兩國間具體的歷史事件，而從全球與人類的視野來向她展示這場劫難。」在她印象中，南京大屠殺給她留下的印記幾乎全是控訴。歷史教科書與相關影視作品的內容、紀錄片裡倖存者的指證等等，總結起來就是「悲慘」與「仇恨」兩個詞，是日本對中國欠下的血債。「這樣的講述方式在我們看來可能很習慣，但是西方人就未必認同。」吳海燕說。

而在比爾看來，演員以當事人的身份直面鏡頭，向觀眾講述，造成的情感效果是他想要的:「我們希望觀眾能對故事有一種切膚之痛，並能對我們講述的故事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比爾也使用了倖存者口述的方式。他對採訪對象的選擇標準是，「能夠講述有震撼力故事的倖存者」。最終，找來的倖存者口述甚至打動了他本人:「常志強的故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在鏡頭前，常志強講述了發生在自己家中的慘劇:日本兵將正在吃奶的小弟弟摔在地上，殘忍地刺殺母親。小弟弟爬向全身是血的母親，彌留之際的母親依然不忘給自己的孩子哺乳。比爾說，拍攝這段採訪時，翻譯哭了，他也哭了:「人的故事是如此有震撼力。聽到有人講述他親眼目睹媽媽的死去，這個片段我看了上百次了，仍然能感動我。」

比爾在南京的拍攝在夏季，但是拍攝中，他卻屢屢覺得「冷」——「也許是因為我們要在夏天拍出冬天的感覺。」比爾說。在南京的時候，看著那些殘缺的石頭牆，他覺得「這是座悲哀的城市」。他開始理解米妮·沃琴的選擇，回到美國後，米妮·沃琴自殺了。比爾認為，這是因為南京所遭遇的一切實在太震撼了，足以打破人類所有的幻覺:「比如你現在走在長安街上，一切都美好、寧靜、富有。然而只不過一夜間，這一切都消失了。」比爾看著記者說。

而泰德在他自己的部落格裡說，他在南京僅僅停留了3個月，然而這3個月已經把他的世界觀全部改變了。

在日本的採訪讓比爾很吃驚:「拍攝這部電影前，我們有一個非常美好的願望，以為會有日本士兵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借這個機會，良心發現，有力量和勇氣講出他們對這段歷史的懺悔。」然而，事實上是他在日本的所有採訪中，沒有一名日本老兵對此表示過懺悔:「我們問過採訪到的每一個日本士兵，你們當時在南京的時候，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麼？一位日本士兵竟回答說:南京實在太熱了，我們沒有水喝。」

丹說，《南京》的劇組非常國際化，有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德國人，他們之間經常因為觀點不同而起爭執，但是丹和比爾從來不會強迫他們統一認識。在日本，他們經常遇到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有各種各樣的人。年輕一代希望知道更多的歷史真相，而資深的年長的研究者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在南京什麼都沒有發生，他們無視，或者輕視這種事實。」

但丹和比爾從不刻意表示反對:「因為我們拍這部電影，不是為了告訴人們該怎麼想，而是盡我們所能，搜取盡可能多的資料和看法。」比爾從台灣地區找來了南京大屠殺之前老南京的影像，他選擇的是滑冰的孩子、放學的學生、陽光下美麗的少女。他認為這些資料有助於講述這座城市和曾經居住在這座城市中的普通人的命運。

但是劇組同時承擔了非常大的壓力。很多來自日本的工作人員由於受到來自家庭的壓力而退出，比爾說，工作人員以這樣的原因退出，在他的電影製作生涯中，還是第一次。而片中有一位日本演員，出生在日本，成長和工作都在美國，即使如此，他在劇組工作一天後部落格上就收到了1000多封回復，有侮辱、威脅他甚至他的家庭的，說他是日本的叛徒。

儘管如此，比爾依然認為，《南京》不是一部反日電影，而是一部反戰電影;他不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去拍攝，而是為了要表現:「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即使在大屠殺中，依然能夠看到人類的善良和美德。在《南京》這部片子裡，你既看到了日軍犯下滔天罪行，同時也看到了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去幫助別人的人。你能看到最壞的，也能看到最好的。」比爾認為，《雙子塔》和《南京》的差異在於:「紐約當時有照相機的人都拍下了災難的一刻，每個人都看到了。南京恰恰相反，寥寥無幾的人目睹了發生的一切。相似的是，在雙子塔，你將一個很複雜的很深刻的故事濃縮成一個人的故事，一個家庭的故事。對於南京，這不是某個家庭的故事，這是太多家庭的故事。」他說，「我們絕對應該大聲講出南京的故事。南京經歷了太多災難，當年的屠殺，後來的鮮為人知，現在日本的拒不承認，這些都是災難。高棉、盧旺達、前南斯拉夫，各處都有災難。我堅信美國人應該大聲講出這些災難，不光是美國，全世界都應該關注。」他認為，他和張純如有一點像，「40萬人買了她的書，並由此知道了南京大屠殺，我想現在通過電影，上百萬人，而不是數十萬人，會知道南京大屠殺。我也希望上百萬人能夠瞭解這段歷史。」

「我因能夠向從沒聽過這個故事的人們講述它而內心充滿感激。」比爾說。

南京大屠殺: 抽像記憶和感情記憶

按照猶太裔德國漢學家舒衡哲的觀點， 抽像是記憶的最狂熱的敵人。

他說：「我們常常說納粹殺害了600萬猶太人， 本兵殺害了中國南京30萬人，實際上是以數字和術語的方式把大屠殺抽像化了。」

在他看來，這些數字雖然看起來很觸目驚心， 但以這種概括的方式去總結歷史， 大屠殺真正意義反而在數字的抽像中被淹沒。

記者◎王愷 實習記者◎王麗娜 王墨馥

由於種種原因，從上世紀80年代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大陸學者高興祖開始，關於大屠殺的研究和記憶長期在抽像層面進行，學者張連紅認為，這些研究雖然有較高的價值，但光靠這些顯然不能構成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完整記憶。

為了不讓南京大屠殺的記憶被各種數字的抽像所淹沒，在舒衡哲看來，應該嘗試在一點一滴中顯現大屠殺，即在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記憶中去直面那段歷史。大屠殺意味的不是數字，「而是一個人，加一個人，再加一個人」。

已故美國作家張純如正是在這樣「一點一滴」記錄「感情記憶」。1995年，她來到南京，給她當了20多天翻譯的楊夏鳴從那時起開始感到:「不帶感情地記錄那段歷史是不可能的。」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已經看到，南京大屠殺應該是「沉埋在中國人以及有良知的日本人心目中活生生的歷史記憶」，9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開始搜集大量的海外檔案資料，包括當事人的日記;2000年之後，倖存者的口述回憶整理也在重新進行，歷史之門正在漸漸打開。

倖存者口述史

1982年，日本右翼力量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教科書事件發生，中國政府在45年後重新面對南京大屠殺。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開廣泛調查，讓親歷者回憶，主要目的是進一步證實南京大屠殺。

在此之前，即使是許多專門學習中國現代史的大學生，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存在，1963年就讀於「南大」歷史系的經盛鴻教授說:「當時現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國史。」所以隸屬民國史的「南京大屠殺」也就不見蹤影。

歷史學家張連紅還記得，1984年發放給南京市民的表格很簡單，薄薄幾張紙，「當時沒有經費」，就是讓親歷過屠殺的市民填上家裡有幾口人遇害，以及所目擊的日軍暴行，「當時發現了1700多名倖存者，主要用於反駁日本右翼教科書」。

現在學者們稱那時的調查為「應對性研究」，這種「應對性研究」非常簡單，雖然是以市民的口頭回憶的方式，但是沒有死者名單，沒有苦難經歷的具體訪談，更沒有戰前戰後的生活史對照，「關鍵是沒有任何細節，缺乏感人的東西」。

最可惜的是，可以作為紀念方式之一的「死亡名單」在當時沒有記錄。「當時的倖存者還非常多，如果那時候就開始記錄，肯定不至於到今天才有1萬多名具體死者的姓名。」經盛鴻說。

在這之後，南京大學歷史系老師高興祖帶領幾名學生對幾百名倖存者進行訪談，他是中國大陸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這些訪問主要是揭發日軍暴行的，相對比較簡單」。

1997年，又為了應對反覆出現的日本右翼教科書事件，南京市教委組織千名中學生尋訪倖存者，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的親歷者回憶。

在歷史學家看來，這一次搜集的親歷者回憶也缺乏學術價值，「做口述歷史需要專業技巧」。這些沒有經過訓練的中學生的調查失之過簡，「還是第一次的機械重複」。唯一不同的是，這次調查發現，倖存者已經少了很多。

而沒有親歷者回憶的南京大屠殺歷史記錄是有缺陷的，張連紅所在的南京師範大學是當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所在地，「戰時這裡是美國傳教士管理的安全區，存在了半年之久，收留了1萬多名中國女性，大量女性借這裡躲避了性暴力」。可是關於這裡的材料卻完全缺乏，「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做倖存者研究」。

上世紀90年代末，在張連紅做倖存者的口述歷史之前，只有少數個人做過倖存者採訪。1985年，南京軍區作家徐志耕採訪過100多名倖存者，徐志耕回憶當時的採訪，充滿了艱難:「大屠殺紀念館整理的小冊子上只有倖存者姓名，沒有地址，每個人也只記錄了200多字，找他們要地址，他們只肯給六七個人的地址。」幾次聯繫後，紀念館被徐志耕所感動，給了他倖存者名單，他最後聯繫採訪了100多名倖存者，回憶當年的採訪，「每天採訪一兩個人，充滿了激情也充滿氣憤」。那些故事，他覺得非常慘烈，「最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也創作不出來」。

可是徐的採訪採用了當時流行的報告文學形式，在今天的學術界看來，許多記錄缺乏歷史學價值，更令人沮喪的是，他所採訪的100多人，現在基本上都已經死亡。1995年張純如雖然只採訪了10人，但因為有錄像佐證，相比之下，學術價值反而更高。

90年代南京市開始拆遷老城區，不少倖存者就此失去下落。張連紅就在這階段才進入口述史的採集，「每天跑在南城的小巷裡，像搞傳銷的一樣」。

不僅倖存者越來越少，而且還要糾正以往的口述史角度偏差，例如1984年許多性暴力受害者因不願意講述經歷而被忽略。張連紅就偶然發現了一位80歲的老太太，是他在採訪另一名倖存者時碰見的，她住在那家隔壁，「因為我天天去那家採訪，大家都熟悉了，她才願意對我講真話」。

這位老太太1937年12歲時因被強暴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幾次結婚都沒有自己的子女，遭遇非常不幸，「但她覺得這些事情都不用再提了，是她自己命不好，而不是戰爭造成的此生不幸」。老太太在以往的搜集工作中都被忽略，但她的心態，包括她一生經歷都是口述歷史的最好材料，「國外的大屠殺倖存者口述中，不僅重視屠殺現場的記錄，更重視倖存者此後的經歷，那樣更有價值」。

另一名讓張連紅流淚的老太太也是以往被忽略的對象，因為她沒看見丈夫死亡，「1937年11月她結婚，懷孕期間丈夫被日軍抓走，一直沒找到屍體，她到現在都相信丈夫會回來」。隨著細節化的調查深入，他發現，不僅這名婦女此生不幸，她生下來就沒有父親的孩子也很不幸，一直受旁人歧視，「難怪國外的倖存者歷史要研究倖存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屠殺的陰影確實會一直存在這個家族身上」。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倖存者越來越少了。」目前發現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僅剩400多人，他們的口述史被整理後編進新近出版的28卷本的《南京大屠殺史料彙編》中。

另一現實原因使歷史學者不願做倖存者口述，「到現在為止，田野調查也不算研究成果，很多老師只能讓學生去做一些義務性的工作」。

私人檔案的挖掘

1985年，高興祖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著作由正規出版社出版，但是整個80年代，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只有一本史稿，一本史料，然後就是高老師那本小冊子」。所以張連紅談起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作品，像《屠城血證》、《南京1937》時並沒有批評之意，「文藝作品要在大量研究成果基礎上才能產生，但是我們缺少基礎材料」。

華中師大的校長章開沅整理出來貝德士的檔案材料，算是中國學者較早在海外搜集到的南京大屠殺私人檔案材料。章開沅1988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研究中國教會大學歷史，無意中發現了1000多卷整理好的貝德士檔案，「1946年，我在南京讀書時候，他就是我的老師了」。翻開這些檔案才知道，貝德士在南京擔任國際安全委員會委員的時候，做了很多事情，他的日記、往來書信、備忘錄、給日本軍隊的抗議信，基本上是他在南京每天的目擊記錄，「都是研究南京大屠殺最直接的檔案」。當時南京有20多個外國人組成的難民委員會，「他們的材料是第一手的材料」。

神學院圖書館的分類系統不同，並沒有按主題，基本上按照書信往來分類，所以一直無人過問，中國學者也不知道，「沒想到他做了這麼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所以，儘管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是這個，章開沅還是將貝德士檔案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材料系統複印出來，「當時南京一些老師覺得我不會翻譯人名，他們一直管貝德士叫貝茨，其實他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後來幾年，章開沅又三次去神學院圖書館，不僅將貝德士的檔案資料複印出來，還將當時大量在南京的傳教士檔案共1000多頁複印回國，可是他的工作一直沒有受重視。1995年，他撰寫的《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一書出版，但因當時處於中日關係友好期，「當時的政策是唯恐民間製造什麼事端」，即使他是校長，他所在學校也沒有把這項研究作為科研成果上報，反倒是銷售時排長隊等候的學生給了他極大的心理安慰。

章開沅在編輯這些書的時候，基本上原文照錄，不做刪節，目的就為讓讀者自己接觸當時當地的一手材料，他最喜歡引用貝德士的話:「如果事實說明了一個現代軍隊的種種野蠻行徑，那就讓事實說話吧。」

在出版界，吳源以出版《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著稱。從小他就聽父親說南京大屠殺，包括拉貝搞的安全區，「很多沒有跑到安全區的百姓在路上就被殘殺了，非常殘酷」。於是他路過南京大學拉貝住的小樓的時候，常常有心中一動的感覺，「那時候總覺得和日本的爭論缺乏史料證據」，很容易說出「無根的話」。

1996年春，拉貝的孫女萊因哈特夫人在美國紐約家中的地窖裡發現了祖父拉貝在南京的完整日記。「知道了這件事，我們覺得這很有意義，以前找到的史料缺少這些西方見證人的記錄，以前我們也不知道拉貝有日記留存。」吳源先是和萊因哈特夫人聯繫，但是她已把「拉貝日記」的版權賣給了德國的斯圖加特出版社。所以當年4月，吳源就和另一個懂德語的副總編趕去德國，5月份就拿到了版權，「當時花了64萬元人民幣去買版權」。

《魏特琳日記》也是吳源他們所在的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魏特琳和拉貝一樣，當時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她以特有的女性關懷，保護了南京的貧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當時南京的人們把她稱作「活菩薩」，「要是沒有他們，肯定會死更多人」。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將她的日記翻譯和整理了出來。

吳源覺得她的文筆特別好，有一種女性特有的人道主義情懷，「她的書是第一手歷史資料，記錄從日軍轟炸南京到南京大屠殺的全過程;和拉貝日記中途斷了不同，拉貝1938年就離開了」。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對日本的性暴力記載要比拉貝日記多而充分，更具說服力。她保護了很多人，也目擊了很多事情。另外，魏特琳是記者，她的書應該更容易流傳和傳播。

《魏特琳日記》於2000年10月出版，主要銷售對象是研究機構、學校和學者，「老百姓買得少」。在吳源看來，《魏特琳日記》、《拉貝日記》和以前的書不一樣，他們是經歷了南京大屠殺的當事人，並且是在當時記錄下來的，「這也是我們出這些書的原因。我出的書有一個特點，都是史料性質的，可以作為證據的」。

這幾本私人日記更大的價值是，他們以個人視角記錄了歷史，能喚起人們的「感情記憶」。儘管如此，章開沅還是覺得，中國學者做得很不夠，他的一個老朋友就常常和他開玩笑，讓他學習張純如，說他和唐德剛、吳天威，「三個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老教授，還不如那個小姑娘」。章開沅覺得，在西方世界用英語寫作的張純如，把這個事情鬧得沸沸揚揚，「她的功勞是無可替代的」。

張純如的啟示

1995年大暑那天，南京大學老師楊夏鳴第一次見到張純如，「她當時只有26歲，很年輕，我看見她的時候覺得很驚訝」。

楊夏鳴是應朋友邀請為張純如做翻譯，「張純如聽得懂中文，但是不能表達」。之前，楊自己雖然知道南京大屠殺，但相關知識還不如張純如豐富。張來之前已經做了相當準備，幾百張南京大屠殺的照片一一編號，而關於東京大審判的材料則有幾千頁之多。

現在楊夏鳴正重新翻譯張純如那本著作，「先前的那本翻譯錯誤太多，甚至很多時間都是錯的」。翻譯過程中，他不時回憶張純如與自己探訪倖存者的經過：「南京最熱的20多天裡，我們帶著錄像機，拿著好不容易得到的10個人名單，一家家去做口述。」那些倖存者生存狀況之惡劣，在他意料之外，「有位老太太，家裡只有6平方米，我們找到她時，她正在房間裡用一小盆水洗澡」。楊夏鳴還記得看見這些場面時自己的感受:「這些倖存者一直被當作政治工具，需要時候拿出來使用，可是沒人真正關心她們的生存。」而張純如看了之後，更是抱著巨大的同情心，她表示，她今後不會再寫作，而是要花時間學法律，為這些人打官司，「那時候我聽了很慚愧」。

張純如把她採訪的倖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記錄在書中，一個人往往占幾頁篇幅，「我翻譯的時候還在想，怎麼有那麼多」。但把採訪的錄像帶拿出來一對照，「發現完全是逐字逐句地記錄，她一點都沒有渲染」。在這些錄像帶裡，倖存者往往把衣服脫下來，讓張看他們身上的傷口，8歲時被日軍強暴的夏淑琴回憶自己被殺害的母親和兩個姐姐時，把褲子也脫下來，展示自己的刀傷。楊夏鳴說:「有個美國歷史學家批評張是帶著感情來寫作的，我重新看這些錄像帶，覺得在刀傷面前，不帶感情寫作是不可能的。」

國內也有一些文學作品反映南京大屠殺，但在楊夏鳴看來，和張純如的著作不是「一個檔次」，在翻譯中他發現，張的寫作很嚴謹，整本書有563個註解，「她從沒表示自己是歷史學者，也沒表示此書是歷史專著，但是她這本書是對歷史的重新調查，毫無虛構和誇張之處」。而許多敏感的地方，張純如並沒有採用一種說法，而是把幾種主要觀點都拿出來，「她超越了一些固有的糾纏，而是從旁觀者的立場看問題，這樣的寫作特別有力」。

楊夏鳴就是在見到張純如之後，改行做起了南京大屠殺研究，「她給我影響太深了，因為她做了一件讓歷史學家汗顏的工作」。

經盛鴻還記得張純如來採訪他的情景:「她氣質很好，但那時候覺得她太年輕了，能寫好這本書嗎？」現在經盛鴻已完全沒有疑惑，「我還特別想向她學習，學習她的那種寫作方式，我們的歷史著作太枯燥乏味了。」

逐漸打開的歷史之門

在張連紅看來，以往進行南京大屠殺研究，是與日本右翼研究「對立性的研究」，政治傾向太強，又總是糾纏於一些具體數字或概念中，「那樣的研究沒有進步」。例如一些研究喜歡證明日本人屠殺中國人的數目越多越好，「在這樣民族主義情緒支配下，反而制約了研究本身」。「我在大學講課時，就和同學們說，不是死亡人數越多越好的，我們反思一下，那麼多人沒有反抗就被日本人殺害了，是我們的恥辱，為什麼要放大這種恥辱呢？」但這些想法，他從來沒有放在網上發表，因為害怕被罵做「漢奸」。

經盛鴻覺得，在很多方面，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還太政治化，而沒有做到真正的學術化，條條框框太多了，他們想拍攝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結果底本受到了嚴格審查，「審查很多次都沒通過」。

許多具體研究也受政治干擾，例如日軍在慰安所使用安全套的情況，「大概是覺得有美化他們的嫌疑，所以也不許研究」。而每篇研究文章的送審已成慣例。

一面是政治化研究傾向，一面是許多基礎材料的缺乏，「到現在為止，南京大屠殺發生期間基本的日本報紙還沒有翻譯過來，當時日本報紙上很多是長篇報道，可是這些報紙，包括南京檔案館的基本檔案，都還沒有搜集整理完畢」。

1997年之後，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者陡然增加，「但真正拿出研究成果的，還是最早的五六個人，多數是沒有新發現的以論代史的文章」。而這些文章，表面上是繁榮了南京大屠殺研究，實際上沒有多少作用。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幾位專家策劃了28卷本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花費了6年時間，搜集了大量以往沒問世的台灣地區、日本的史料，按照總編輯何民勝的話說:雖然肯定是虧本的，28本精裝本，只賣900元，但是「拿史料說話，比起光與對方無根的爭論，要好得多」。之後還要出一本精選本，基本面對普通讀者。

光拿史料說話還不算完整，更重要的是具體的工作方法。張連紅還記得有研究屠殺猶太人的學者來南京講課的情況，「他拿出一張照片來，上面是一堆鞋子，那些鞋有老人的、婦女和孩子的，他沒有講大屠殺的人數和整體情況，而是從一雙孩子的鞋子講起，講那些孩子是怎樣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在張連紅看來，各國的歷史教科書、學術研究中，關於大屠殺的記載可能都是短短幾行，也可能是枯燥的，但是講述方法不同，則給聽眾的感受極其不同。「抽像記憶必須轉為感情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