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

一 「主啊，請允許我只說該說的」

西安事變整整過去60年了（編輯註：本文刊發於1997年），但是，有關西安事變的許多情況仍舊是迷霧一團。6年前，作為西安事變謀主的張學良，在被迫與世隔絕了50餘年後終於獲得了自由，於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張學良能夠就西安事變說點兒什麼。然而，張學良自由後就西安事變所講到的情況，甚至還不如他40年前不自由時給蔣介石寫的《西安事變懺悔錄》中講的多。不過，只要稍微留意一點，就會發覺，張學良最不想講的，就是涉及到中共的問題。

要搞清楚西安事變，不搞清楚中共在其中的作用，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安事變所以會發生，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由於中共中央及其紅軍主力來到了西北，並與張學良和東北軍建立了秘密的統戰關係。新的史料證明，早在西安事變發生前半年，張學良就有過一個他從來沒有提到過的與中共一起發動事變的計畫。也許，像廣泛傳說中的那樣，他已經通過他所信任的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就事變的整個經過留下了一部口述史，準備在他百年之後公佈出來。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方面的顧慮，他 6年前初次開口說話時就懺誠地禱告：「主啊，請允許我只說該說的，不該說的絕對不說吧。」

但是，在事變過去了60年之後，隨著各種檔案資料的陸續被發掘出來，也許不必等張學良百年之後，我們就可以回答一些過去不很清楚的問題了。當然，我們首先應當弄清楚的是，張學良是怎樣和中共建立秘密統戰關係的。

二 張學良與共產黨發生關係前的一段因緣

談張學良與中共的關係，人們通常習慣於從1936年的洛川會談和延安會談談起。但是，早在幾年前，曾任全國政協西安事變編寫組組長的張魁堂先生，根據保存在政協的《黎天才自述》中的說法，給我們講了一段張學良如何通過這位前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認真研讀馬列主義」的故事。

據張魁堂先生引述黎天才的話說，還在1929年東北易幟之後不久，張學良就邀請黎天才到東北任張學良的私人秘書兼東北軍講武堂教官，以後負責機要情報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先後推薦了做過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秘書的潘文郁和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吳汝銘做張學良的機要秘書。既然黎天才等三人都曾經是共產黨人，因此，張學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對共產主義的學說有了一些興趣。據說，自1934年起，張學良在黎天才、潘文郁和吳汝銘的幫助下，就「開始閱讀馬列主義著作，如辯證唯物主義、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列寧的《左傾幼稚病》、《資本論》等，還要潘、黎經常給他講解」，吳更是「專辦隨車講課 」。他任鄂豫皖三省「剿總」副總司令和武昌行營主任時，家住武昌徐家棚，辦公在望山門原兩湖總督衙門，每天乘車前往要40多分鐘，張學良常要他們隨車講課。甚至到南京開會，住在蔣介石的陵園別墅裡，張也毫無顧忌地要他們給他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

在時過景遷幾十年之後，黎天才這一回憶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是一個多少值得懷疑的問題。完全相信黎的說法，肯定張學良曾經「認真研讀馬列主義」，未免太過輕率了些。不過，張學良身邊用過一些前中共領導人，他敬重這些人的知識，佩服他們的才幹，並以此類推，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或多或少地產生了某種研究的興趣，這於情於理應該是說得通的。

說黎天才、潘文郁、吳汝銘等曾經是共產黨人，是因為他們此前都已經被捕變節，脫離了共產黨。因此，張學良與他們的接觸未必可以算做是與共產黨的接觸。事實上，我們在這個時期中共的有關檔案中，包括其在東北軍的秘密黨組織的報告中，都未見到黎天才等人曾經在張學良與中共的接觸當中起過任何作用。唯一肯定黎天才、潘文郁與中共有過聯繫的，是當時曾任中共北方局特科成員的吳成方後來的一份回憶。據他說，中共北方局特科從搜集情報的角度考慮，曾經利用黎天才、潘文郁進行過一些工作，甚至通過他們推動張學良釋放過一批被捕入獄的共產黨人。如果這個情況屬實的話，這或者可以算是張學良與中共發生關係的一段前緣。

三 張學良與中共人員的初次「接觸」

張學良自己說，當他在武昌時，張學良過去的部下，九一八事變後揭旗抗日的前東北軍依蘭鎮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長李杜，曾首先向張學良談起聯絡共產黨問題。張稱：李當時希望返回東北召集舊部再事抗日，並提出「(1)去北滿，必須經俄，其次北滿已有共黨活動勢力，故必須向共產黨取得聯繫。(2)路費及活動款項由良供給。(3)請良選派二人幫彼辦事，並任聯絡。良皆同意，乃派總部秘書應德田、前吉林旅長趙毅二人，隨李出國，行至德國，未能到達目的而返，應、趙二人，仍回總部任事，此為後來交結中國共產黨之線索也。」

張學良這裡的回憶，不僅沒有交待具體時間，並且也沒有講清楚此事與後來結交中共之間有什麼聯繫。

張學良擔任武昌行營主任的時間，是從1934年3月到1935年9月。據應德田回憶，張學良見李杜談聯絡共產黨問題，其實是在1935年底，而且是張「提出找共產黨負責人聯繫的問題」。應德田這裡所談到的時間和情況，似乎比張學良自己的回憶更合乎邏輯。這是因為，在1935年9月之前，張學良仍在積極參加蔣介石的軍事剿共戰爭，並且在10月初剛剛接受了國民政府的任命，擔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從他當時多次對部隊講「先『剿共 』後攘外」的必要性可以看出，他當時對去西北剿共還並不十分恐懼，因為在此之前東北軍可以說還從沒有真正和紅軍交過手。張學良開始感到「剿共」對東北軍是一個災難，理應是在1935年10—11月期間東北軍三次嚴重受挫之後。

東北軍的慘敗分別發生在1935年10月1日、25日和11月21日，地點在陝北的勞山、榆林橋和直羅鎮，三仗整整損失了兩個師，死了兩個師長(何立中和牛元峰)，兩個師參謀長，6個團長非死即俘。這種仗再繼續打下去，他張學良有什麼面目去見那成千上萬流亡關內還指著他回東北的父老鄉親?據張學良自述：「當是時也，共產黨之停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入雲，實攻我心，不只對良個人，並已動搖大部分東北將士，至少深入少壯者之心。當進剿再見不能成功，良覺一己主張，自問失敗，徵詢眾人意見，遂有聯絡共產黨，同楊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實力，共同抗日種種獻策。……但當時，未知共黨真意何在?研討之下，必先設法同共黨取得連繫，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從未同共黨有過來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滬，向李杜徵詢，李派一代表來，名劉鼎者，彼自稱曾參加共黨，被經保釋放，彼可向滬方共黨負責者接洽，彼自身並非全權代表也。」

張學良在東北軍在軍事上接連失利後，急於尋找共產黨關係，這是事實。在張學良身邊，後來也確實來過一位叫劉鼎的中共聯絡員。但劉到西安的時間已經是1936年3月底了，而張學良情急之際當然不會為了上海的一個劉鼎等上3個多月的時間。實際上，還在1936年1月，張學良就已經與陝北的共產黨方面接上關係了。只不過，最初張學良仍舊以為中共中央應當還在上海，並沒有放棄到上海去找共產黨的努力。

但是，在交待張學良與陝北中共接上關係之前，還必須提到張學良所見的第一位共產黨人。這個人既不是劉鼎，也不是陝北的共產黨代表，而是一位手持國民政府財政部調查員公函的牧師真名叫董健吾，此前為上海中共特科成員。這時因為蔣介石秘密尋找共產黨關係以便進行談判，宋慶齡特地推薦了他。他是宋子文的同學，在上海做牧師多年有相當影響，從蔣介石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打過交道，因此很容易就被國民黨人委以重任，取得了進入陝北蘇區的通行證。

董健吾要進陝北蘇區，必須經過張學良這道關口。因此，董一到西安就拜訪了張學良，聲言「我是來向你借飛機到紅區去的」。據說，「張學良吃了一驚，跳起來瞪著眼睛說：『什麼?你敢到這裡來提出這樣的要求?你不知道憑這一點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槍斃麼?』」

張學良就這件事回憶說：當董健吾來時，「良親為談詢，彼不吐實，良告以若不露真實任務，難獲通過，(彼)被迫無奈，告良負有接洽任務。良雲匪區危險，共匪素不講情面，以當年在鄂招賀龍之人被殺相告。於是彼吐露系共黨同路人。(良)遂以王以哲將該人送入匪區，俟其返，告良接洽經過，並同良約，邇後互通消息。」

這個王牧師後來又來過西北，他在西安帶上了正好也想進入蘇區的美國記者斯諾，一同進到了蘇區去。因此，我們得以在斯諾的《西行漫記》中看到當時這件王牧師的形象。據斯諾記述說，這位王牧師是「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外表象個富裕商人」。不過，董既沒有成為陝北中共與南京國民黨之間的聯絡人，也沒有成為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搭橋人。

四 高福源幫助張學良接通共產黨

在1935年底1936年初，陝北蘇區的實際控制區，主要還在保安、安塞和瓦窯堡一帶，周圍稍大些的縣鎮，差不多都在國民黨軍隊的控制之下。在這些國民黨軍隊中，最具威脅的就要數沿著洛川、富縣、甘泉和延安一線直接深入到陝北蘇區中心地區的以王以哲為軍長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了。紅軍為了準備預定中的東征山西作戰，不得不首先南進，圍延安、困宜川、打甘泉，並準備適時襲取六十七軍軍部的所在地洛川，以解除後顧之憂。

這個時候的中共中央，雖然已經決定對東北軍展開統戰工作，但對身為西北「剿總」代總司令的張學良，無論如何不抱任何幻想。因此，這時紅軍的各種宣傳品中，幾乎都是把張學良與蔣介石相提並論的。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才使紅軍瞭解到，他們眼裡那個十惡不赦的「賣國賊」張學良，竟然也處在動搖之中!

當時，由於幾度與東北軍交手，發現東北軍戰鬥力較弱，紅軍將領多不把東北軍放在眼裡。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樣有完整城牆的縣城，紅軍因為裝備落後無力攻取外，一般進攻計畫制定得相當大膽。想不到，在照計畫進攻甘泉時，卻受到了頑強的抵抗。

紅軍之敢於放手進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牆殘破不堪，守軍又只有5個連，照理不能阻擋紅軍。想不到，紅軍十五軍團八十一師數度展開進攻，憑借武器優勢，硬是把紅軍擋在了城外。眼看強攻傷亡較大，前線總指揮彭德懷下令圍而不攻，每日利用前東北軍俘虜宣傳喊話，動搖守軍軍心。這種攻心之策頗見成效，不斷有持械來歸的東北軍士兵。鑒於守軍軍心已經動搖，彭德懷乾脆調來被俘不久，已經歸順紅軍的前東北軍六十七軍一０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讓他前往甘泉進行現身說法，勸告守軍指揮官放棄甘泉，甚至實行火線起義。

高福源是東北講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學生，後升入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頗受張學良和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賞識。畢業後即在王以哲軍長手下任職，直至擔任六一九團團長。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校時恰值「五四」運動之後，深受新思潮影響，因此思想上一向較為激進，被俘後自然很容易就對共產黨的主張感到心悅誠服，由他來進行現身說法，確實容易收到效果。但是，讓彭德懷萬萬想不到的是，高福源剛剛進到甘泉勸降，就通過守軍電台得知，王以哲軍長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軍軍部一談。

高福源本來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電報後，當即出城徵求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的意見，並明確表示願意進一步見王以哲說明共產黨人的聯合抗日主張。彭德懷對此雖不無疑問，但仍然表示了贊同的意見。隨後，高福源即動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時間是1936年1月8日，這個時間距離張學良得知東北軍牛元峰師被殲，趕回西安不過兩周多點兒時間。王以哲雖說是張學良信任的將領，但依照王以哲謹慎的性格和對張學良的服從，斷斷不會自作這等主張。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負中共勸降使命，卻仍然堅持要他前來洛川，清楚地顯示，張學良是幕後的主使人。

果不其然，一周之後，即1月15日，高福源就帶著令人吃驚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紅一方面軍司令部。據高福源說，他在洛川不僅見到了王以哲，張學良也親自駕機飛來與他談話，談話結果很讓人感到興奮。因為不僅王以哲對於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張深表贊成，而且張學良也表示願意親自與中共方面的全權代表就共同抗日問題進行商談。

張學良也會贊同聯共抗日?彭德懷多少感到意外。但彭德懷還是立即致電中共中央，說明了這一新的重要情況。

張學良是否真有誠意，這在毛澤東看來並特別不重要。與國民黨地方派系打交道多了，毛深知國民黨內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還在瓦窯堡會議之後就建立反日統一戰線問題所做的報告中，他就明確講過，國民黨裡有「大狗小狗飽狗餓狗」的爭鬥，「這點爭鬥，這個缺口，這種矛盾，對於革命的人民卻是有用的」。不管張學良是為了保存實力或是為了別的什麼目的來找中共，一旦與東北軍實現全線停戰，整個西北的局面就會改觀，紅軍下一步東進山西就減少了許多後顧之憂。

因此，毛澤東得到彭德懷電報後，立即回電提出：對張學良、王以哲應提出如下條件：一、全部軍隊停戰，全力抗日討蔣；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辦法；三、提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要求張、王意見；四、請張、王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採取之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五、立即交換密碼；六、歡迎王軍長與彭德懷見面，目前派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長周桓去洛川，編一適當密碼帶去，來回最好是十天以內。

與張學良、王以哲這樣高層的國民黨軍事將領打交道，必須派經驗豐富的交際裡手，因此，人選問題頗費周折。毛澤東反覆考慮，又接連提出了伍修權、葉劍英、肖勁光等人選，但彭德懷都認為不適宜。此時，恰逢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來到甘泉附近的方面軍司令部，彭德懷當即提議「改派李克農隨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洛川談判的重要一幕。

五 張學良對中共代表表示希望紅軍赴綏遠抗日

1月16日，李克農隨高福源前往洛川。次日，即17日，王以哲通過電報通知了張學良，同時於當天晚上與李克農見了面，雙方進行了初步的交談。這次談話沒有太多涉及實質性的問題，但氣氛相當融洽。李克農當天即通過王以哲軍部的電台電告毛澤東和彭德懷稱：王以哲對中共關於組織全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表示同情，但一切需決定於張學良。

第二天，即18日，張學良打來電報，請王以哲轉告李克農，他將於明後日親到洛川與李克農晤談。李克農立即通過王以哲的電台，將這個消息通報給了中共中央。

鑒於兩軍正式接觸已經開始，為促使談判成功，毛澤東於20日明確指示彭德懷解除對甘泉包圍，並要彭德懷迅速將這一消息通知李克農，以便轉知張學良與王以哲，顯示紅軍的誠意。彭德懷當即下令為甘泉解圍，同時於當晚用電報通知了王以哲，說明甘泉之圍已解，並且正動員群眾為城內守軍運送所急需之柴草。

就在這一天晚上，張學良也親自駕機飛來洛川，秘密與李克農面談。不過，關於這次會晤的情況，張學良後來在《懺悔錄》中的說法與當時的文字記錄多有不合。張說：正當剿共失利，思想動搖之際，「甘泉自動解圍，共匪表示不敵視東北軍之誠意，王以哲來電言，共匪派來負責代表一人，到彼軍部，請良親為接見。此時良記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撫馬化龍之故事，同時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種種，遂飛洛川，會見該人，彼自稱為李克農，良當時不悉李克農為共黨中何等人物，談判之下，所提之請，與後來共黨所提之條件大致相似，良答覆如彼等真誠，可以容納轉陳，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該黨，表示懷疑，促其首領毛澤東、周恩來輩來見，彼答以共黨所提諸事，曾經其全體表決者，如良誠信，彼可商請毛、周來見，彼立即北返」。

張學良在這裡所說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陝甘總督左宗棠。所謂左文襄公收撫馬化龍事，是指1870年左宗棠重兵圍攻甘肅反清回民武裝馬化龍部於金積堡，不戰而降馬化龍的事。至於張學良在這裡所說的李克農「所提之請」「與後來共黨所提之條件大致相似」一句，說的是中共決心「重受蔣公領導」，「取消紅軍名稱」，「 接受點編集訓」等等。

不難看出，《懺悔錄》中所說的情況，與事實相差甚遠。李克農來洛川見張、王，明明是張學良方面的主動，如何就變成了李克農自行前來，王以哲「請良親為接見」?李克農當時受彭德懷派遣來洛，張要見中共高級領導人，也只能是邀會彭德懷，如何會「促其首領毛澤東、周恩來輩來見?要知道，不要說張學良這時不瞭解中共領袖是些什麼人，就是瞭解，周恩來這時也與此事完全沒有關連，如何會想到請周來見?

同樣，說張這時想當左宗棠，不戰而降紅軍，也不合情理。試想，當年左宗棠能夠收撫馬化龍，口舌之利固然有用，但若無清兵在軍事上的強大優勢，馬化龍又如何會輕易歸降?而連遭紅軍挫敗的張學良，這時又有什麼樣的優勢可利用呢?毛澤東一個月前寫信給楊虎城時曾清楚地表示過對這位敗軍之將的輕視，信稱：「敝軍初到陝西，未遑寧處，聊一還擊，即得槍四千餘枝，俘虜五千餘人，董英斌(即東北軍第五十七軍軍長—引者注)星夜逃還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謂，此僅對賣國將軍 (指張學良—引者注)略施警告，勸其及早改圖反蔣抗日，警告之不聽，則其後患不堪設想。」連遭敗績，被動已極，深恐再與紅軍作戰的張學良，這時又如何會指望做左宗棠?

更為荒謬的是，說什麼李克農來洛川表示紅軍準備取消名稱，接受蔣介石領導。從前引毛澤東給中共談判代表的指示和毛給楊虎城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痛打了東北軍之後，中共中央估計張學良主動求和是為了保存實力，因此，毛澤東要求李克農乘勢去談「目前東北軍可能採取之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勸其及早改圖反蔣抗日」。如果說李克農未必能夠堅持以「抗日討蔣」為談判前提，但至少也不會擅作主張，反過來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國民黨收編紅軍吧?

張學良的《懺悔錄》寫於那個不自由的時代，難免有諸多難言和諱言之處，再加上有人捉刀代筆，其中有不合事實的地方自然可以想像。

那麼，李克農與張學良究竟談了些什麼呢?

20日晚，李克農給中共中央發去一封電報，具體說明了談判的情況。電報稱：與張學良談了三個小時，據張學良說，國民黨內同情於國防政府者頗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誠意方面，張願為此奔走。他準備赴甘肅、南京為此進行斡旋，約期兩周，如有成績，則擬約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並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同來談話。但目前為保守秘密及自身環境起見，他表面仍須採取消極態度。至於東北軍和紅軍兩部，目前應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範圍內恢復雙方區域之經濟通商。

當然，在與張學良和王以哲的談話過程中，李克農明顯地感覺到張學良較「滑頭」，而王以哲較「誠懇」。因為，中共中央再三強調要拉東北軍加入「抗日反蔣 」，談判過程中毛澤東還有電報給彭德懷，要彭告訴李克農，談判關鍵在「抗日反蔣」，只要張學良同意「抗日反蔣」，其他一切問題都好商量。因此，李克農幾度提「抗日反蔣」的問題，但只有王以哲對此私下表示同情，言談話語之間流露出對蔣介石相當不滿，張學良在這一點上卻表示異議。他一方面贊同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大談國民黨中許多人都同意停止內戰和組織國防政府，以便盡快對日開戰，甚至閻錫山也與他談論過同樣的想法，他願意為此出面活動，並表示，如果活動成功，兩周之內他就可以邀集閻錫山等共同與中共領袖討論合作的問題。但在另一方面，張學良這時明確表示對蔣介石還有好感，不贊成中共的「抗日反蔣」方針，希望紅軍能夠北出寧夏，到綏遠背靠外蒙發動抗日。

六 彭德懷懷疑「張企圖以抗日而不反蔣的口吻來和緩我軍」

21日，李克農返回紅軍一方面軍司令部，進一步向彭德懷詳細匯報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情況。從毛澤東幾度強調爭取張學良參加「抗日反蔣」的情況，可以看出，毛對與張學良的談判，是寄予了較高的期望的。李克農的談判所得，與毛澤東的期望顯然有相當大的距離。難怪彭德懷在聽了李克農的匯報後並不滿意。他當晚即打電報給毛澤東說，張學良找紅軍談判，看來仍舊是軍閥之間矛盾衝突的一種表現。張多半只是在紅軍的威脅下，在蔣介石一時抽不出很大的力量來援助他的情況下，「企圖以抗日不反蔣的口吻來和緩我軍」，這種現象，「仍是各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反映」。特別是張學良在會談中提出，紅軍應當北出寧夏到綏遠去背靠外蒙，發動抗日，這在彭德懷看來，分明是「企圖我軍脫離陝北入寧綏依外蒙求得甘陝地盤完整，導火日蘇戰爭」。這說明，「英美日在中國矛盾更加尖銳，蔣、張以英美為背景，聯合反動各派，以新的欺騙緩和革命」。

張學良的地位，他的「不抵抗將軍」的形象，以及與蔣介石的關係，都使這時實際負責對東北軍統戰工作的彭德懷一時對他很難相信。但對王以哲就不同了。聽了李克農的介紹，又看了李帶來的王以哲給彭德懷的表示誠意的手書，彭德懷相信「王對抗日態度誠懇」，只是較「軟弱」一些，因此開始積極地對王開展統戰工作。

在李克農回到司令部的第二天，即23日，彭德懷就致電王以哲，說明日本進攻甚急，為集合全國之力，統一抗日戰線，不僅「請我兄從各方面鼎力干旋，以期迅速實現」「集合全國之力，統一抗日戰線」的目標，而且「為求得各種問題更進一步瞭解，深望與兄在延安一晤」。彭德懷顯然不瞭解，王以哲只是尊命行事而已，沒有張學良的批准，他是絕不會與中共直接發生關係的。因此，王以哲收到彭德懷電報後，立即轉發西安張學良，同時電告彭德懷，來電已轉張先生，至晤面事，容定期再聞。事實上，張學良是不會允許自己的部下在這種事上越俎代庖的，張學良既然已經決定外出活動，與彭德懷見面的事當然也就做不成。

但彭德懷不明就裡，還是一再致電王以哲，希望早日見面。他在26日的電報裡強調說，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準備，對於抗日軍餉、彈藥及技術兵種的籌備，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據地的確立，國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組織等大計，均須與張總司令及兄等早日見面。否則，日本帝國主義將阻礙或破壞吾人抗日之實現。

彭德懷這時所以堅持邀王以哲會面，與對王的好感不無關係。從內部情報得知，洛川會談後，王以哲抗日情緒明顯高漲。據報，王以哲曾召集軍官訓話，宣稱打紅軍戰鬥快要結束，三個月後東北軍就要去打日本了，因為日本準備大舉進攻，我們已無路再退。注意到這種情況，彭德懷自然相信王以哲確實可以多做爭取工作。但是，正如王以哲復電所稱：來電已轉張先生，所商大計均須待張學良先生決定，但張先生尚無回電，殆已離省。如此奔走去矣，預計數日內當有回電及確切決定，為期甚速，弟意可不必單獨先與兄晤。

1月27日，為實行前此決定的東渡黃河，進攻山西的作戰計畫，中央軍委下令十五軍團先期北上，開往甘谷驛與延長之間的張家渠。次日，一軍團在甘泉以東之臨真鎮也舉行抗日討賊誓師大會，第二天全軍亦遵命北移延長地區。至此，彭德懷也必須要帶領原在甘泉附近麻子街的方面軍司令部向北移動。29日彭德懷抵達臨真鎮，30日趕到延長，其與王以哲見面之事也不了了之了。

但彭德懷這時實際上仍舊負責著對張、王的統戰工作。為確保東征作戰的順利進行，彭德懷於2月3日和 6日又兩電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農再赴洛川就雙方共同抗日救國問題進行具體商討。由於張學良外出未歸，王以哲仍然不敢自作主張。直到2月中旬張學良由南京動身回西安之前，才有電報給高福源轉致彭德懷，「要李克農去洛川面商大計」。得電後，已經隨部隊前往黃河沿岸的毛澤東和彭德懷一方面回電再度勸說張學良與蔣介石劃清界限，一方面立即通知留守後方的周恩來，要他就近通知李克農速去洛川談判。

這次談判的目的，是要具體商討兩軍停戰及合作關係問題，關係重大。鑒於前次談判的情況，毛澤東等這時事實上對張學良的政治態度已多少有所瞭解，因而不再想像可以輕易勸說張學良贊成「抗日反蔣」了。毛澤東和彭德懷雖然在去電中仍舊堅持加以勸說，但在他2月21日給李克農的談判訓令中則明確主張不要因為張學良暫時不贊同反蔣使談判破裂。也就是說，對於這次談判，他們並沒有設定過高的目標。訓令所規定的談判原則是：(一）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二）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三）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反對蔣介石召集任何違反民意、欺騙民眾、喪國辱權的會議，堅持抗日討賣國賊不可分離，反對抗日不討賣國賊。但在此次談判中不應因這些原則問題與張造成尖銳對立，致妨礙初步協定訂立。（四）張提出取消蘇維埃，則克農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以政府問題付之，全國人民公決，而在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做取消雙方政府，成立全國人民公意之政府為度的初步討論。（五）如張提出取消暴動，則克農即提出取消一切國民黨的壓迫制度、封建剝削，全國抗日，如此則自無暴動之必要，否則以暴動戰爭對付日本與賣國賊，是中華民族的神聖事業。（六）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七）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

從以上的原則中，可以看出，基於上一次接觸的經驗，中共中央此時對張學良的估計已經變得實際一些了。它相信，張學良之所以願意與中共談判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根本上是因為他懼於紅軍的威力，加上東北軍以及全國範圍抗日情緒高漲，同時他也對蔣介石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控制不滿。但是，張學良目前還不會馬上接受共產黨的「抗日反蔣」主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接受蔣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軌道，引進共產黨代表於國民大會，在共赴國難口號下取消蘇維埃制度與暴動策略，接受南京節制，以最後瓦解紅軍」。因此，談判目的，主要並不在於爭取張學良參加反蔣，而是「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七 毛澤東主張讓張學良做國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聯軍總司令

與彭德懷不同，毛澤東對張學良的信任似乎多一些。還在第一次洛川會談過程中，他就曾經打電報給彭德懷，要他告訴李克農，中共方面願意與張學良真誠合作。電報稱：（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我方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於成；（乙）向彼方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則前途是很危險的；（丙）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並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

毛澤東這封電報到得晚了些，彭德懷得到電報時，李克農已經結束了那一次與張學良的會談。但這個意見，毛澤東仍是堅持的，彭德懷隨後也表示了同意。

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是中共中央這時有關建立全國範圍的統一戰線問題的最重要的政治主張。按照在此之前首先在莫斯科提出這一主張的共產國際的想法，這樣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是應當由共產黨來做發起人和中心的。許諾可以讓張學良來做政府主席和聯軍總司令，與共產國際的願望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注重實力原則的毛澤東看來，從統戰的角度來考慮，這無疑是必要的。畢竟張學良有多過紅軍幾倍的兵力，在全國地方實力派當中又有相當高的地位。要與張學良聯合，必須考慮到實力上的這種種情況。新談判方針，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而制定的。

不過，這並不表明毛澤東不再希望爭取張學良「抗日反蔣」。這從他和彭德懷給張學良和王以哲的一系列電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直到2月19日，毛、彭聯名通知張學良和王以哲，李克農將要前往洛川面商一切的電報中仍可以看出這種心態。電報特別提出：「日本滅亡中國之一切行動均得南京政府蔣介石之贊助與擁護，希望其起而抗日實無異於與虎謀皮。」

李克農是2月21日由瓦窯堡動身。據隨行的機要員戴鏡元回憶，出發前兩天，毛澤東和彭德懷聯名致電張學良、王以哲，說明我方代表李克農等4人於2月21日啟程由瓦窯堡動身，25日可抵洛川。但戴在具體描述時，卻提到了5個人，即帶路的高福源一身農民打扮，頭包白毛巾，正式代表李克農身穿中山裝，負責機要的戴鏡元穿學生裝，同行的蘇維埃政府經濟部貿易局局長錢之光戴禮帽穿長衫，再加上一位警衛員著便服。回憶有時候真不可靠。查對當時的電報，就可以知道戴鏡元的回憶很不準確。因為毛、彭聯名給張、王的電報是實際上彭德懷起草的，由毛於2月19日轉發的，當時彭德懷已赴前線，並不清楚李克農的具體行程，還是毛電告彭李克農動身日期，要彭打電報通知王以哲的。另外，戴回憶說整個洛川談判都是由周恩來親自部署指示的，但周當時已去了山西前線，也不是事實。因為有電報表明，周恩來當時仍在瓦窯堡，毛19日曾打電報要周恩來即令李克農去洛川。再者，錢之光這時也沒有同行，錢去洛川的時間已經是3月5日以後的事了，因為當時李克農與王以哲已經就通商等問題達成了協議。

李克農到洛川是25日，張學良臨時有事去南京，沒有馬上趕來見李。但他行前顯然已經向王以哲佈置過與中共談判事宜，因此，王以哲不僅表現出「抗日熱情極高 」，主動表示願意向華北宋哲元及韓復渠等處宣傳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主張，而且對成立雙方協定也相當積極。針對他的部隊與紅軍的關係問題，王以哲還坦率地提出了有關徹底解決延安、甘泉被圍軍隊及其交通的三項辦法。經過磋商，雙方於28日初步達成如下「口頭諒解」：（甲）由延安至甘泉至富縣沿馬路交通左右各五里之內雙方均不駐軍隊，凡經此之一切補充，均不得阻攔，雙方並負有互助幫助之責。但雙方均不應攜帶武器，在該地區亦不得有偵察或破壞等行為，該地區政府亦應非武裝化。紅軍過路應予通行，惟紅軍部隊橫過馬路時，應事先通知東北軍。（乙）為避免雙方衝突起見，凡延安、甘泉城周圍二十里內，東北軍得自由出城採辦糧食，但不得攜帶武器，對蘇區民眾不得強買強賣。(丙）如蘇區民眾須至白區採購日用品時，駐城之東北軍應給予方便。為避外人耳目，駐富縣之東北軍應予形式上的檢查。入城後，蘇區民眾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壞東北軍的行為。

上述「諒解」，在毛澤東等看來無非就是要紅軍解圍，既然成為友軍，互不侵犯，既然如此，條件還應當可以再放寬些。毛澤東29日得到通報之後當即復電提出，可以考慮：（甲）為鞏固兩軍，團結一致對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陝甘邊區及關中區）；（乙）富—甘—延交通可立即恢復來往，便於糧食被服之運輸及經濟通商，攜帶武器與否不必拘束；（丙）延安、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憑價購買，為便利延、甘友軍起見，應轉告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運送柴糧等物進城，恢復尋常關係；（丁）恢復紅白兩區通商關係，紅軍採買貨物經過鹿縣洛川等者，東北軍有保護之責，東北軍入蘇區辦貨者，紅軍有保護之責。

毛澤東的方案顯然更加簡單易行，王以哲原則上當然贊成，問題是毛的提議是針對整個東北軍的，而他只能負責他的六十七軍，因此，他把毛澤東所提方案中有關東北軍的字樣，統統改成了六十七軍。同時，增加了紅軍進入白區採買貨物需著便裝的文字。兩軍之間的協議因此順利達成。不過，為避免兩軍接觸和摩擦，王以哲還特別緻毛澤東和彭德懷，「誠懇」地請求中共方面同意：為保證永久的雙方安全，紅軍圍甘部隊應退至甘泉十里以外，移出之防地，六十七軍不得進駐；另沿富— 甘—延馬路雙方亦不住軍隊，惟蘇區政府武裝不在規定之內，此又可掩人耳目，對外搪塞」。對此，毛澤東等答應得十分痛快，他在給李克農的回電中稱：抗日救國大計既定，凡屬有利友軍而無妨大局之事，我方無不樂從。望轉告王以哲，以後隨事商量，可不拘形跡。

3月3日，李克農通知彭德懷、毛澤東等與東北軍整個協定，需待張學良回來才能決定，但與王以哲部的局部口頭協議已成。據此，中共中央於5日即通知所屬各有關部門，說：「關於我方與東北軍整個協定尚在磋商，現先與六十七軍王軍長以哲所部訂立……局部的口頭協定，並於三月五日開始執行」。陝甘「兩省省委及軍區應將本協定各項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鹿(富)縣等靠近六十七軍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縣區鄉黨部、政府、民眾團體、紅軍、遊擊隊、赤少隊，解說明白，並遵照執行，給予六十七軍以糧柴之便利，對六十七軍人員通過馬路者表示好意與歡迎，入蘇區辦貨者加以保護，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之關係，以達成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訂立抗日討賣國賊協定之目的」。

八 中共中央肯定張學良是「民族革命派」

張學良是3月3日返回西安的，他一到西安就通知王以哲，說他將馬上來洛川與李克農見面。

4日夜，張學良親駕飛機飛抵洛川，一下飛機就忙著見李克農。令李克農不解的是，同上次談話不同，張學良這次再未提對蔣介石的問題，中共中央要李克農準備用來應付張學良在政治上發難的種種答詞，幾乎完全沒有派上用場。張學良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夠盡快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延安進行會談，並派代表常駐西安，以便擴大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宣傳和與各方面的接洽。同時，張學良特別提出，希望中共能夠介紹他的代表前往蘇聯，與蘇聯政府商談合作抗日的問題。這無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想要提出的。還在3日上午，彭德懷、毛澤東就有電報給李克農，要他轉告張學良、王以哲：「深望張副司令王軍長領導東北軍完全團結，與我合作到底，並確立聯俄政策。」說「當今之世，惟有蘇聯是真正反侵略者又真正有實力者，英國亦探聯俄政策，中國更應速決大計」。如今，張學良主動提出秘密聯蘇問題，這意味著，他與共產黨更加接近了。

5日凌晨，李克農通過王以哲的電台報告中共中央稱：今日與張學良晤面結果甚佳。你們與張學良見面地點已約定在延安，時間一星期內由我方選擇，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及博古中一人出席即可。

中共中央這時剛剛得到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幾份重要文件，正準備在山西石樓就實行新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問題開會研討，因此，包括留在後方的領導人周恩來、博古等，都已趕往山西石樓。得到李克農的電報，毛澤東等人相當滿意，因此要李迅速取道延川趕來石樓參加會議報告經過情形。不過，由於交通不便，如果要從在一周內按照張學良提議，從石樓趕到延安與張會晤，無論如何不大可能。因此，毛澤東電告李克農稱：由於周、博等均來前方開會，需10 日才能結束，我方負責人從石樓趕往延安，至快也要到17日左右。

毛澤東的電報到洛川時，李克農已經離開。王以哲收到電報即轉給張學良，張學良恰好患喉痛，說話困難，醫生要其靜養數日，因此張學良特別表示，中共中央赴延安者究為何人，毛澤東或彭德懷，亦或周恩來?如未成行，可緩來。若已經成行，則他當「力疾踐諾前來」 。這樣，3月5日決定的一周內舉行張學良與中共負責人的延安會談，自然延期了。不過，王以哲特別電告毛澤東和彭德懷說，19日以後張先生有要事外出，故最好能於19日前在延安會談，否則恐須延期相當時日了。

但是，為了等齊出席會議的中共領導人，中共中央的會議一直拖到20日才開始舉行。此前，李克農已於16日趕到石樓，向毛澤東等人匯報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詳細情況。根據共產國際統一戰線新政策的精神，又考慮到國內的特殊情況，全面負責中央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的毛澤東在他的報告中開始對張學良另眼看待。他在報告中把國民黨分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兩大類，肯定蔣介石仍屬於「民族反革命派」，而張學良則屬於「民族革命派」，可與我們走一致的路。當然，同宋慶齡等「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比起來，張學良還只是中間力量，但無論如何，從把張學良看成是「賣國賊」，與蔣介石相提並論，到肯定張學良是自己的同路人，肯定其為革命派，這清楚地顯示了中共中央對張學良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器重和信任。

考慮到毛澤東和彭德懷必須留在山西前線指揮作戰，不便趕回陝北延安與張學良會談，周恩來在後方負責，中共中央討論決定談判工作改由周恩來出面進行。

3月16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聯名致電王以哲，說明：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同志為全權代表到延安與張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計。時間可定在本月，具體日期可由張先生確定後電告周同志，俟得電復，即啟程趕赴延安。

至此，張學良與中共的統戰關係得以正式建立。隨著延安高級會談的秘密舉行，張學良從此走上了西安事變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