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北京嫖賭之風日盛，不僅販夫走卒、紈褲子弟、政府官員成了嫖客賭徒，連青年學生也沾上了嫖賭惡習。盛傳當時北京前門外的酒樓妓院主要的顧客多來自「兩院一堂」，「兩院」是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是社會上還沿用「大學堂」名稱的北京大學。

喜冶遊者不僅僅是青年學生，大學教授更甚。據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中引蔡元培的話：「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狹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可見當時妓事之盛。

辜鴻銘在北大期間，好做狹邪遊，課餘，常與友人出入勾欄。他喜歡奪取妓女手中手帕，無論顏色為何，皆納入懷中，常在課堂取手帕揩鼻涕，五顏六色，繽紛滿案，學生匿笑，亦不顧也。辜鴻銘曾勸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不妨先去逛逛八大胡同。因為從那些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女性的端莊、羞怯和優美。對此，林語堂評論說：「辜鴻銘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生已經不會了。」

辜鴻銘曾提出過著名的「茶壺茶杯論」，他本人身體力行，不僅討了一位中國太太，還討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們對他很好，但有時也會聯手對付這位古怪老頭，因此辜鴻銘多少有點懼內，別人抓住這個小辮調侃他，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還有王法麼？」辜懼內，但好嫖，又衛道，他曾搬出《大學》、孔夫子為自己辯解：「《牡丹亭》曲本有艷句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此原本於《大學》『如好好色』之意。余謂今人之心失真，即於冶遊、賭博、嗜欲等事也可見一般。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余曰：『古之嫖者為己，今之嫖者為人。』」辜鴻銘在幫袁世凱做《二十一條》的翻譯之時，領到三百大洋，逕直去了八大胡同，散於胭脂堆中，不領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間造孽錢」之意。此可謂「嫖之有道」。溫源寧評價辜鴻銘：「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奴隸標誌(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知人之論。

怕老婆而又喜冶遊者，辜鴻銘絕非孤例。王韜亦喜冶遊，但又極懼內。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老僕跟從，晚十時一過，此僕必附耳告以時刻，王不以為忤，輒翩然而歸。王氏曾致信伍廷芳，談起懼內經：「弟固亦嘗有妾矣，已納十年，未占一索……位雖虛而猶設，琴在御而不彈；偶有餘閒，偕二三同志，載酒看畫，不過聊作消遣，而約束已隨其後。跬步暫蹈，荊棘便生。一刻之歡，不敵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塵海中苦惱群生也！」哈哈哈。

當年流連勾欄者，不僅僅是遺老遺少們的愛好，很多新派人物也趨之若鶩。蔣介石一生服膺宋明理學，又曾在上海洋場的花街柳巷長久浸淫，內心掙扎可想而知。某次途經香港，蔣日記上寫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經受考驗，就看今天！」結果當天晚上他還是去了妓院，並在日記上寫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並自勵曰：「見艷心動，記大過一次。」被蔣介石稱為「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之師表」的胡適先生，青年時期也曾多次逛過窖子，並在自己的日記中多有記載。1910年3月某夜，大雨滂沱。胡適和一幫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後雇一輛人力車回家。遇巡捕盤問，胡博士乘著酒勁，光著腳板，用皮鞋醉打巡捕，此後被罰款五元。車伕乘他酒醉，順手牽羊，剝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錢包，把他扔在雨裡了事。

胡適後來對此類「風流雅事」多有反省，1914年6月30日，他始提倡禁嫖。「今日急務，在於一種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輿論，令人人皆知女子墮落為天下最可憐之事，令人人皆知賣良為娼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為人道大惡，為社會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胡適對妓女也頗為同情和尊重。某年，高一涵把一名妓女接回家中同居，正在南方養病的胡適得知消息後，寫信給妻子江冬秀，勸其不要歧視相鄰而居的高一涵和那名妓女，另外還致書高一涵，勸其新娶之後，要專心學問。高一涵甚感寬慰，回信說：「誰知你竟能超脫一切俗見，竟於寬恕之外，來勉勵我前進，真使我感愧無地！」

當時妓事雖盛，但民風未開，衛道甚嚴。「性學博士」張競生的《性史》，與主張在教室公開做人體寫生的劉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錦暉，就曾被傳統勢力視作「三大文妖」。張競生在報紙上撰寫提倡避孕節育的文章，被誣蔑為「賣春博士」。《性史》出版後僅四個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致函警察廳，稱南開附近的書店出售《性史》、《情書一束》、《女性美》、《夫婦之性的生活》、《渾如篇》等書，「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之，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魯迅先生曾不無揶揄地說：「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大約當在25世紀。」