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記載，即將執行死刑的時候，行刑者先在門外等候，讓他的同夥入獄談判，索要財物。當時的術語叫"斯羅"。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們的親戚談。如果犯人窮，就找他們本人談。他們對凌遲處死的犯人說：順我，就先刺心，否則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還不死。

一

張居正大概是明朝最能幹的大臣了。他深知官場上的種種弊端和權謀，圓熟地遊刃其間，居然憑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興大業。如此高明的先生講述大官怕小吏的官場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聽。

張居正說，軍隊將校陞官，論功行賞，取決於首級。一顆一級，規定得清清楚楚。從前有個兵部（國防部）的小吏，故意把報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後拿著報告讓兵部的官員看，說字有塗改，按規定必須嚴查。等到將校們的賄賂上來了，這位吏又說，字雖然有塗改，仔細檢查貼黃，發現原是一字，並無作弊。於是兵部官員也就不再追究。張居正問道：將校們是升是降，權力全在這個小吏的手裡，你不賄賂他行嗎？

這個故事有個時代背景：當時將校們很少有不冒功的。號稱斬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來，他們砍下來的很可能是當地老百姓的腦袋，所謂濫殺無辜。如果沒人叫真，這些腦袋就是戰功，大家陞官發財，萬事大吉。如果有人叫真，這些腦袋就可能成為罪證，這幫將校罪過不小。所以，將校的命運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裡，儘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個排長。

張居正總結說：人們怕那些吏，一定要賄賂那些吏，並不是指望從他們手裡撈點好處，而是怕他們禍害自己。(1)

合法地禍害別人的能力，乃是官吏們的看家本領。這是一門真正的藝術，種種資源和財富正要據此分肥並重新調整。

明朝小說《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就講了一個縣太爺運用這種藝術剝刮財主的故事。故事說，武進縣一位叫陳定的富戶，有一妻一妾。妻姓巢，妾姓丁，兩個人鬧氣，巢氏嘔氣生病死了。鄰里幾個平日看著他家眼紅的好事之徒，便攛掇死者的兄弟告官，宣稱人死得不明不白，要敲陳定一筆。死者的兄弟很樂意跟著敲一筆，便和那幾個潑皮講好了，由他們出面，他躲在暗處作手腳，敲出錢來對半分。

故事說："武進縣知縣是個貪夫。其時正有個鄉親在這裡打抽豐，未得打發。見這張首狀是關著人命，且曉得陳定名字，是個富家，要在他身上設處些，打發鄉親起身。立時准狀，僉牌來拿陳定到官，不由分說，監在獄中。"

請注意這裡的選擇空間：首先，這狀子是可準可不准的；其次，准了之後拿來問訊，對陳定的申辯也是可聽可不聽的。在這兩個具有合法選擇空間的關口，那位知縣全選擇了最具傷害性的一頭："立時准狀、不由分說"，而且誰也不能說他這樣做出了格。我是法學方面的外行，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這種合法傷害別人的選擇權，姑且稱之為"合法傷害權"。

卻說陳定入了獄，趕緊托人把妻弟請來，讓他各方打點。破費了幾百兩銀子，各方都打點到了，特別是縣太爺的那位打秋風的老鄉滿意了，替陳定說了好話，果然就放了陳定。這次釋放更充分地體現了"合法傷害權"或者倒過來叫"合法恩惠權"的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沒想到那位妻弟嫌自己賺得不足，又追上了那位知縣的老鄉，把賄賂他的四十兩銀子強討了回來。四十兩銀子折算為現在的人民幣，少說三四千，多說一兩萬，顯然也值得一追了。奈何他低估了合法傷害權的伸縮性。知縣聽說此事後，勃然大怒，出牌重新問案，並且以"私和人命"的罪狀捎上了陳定的妻弟。該妻弟立刻出逃。

故事說，陳定和妾丁氏被重新拿到官後，"不由分說，先是一頓狠打，發下監中。"然後下令挖墓驗屍，要查查那位亡妻的死因到底是什麼。同時召集當地各方人等，一邊驗屍，一邊調查瞭解情況。"知縣是有了成心的，只要從重坐罪，先吩咐仵作（法醫）報傷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將無作有，多報的是拳毆腳踢致命傷痕。巢氏幼時喜吃甜物，面前的牙齒落了一個，也做了硬物打落之傷。竟把陳定問了鬥毆殺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親尊長致死之律，各問絞罪。陳定央了幾個分上來說，只是不聽。"

這案子本來已經算完了，如今，知縣要報復，竟可以把兩個人重新問成死罪。可見一位知縣合法地禍害他人的能力有多麼強。當時的人們對這種能力十分敬畏，把知縣稱為"滅門的知縣"，又稱"破家縣令"。最後，這位知縣果然叫陳定破了家。丁氏見兩個人都活不成，乾脆把罪過全攬在自己身上，寫了供狀，然後在獄中上吊自殺，這才了結了這樁案子。

細品這個故事中的利害關係，我們發現當事雙方承擔的成本或風險極不對稱。

武進知縣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執法的旗號下進行的，只要他發句話，國家的暴力機器就按照他的意願開動起來，並不用他個人破費一文錢。對付上邊的審核，他有法醫的證據的支持，應當說風險極小。他這種進退自如的處境，用古代民間諺語的話說，叫做"官斷十條路"--案情稍有模糊之處，官員的合法選擇就有十種之多。怎麼斷都不算錯。與進退自如的知縣相反，陳定的小命卻完全捏在人家的手心裡。他面臨著被絞死的風險。即使能僥倖保住性命，坐牢、喪妾、挨板子、耽誤生意，這些損失注定是逃不掉的。

這就好比美國人面對伊拉克。美國有巡航飛彈，能夠隨心所欲地炸人家的總統府或任何找得到的地方。你隨時隨地可以打人家，人家卻打不著你。這正是"利器"的妙用。掌握了這樣的利器，誰還敢惹你生氣？你又怎麼能不牛氣沖天？中國民間有句老話，叫做"身懷利器，殺心自起"。在如此實力懸殊的戰爭中，自己最多不過蹭破點皮，俘獲的卻是眾多的金銀玉帛，這樣的仗自然就特別愛打，也特別能打。官吏們要頂住多打幾仗的誘惑，很有必要定力過人。

二

無論正式規定是怎麼樣的，掌握了合法傷害權的人就是牛氣得要命。在他們的眼睛裡，老百姓形同魚肉。我們的祖先也就以"魚肉百姓"一詞來形容這些人和老百姓的關係。

據《竹葉亭雜記》記載，清代的四川有一種流行甚廣的陋規，名叫"賊開花"。每當民間發生盜竊案件，州縣地方官接到報案後，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調查，先把被盜人家周圍的富戶指為窩贓戶。既然認定嫌疑犯是官吏們的合法權力，關押嫌疑犯也是他們的合法權力，他們這麼做當然沒什麼風險。那些被指為窩贓戶的人家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家裡無人做官，沒有後台。於是官府放心大膽地把他們拘押起來敲詐勒索，每報一案，往往牽連數家，"賊開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為窩贓的富戶，特別害怕坐牢，只能自認倒霉，拿出大把的錢來賄賂官吏，打點差役。官吏撈足了錢，才把這些富戶放出來，並宣佈他們沒有窩贓。在術語裡這叫"洗賊名"。

最初看到這些歷史記載的時候，我曾經設身處地替那些被敲詐者想過，結論是；如果換了我，就要讀書科舉，混個功名在身，讓他們不敢敲詐。不過這是很有個人特色的對策，只能自保卻不能普渡眾生，並且遠水解不了近渴，顯然不是正經辦法。後來我找到了正經辦法。在清朝人段光清寫的一本書裡，我看到了安徽宿松縣民間用來對付這種敲詐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所折服。

據《鏡湖自撰年譜》道光十七年（1837年）記載，這年九月，小地主段光清（當時已經中了舉人，即有了國家幹部的身份）的佃戶及其家境稍好的幾戶鄰居，忽然被差役傳喚，誣陷他們接了賊贓。段光清說，這是失主與捕役串通好了，囑咐盜賊咬他們一口，借此敲一筆錢。佃戶找到段光清的哥哥哭訴，段光清的哥哥就找他商量對策。

段光清首先回顧歷史，從前人的智慧和經驗裡尋求啟發。他說，父親曾經說過，嘉慶初年（1797年前後）鄉里有一種惡習，乞丐生病倒斃了，地方無賴就要藉機生出波瀾，說必須要經過地方官驗屍才能掩埋。而地方官每次下鄉驗屍，必定要帶一大群人。仵作和刑書自是必需的，還要包括縣衙門裡院的門印、簽押、押班、小使，外院的六房、三班，再加上地方官的儀衛、皂隸、馬僕、轎夫，浩浩蕩蕩多至百餘人。於是，只聽得地方官驗屍的鑼聲一響，鄉下有數百畝家產的人家，就要傾家蕩產，連灰也剩不下了。

段光清說，父親當時的辦法是：召集同鄉的紳衿到縣裡向領導請示，如果乞丐確實是自己死了，經檢驗沒有傷痕，可以由地保掩埋，無須報官府驗屍。領導同意了，還把這條規定刻在石碑上，立在路旁。段光清沒有說他父親拜見縣領導的時候帶沒帶銀子，從情理推測，應該不至於空手去求人。從下文推測，前輩很可能以某種方式孝敬了父母官。

段光清聯繫現實，說如今囑托盜賊栽贓，這又是一種惡習。兄長最好召集同鄉開一個會，大家湊一筆經費，每年給負責本片的捕役數千，作為他們辛辛苦苦為我們抓盜賊的獎勵，同時要求他們別再囑托盜賊誣栽良民。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議，召集同鄉開了會，果然大家踴躍掏錢，賊開花的問題就這樣得到了雙方滿意的解決。至於和吏胥談判的具體過程，段光清沒有記載，但有三個意思恐怕兜多大圈子也要表達出來："我們承認你們能害我們，我們掏錢，你們別再用這種手段害我們了。"這看上去很像是和黑手黨打交道，我也承認，在辨別專制政府與黑手黨的實質性區別時，我經常感到自己愚鈍無能。

總之，合法傷害權是很值錢的。有了這種權力，沒有錢可以有錢，沒有斂錢的規矩可以創造出規矩。用古漢語一個簡潔貼切的詞來表達，這叫"勢所必至"。勢之所至，潛規則生焉。即使這規則不合法，也可以轉彎抹角將它裝扮起來--廣大群眾愛護人民警察，湊點錢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這難道有什麼不對嗎？

三

合法傷害權在監獄裡表現得最為充分，陋規也就特別多。

清朝文學家方庖蹲過中央級的監獄，並且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獄中雜記》。他寫道：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715年），我在刑部監獄，每天都看見三四個犯人死掉從牆洞裡拉出去。一塊坐牢的洪洞縣的杜縣令說，這是病死的。現在天時正，死的還算少，往年多的時候每天死十數人。……我問：北京市有市級的監獄，有五城御史司坊（監察部系統），為什麼刑部的囚犯還這麼多？杜縣令回答說：刑部的那些喜歡折騰事的司局長們，下邊的辦事人員、獄官、禁卒，都獲利於囚犯之多，只要有點關聯便想方設法給弄到這裡來。一旦入了獄，不管有罪沒罪，必械手足，置老監，弄得他們苦不可忍，然後開導他們，教他們如何取保，出獄居住，迫使他們傾家蕩產解除痛苦，而當官的就與吏胥們私分這些錢財。

方庖提到的這些搾取錢財的手段，晚清譴責小說作家李伯元在《活地獄》裡有詳細的描寫：

山西陽高縣有個叫黃升的人，無辜被牽連入獄。衙役的快班頭子史湘泉把他關在班房裡，故意用鏈子把他鎖在尿缸旁邊，那根鏈子一頭套在脖子上，一頭繞在柵欄上。鏈子收得很緊，讓他無法坐下，就這樣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燈時分，史湘泉出來與黃升講價錢了：

"你想舒服，卻也容易，裡邊屋裡，有高鋪，有桌子，要吃什麼，有什麼。"說著便把黃升鏈子解下來，拿到手裡，同著他向北首那個小門，推門進去，只見裡面另是一大間，兩面擺著十幾張鋪，也有睡覺的，也有躺著吃煙的。黃升看了一會兒，便對史湘泉說："這屋裡也好。"史湘泉道："這個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黃升問他怎的，史湘泉說："進這屋有一定價錢。先花50吊（按糧價折算，每弔錢至少相當於60元人民幣），方許進這屋；再花30吊，去掉鏈子；再花20吊，可以地下打鋪；要高鋪又得30吊，倘若吃鴉片煙，你自己帶來也好，我們代辦也好，開一回燈，5吊。如果天天開，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餘吃菜吃飯，都有價錢，長包也好，吃一頓算一頓也好。"

黃升聽了，把舌頭一伸道："要這些嗎？"史湘泉道："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邊蹲著的那一個，他一共出了300吊，我還不給他打鋪哩。"

這位黃升偏偏身上沒有帶錢，史湘泉一怒，將他送入一道柵欄門，裡邊的犯人又讓他掏錢孝敬，黃升拿不出來，眾人便一擁而上，將他打了個半死，又罰站了一夜。

即將處決的死刑犯應該是最難敲詐的了，但是吏胥們依然有辦法，他們可以在行刑和捆綁的方式上做交易。

據方苞記載，即將執行死刑的時候，行刑者先在門外等候，讓他的同夥入獄談判，索要財物。當時的術語叫"斯羅"。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們的親戚談。如果犯人窮，就找他們本人談。他們對凌遲處死的犯人說：順我，就先刺心，否則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還不死。對絞刑犯則說：順我，一上來就讓你斷氣。否則就縊你三次，再加上別的手段，然後才讓你死（在此提一句，李大釗先生就被縊了三次才死）。最難做手腳的斬首，他們還可以"質其首"--難道劊子手還能扣留腦袋麼？我搞不清楚究竟如何"質"腦袋，姑且原文照抄。

以上是行刑者的交易方式。憑借他們手裡的"合法傷害權"，一般能從富裕者那裡敲出數十兩甚至上百兩銀子，從貧窮者那裡也能把衣服行李敲乾淨。完全敲不出來的，就按照事先威脅的辦法痛加折磨。

負責捆犯人的也這樣。方苞說，不賄賂他，在捆縛時就先將其筋骨扭斷。每年宣判的時候，死刑和死緩犯一概捆縛，押赴刑場待命，被處決的有十之三四，活下來的要幾個月才能將捆傷養好。有的人會落下終身殘疾。

方苞曾經問一個老胥，說你們無非想要點東西，又沒有什麼仇，實在沒東西，最後也別那麼折磨人家，這不是積德行善的好事嗎？老胥回答說：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後人。不這樣做，別人就會心存僥倖。

吏胥們對自己立的法--"刑獄潛規則"顯然是一絲不苟的。與方苞同時被捕上刑的有三個人，一個人以三十兩銀子行賄，骨頭受了一點傷，養了一個月才好。另外一個人賄賂的銀子比前者多一倍，皮肉受了點傷，十來天就好了。第三個人掏的銀子還要多一倍，當天晚上就可以像平常一樣走路了。曾有人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罪人貧富不均，都掏錢就行了，何必再製造多寡的差別呢？回答說：沒有差別，誰肯多掏錢？（2）

監獄和班房（類似臨時拘留所）是合法傷害權密集的大本營，因此也是貪官污吏的鎮山之寶。說到極端處，犯人在監獄和班房中凍餓病死，或者叫庾斃，官府是不用承擔責任的。這是比巡航飛彈還要厲害的一種武器。巡航飛彈固然是低風險傷人的利器，畢竟還需要花錢生產，而庾斃幾條人命卻不用你掏一文錢，甚至還能幫助你賺點囚糧、囚衣、醫藥和鋪蓋錢。合法傷害權的根基既然如此美妙，抽出許多粗黑的枝條，開出許多賊花樣，一概在情理之中。

四

中國古代的史書上經常出現一個字："賕"。《辭海》上的解釋是賄賂。其實無須解釋，大家一看便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以貝相求，不就是權錢交易嗎？

揮動傷人的利器需要使用者心存惡意，這就需要克服良心的障礙。"賕"則替人免除了這些麻煩。只要你手中有了權，它就會主動找上門來，甜蜜蜜地膩上你，叫你在絕對不好意思翻臉的情境中繳械投降，放下武器，跟他們變成一撥的，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你無須任何惡意，甚至相反，拒絕這種賕，倒需要幾分惡意，需要翻臉不認人的勇氣和愣勁。因為賕通常是通過親戚朋友的路子找上門來的。你不僅要翻臉不認謙恭熱心的送禮人，還要翻臉不認你的親戚朋友。

於是，貪贓枉法的成本又進一步降低了，拒絕賄賂的成本則進一步提高了。良心的障礙和禮節的訓練在此全面倒戈，反對他們本來應該維護的東西。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大多數人恐怕只有歎一口氣，然後甜蜜蜜地，無可奈何地，半推半就地倒在美人的懷抱裡。又一位清官從此消失。

註：

1：參見張居正：《張太岳集》卷十八，雜著。轉引自《明代政治制度研究》，關文發、顏廣文著，。

2：《方苞集》第二冊，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